不是坏人太多，而是规则太纵容“有毒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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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

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在学校办公楼的楼梯间里。两个学生边走边聊，语气轻松，像在讨论周末去哪儿玩。我愣了好几秒。这句话能成为流行梗，不只因为新鲜，更是因为它说破了一个我们早已默认却始终不愿深想的规则：为了那个被许诺为“岸”的目标，爱情是可以牺牲的，关系是可以切割的，人是可以被工具化的。更可悲的是，我们对这一切已经不愤怒了，我们把某种冷酷内化成了日常。

当今社会，似乎人人都想“上岸”。但问题是，当每个人都拼命往同一个岸上游的时候，海里的生存法则就变了。你不再是同行者，你是我的竞争对手；我不想害你，但也没义务拉你一把；如果必要的话，踩你一脚、把你按下去，也是正当防卫。这套逻辑，我们太熟悉了。而很少有人追问：是谁把这套逻辑立成了规则？为什么“赢家通吃”成了默认设置？为什么那些最擅长踩着别人往上走的人，常常被赞美为“有狼性”“够果断”“能成大事”？

《有毒的人》这本书，给了一个让我沉默良久的答案。

《有毒的人：识别并应对你身边的暗黑人格者》，[加]利安娜·坦恩·布林克 著，王利娟 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那些说不清哪里不对的人

这本书的作者利安娜·坦恩·布林克是一位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家。她的研究对象跨度之大，颇为罕见：从监狱里的性犯罪者，到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经理。起初，她以为自己在研究两种截然不同的物种，但渐渐地，她意识到这两群人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书中呈现了一个核心发现：精神病态特质是连续分布的，并非简单的“有”或“无”。那些在心理量表上得分极高的重刑犯，与在曼哈顿写字楼里辱虐下属的CEO（首席执行官），其实共享同一套行为模式——情感冷漠、精于操控、无视规则。区别只在于，一个越过了法律的红线，一个没有。作者将这一发现命名为“精神病态的胆固醇理论”——正如胆固醇存在于每个人的血液中，暗黑人格特质也是广泛分布的连续谱系，只有当它的“浓度”过高时，才会对周围的人造成伤害。大多数人得分很低，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大约10%-20%——得分显著偏高。而精神病态只是“黑暗四联征”中的一个，它与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施虐癖共享同一个“黑暗核心”：冷酷无情、善于操控、把他人当作工具。得分偏高的人，未必会犯下惊天罪行，他们可能是你身边那个总抢功劳的同事，那个分手后仍纠缠不休的前任，那个在各种群里拉帮结派、孤立异己的人。

读到此处，我忍不住问自己：作为中国读者，我们真的需要这样一本“识别坏人手册”吗？从小到大，我们被教导的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遇到难相处的人，第一反应是反思自己是不是太敏感；在职场里被穿小鞋，我们安慰自己“领导也是为你好”；在感情中遭遇冷暴力，我们替对方开脱“是最近压力太大了”。我们的文化有时会把恶意稀释成“一时冲动”“性格不合”“一场误会”，在这样的语境里，善良是一种美德，也可能是一种诅咒。它让我们在被伤害时，忙着替施害者找理由；在应该转身离开时，选择再给对方一次机会。它让那些“有毒之人”在我们的生活里畅行无阻。

正因如此，这本书不是写给那些极端案例的，而是写给被这样的人困住却始终说不清哪里不对劲的人的。它以扎实的数据和研究，提供了一套经过科学检验的工具：如何识别隐藏在日常中的暗黑人格者？如果不幸已经与之绑定，是该留下，还是离开？如果暂时无法离开，又该如何把伤害降到最低？它甚至还将目光转向我们自己——当我们愤怒、疲惫、匿名、置身群体对立时，是否也会成为临时的“情境性精神病态者”？又该如何在识别恶意的同时，守住内心的善意？

是谁交出了权力？

读完这本书，我意识到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或许不是那10%的“有毒之人”，而是那套让他们如鱼得水的游戏规则。书中有两个观点，我反复读了很多遍。

第一个观点是：暗黑人格的“收益”极小且短暂，而代价——经济的、情感的、道德的、社会的——却由所有人承担。这其实是个有点反直觉的判断，因为我们太习惯相信“坏人会赢”了。你看那个抢功的同事升职了，那个玩弄感情的恋人从未被惩罚，那个满口谎言的政治家高票连任。证据就在眼前，怎么能说他们没有收益？作者并没有否认这些人短期内可能获利，她追问的是：然后呢？她追踪了101位对冲基金经理十年的业绩，发现精神病态特质得分越高的人，长期投资回报反而越低。她分析了美国参议员的立法效率，发现那些最擅长操纵、支配同僚的“狠角色”，反而更难推动法案通过。她查阅了数十项研究，发现那些靠冷酷无情爬上高位的人，最终往往留下一个离心离德、人才流失的烂摊子。

所以，“赢”是暂时的，代价是长期的。更可悲的是，这些代价并不只由肇事者承担。那个被职场霸凌逼到离职的员工，不会收到老板的任何赔偿；那个被折磨多年、对亲密关系失去信任的女孩，不会收到前任的道歉；那个被民粹煽动得四分五裂的社会，也别想等来政客们的半分歉意。

收益私有化，成本社会化——这是暗黑人格者最精妙的算计。但这里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这笔账，凭什么由我们来付？书中的第二个观点给出了答案：暗黑人格者之所以能造成巨大破坏，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有多强大，而是因为多数人主动或被动地交出了权力。

这让我想起这些年观察到的很多现象。比如“内卷”。我们一边痛恨它，一边又不敢退出。为什么？因为害怕落后，害怕被那个单一的标准抛弃。我们亲手把评判自己的权力，交给了那个只认分数的系统。比如“上岸崇拜”。我们把考研、考公、考编当作人生的唯一正解，年复一年往那几根树枝上挤，哪怕明知大多数人注定要掉下去。我们亲手把定义“好生活”的权力，交给了那个制造焦虑的社会时钟。再比如“有毒职场”。那个开会时打断所有人、把下属功劳据为己有的领导，他是怎么上位的？是谁在年终考核里给他打高分？是谁在他羞辱同事时装作没听见？是谁在他把团队带崩之后，还给他升职加薪？那些真正掌握权力的人，本可以说“不”，但他们没有。而那些和他朝夕相处的同事呢？书里提到一个叫特里西娅的药剂师，她被暗黑人格者折磨了整整一年，终于鼓起勇气向公司投诉，人力资源部门让她记录证据，她记了，然后呢？没有然后。其他同事因为害怕报复，没有人愿意为她做证。特里西娅不是一个人，而我们是那一个个“其他同事”。

不是我们有意作恶。是我们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相信“他自己会改变的”，觉得“光靠一个人的力量做不了什么”。我们甚至对那些行事鲁莽、言语出格的领导者产生一种扭曲的好感，只因他们看起来“真性情”“敢说敢做”“不拘一格”。每一次沉默，每一次纵容，每一次对这种“娱乐性”的默许和围观，都是在把自己手里的那份权力，一点一点交出去。当然，这不是想苛责谁，而只是想提醒：有时候，那些我们以为“适应环境”的、精明的、理性的选择，恰恰会固化一个我们并不期待的世界，并把我们困在其中。在权力交出去之后，“坏人”不会消失。他们只是安安稳稳地留在原地，继续他们的游戏。

从“抵抗”转向“耐受”

这本书给我的最大安慰是：它没有把希望寄托在“消灭坏人”上。因为坏人消灭不完。即使把那10%的人都关进监狱，明天还会有新的人长成那10%。这不是宿命论，这是统计规律。只要那套“赢家通吃、零和博弈、冷漠即强大”的文化还在，它就会源源不断地制造出适应这套文化的人。

既然无法根除，我们该怎么办？作者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从“抵抗”转向“耐受”。她讲了一个北美家雀的故事。20世纪90年代，一种致命的细菌感染开始在雀鸟中传播。研究者本以为鸟儿会进化出更强的免疫力——这是经典的“军备竞赛”路径：病菌变强，宿主变强，病菌再变强，循环往复，永无止境。但雀鸟选择了另一条路：它们进化出了对细菌的耐受性——带菌，但不发病；共存，但不致命。这不是投降，这是另一种智慧。承认我们无法生活在一个没有恶意的世界，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任其宰割。我们可以建立清晰的边界，让越界者承担后果；我们可以重构激励方式，让善良不再被惩罚；我们可以把奖励投向那些合作、负责任的人，哪怕他们不那么“强势”；我们可以在逼仄的环境里，给自己和身边的人留一点喘息的空间。

图源：视觉中国

这正是这本书最核心的主张之一：与其把全部力气花在识别和防范“有毒之人”上，不如去改变那些催生毒性的土壤。这意味着，我们要让组织的规则足够清晰透明，让善于钻空子的人无机可乘；让合作与共情成为领导力的核心评价标准，而不是嘴上说着重视团队、私下奖励那些踩着同事上位的“狼性人才”；还意味着，我们要让孩子从小有机会练习自己做决定，而不是被修剪成只会服从和竞争的考试机器；我们要重新思考“成功”的定义，让善良、仁爱和诚实成为核心品质，将操纵、欺骗和虐待逐出奖赏清单……这些都不是宏大的革命，它们是每一次“不一笑了之”、每一次“我愿意做证”、每一次“我觉得这样不对”的微小累积。无数普通人在无数个瞬间决定不再配合，就这样，曾经看似坚不可摧的东西，也可以一点点被撬动。

这种“不再配合”，正是我们与暗黑人格者共处的方式：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但也绝不纵容；是学会把伤害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不天真也不绝望——既不轻信“全世界都是好人”，也不哀叹“这个世界不会好了”；是在识别毒性的同时，保留被触动的能力；是在设立边界的同时，依然愿意为那些值得的人打开门。

这个答案也许不够爽，也不够解气，但它可能是真的。

我们无法生活在一个没有恶意的世界里，但可以选择不让恶意定义我们是谁。就像那个被反复追问的“岸”，也许真正的岸，从来不是所有人都往上爬、挤满了踩踏者的孤岛。真正的岸，是在海里也能自由呼吸的能力，是在暗流中敢向同伴伸出手的笃信，是在认清人性幽暗之后依然愿意为微光停留的勇气。

（本文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原文为《有毒的人：识别并应对你身边的暗黑人格者》一书“推荐序”——《如何与暗黑人格者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