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佐”复活，“日版CIA”诞生，日本真要走军国主义老路？

据日媒4月25日报道，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干部军衔称谓的方针，将战后沿用至今的自卫队专属军衔向国际通用的军队军衔靠拢，这意味着带有强烈军国主义色彩的“大佐”等称谓即将死灰复燃。而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刚刚大幅放宽“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4月23日，日本众议院表决通过了法案，将要新设“国家情报局”，效仿美国中央情报局，打造首相直接领导的一元化情报谍报体系。

从自卫队称谓的“正名”到国家情报机器的集权，高市早苗政权正打着所谓“国家正常化”的旗号，推进着一套缜密的制度性破局。这一系列回归战前体制的动向不禁令国际社会担忧：日本是否真的要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

自卫队军衔称谓的修改，是日本企图彻底摆脱“自卫武装”定位、谋求正规军队地位的重大政治试探。自1954年自卫队成立以来，日本官方为了规避国内外对日本重新武装的担忧，一直以自卫队并非“军队”为由，刻意长期使用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军衔名称。然而，如今这一维系了70余年的方针将迎来重大转折。根据日本政府最新敲定的方针，在将官序列中，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各自最高长官的幕僚长等将被改称为“大将”，其余将官将被定为“中将”“少将”。

在佐官（校官）级别中，一等佐将被改为“大佐”，二等佐改为“中佐”，三等佐改为“少佐”。由此类推，尉官也将改为改为“大尉”“中尉”和“少尉”。日本政府计划于本年度内向国会提交《自卫队法》等相关法案的修订草案。日本政府高层官员给出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此举旨在打造“能怀揣荣誉与自豪感开展工作的环境”，并以此来帮助自卫队招募人才，同时这也有助于方便民众辨别职级高低，跟国际标准接轨。

然而，这套说辞掩盖不了强军备战的本质。联合执政的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在去年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就已经写明，要在2026年度内完成自卫队军衔的国际标准化调整。这充分说明，此举是日本右翼执政当局蓄谋已久的政治议程。

从日本政府在推行这一军衔调整时的做法来看，也充分表现出其心虚和狡猾。一方面，日本政府计划不会改动“曹”级与“士级”军衔名称，因为若将相关名称改为军曹、二等兵等二战时日军的称谓，可能会加剧旧日本军队的负面历史印象。另一方面，执政党内部虽曾提出将“普通科”改称“步兵科”、“幕僚”改称“参谋”等更名方案，但最终还是决定暂缓推进。这种只改高级将领，暂缓基层士官与敏感科室的做法，暴露出日本政府既想复活军国主义符号，又想掩人耳目，避免引发国内民众与周边国家强烈反弹的投机心理。

如果说复活“大佐”是日本想要在“面子”上重塑军队威风，那么成立“国家情报局”则是在“里子”上打造对外扩张的战略利器。4月23日日本众议院表决通过的《情报委员会法》，是日本情报体系发生质变的标志性事件。根据该法案，日本将建立以首相为牵头的“国家情报会议”，成为包括外务大臣、防卫大臣、法务大臣等内阁成员。

同时，目前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为“国家情报局”，成为情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关。日本当前的情报体系极度分散，存在于内阁府、外务省、防卫省、警察厅等多个部门，彼此间缺乏协调，长期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高市政权推动设立新机构的直接目的，正是为了加强日本一元化的情报搜集与整合分析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机构的性质与权限远超普通的情报收集部门。自民党内有人野心勃勃地提出要以此打造日本版的“中央情报局”（CIA），而实际上，这个“国家情报局”更像是一个情报统合机构，地位有点类似于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地位恐怕要比中情局还要高一些。

在高市政权的盘算中，这种高度集权的情报架构，更深层次的目的是要为日本加入“五眼联盟”服务。“五眼联盟”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与新西兰组成，成员之间互相分享情报，构成一套覆盖全球的强大情报网络。日本前防卫大臣河野太郎曾说过：“我们是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日本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第六只眼”。

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在任内时，也曾表示欢迎日本加入“五眼联盟”。 2024年时，“五眼联盟”曾在日本这个非成员国的土地上召开军方会议，这还是该组织成立以来的头一遭。今后，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不仅能够综合协调日本国内情报工作，也势必加强与“五眼联盟”间的联系，这意味着日本离成为“第六只眼”又近了一步。

让人嗅到危险气息的是，日本最近迈出的这一步步都与历史轨迹高度重合。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始终遵循着“情报先行”的黑暗逻辑。在明治时期，日本的参谋本部、陆军省等专属间谍机构便同步落地，形成了一条“情报先行—军事跟进—殖民扩张”的核心路径。

这一路径在二战期间登峰造极，日本的特高课、满铁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等机构构建起一套密不透风的罪恶情报网。当时的日本情报人员以商人、学者等平民身份为掩护，大肆开展情报渗透活动。尤其是臭名昭著的满铁调查部，其麾下2000多名调查员被称为“没有枪炮的侵华先锋”，为日本的侵略战争铺就了血路。

如今，日本重走情报集权化老路，无疑隐含着巨大的危险性。在现代技术与地缘政治的催化下，高市政权集权化的情报机器一旦运转，将为日本突破“专守防卫”、解禁集体自卫权乃至最终推动修宪，提供全链条的情报支撑。这并非简单的行政效率提升，而是从制度源头上加速日本驶离战后和平轨道，重构一套服务于国家对外干预与军事投射的战争机器。

高市政府的逆行倒施，在日本国内也引发了强烈的反弹，也给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蒙上了阴影。4月19日，3.6万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前表达了强烈抗议。他们指出，新设国家情报机构将强化社会监控，破坏宪法保障的表达自由与隐私权。

在日本严重右倾的政治生态下，情报搜集存在被滥用的巨大风险。高度集权的情报系统，极有可能成为右翼势力转移国内矛盾、打压政敌甚至炮制虚假信息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工具。随着对外情报谍报与网络舆论干预职能的强化，日本将进一步扩张对外军事活动，不可避免地对亚太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冲击。

从这一系列动作不难看出，高市政权正在对内强化集权，压制异见，对外磨刀霍霍，扩军备战。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忧，绝非耸人听闻的杞人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