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京都
新京报说了一个真实又恐怖的案子，派出所副所长，为了完成查处任务，竟亲手“设计”出一起吸毒案，而被拉下水的还是6名未成年人。
2024年1月，时任南京某派出所副所长的马某，为完成单位下达的涉毒案件查处考核指标，找到社会人员徐某提供线索。
因未找到现成线索，徐某提议由马某提供含依托咪酯（一种麻醉类的新型毒品）的电子烟，其负责召集未成年人吸食后“现场查获”。
马某就将含毒电子烟交给徐某，徐某通过他人召集6名未成年人，在宾馆内诱骗其吸食后联系马某，最终6人被查获。
2026年4月，六合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马某犯欺骗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二万元，三名参与的社会人员也获刑。
两点，
一，和您一样，我也好奇公安及检察是怎么发现是马某设套的。
新闻稿没有提，如果不是内鬼反水，按常理推断，涉毒案件侦办通常都会追查毒品来源、流转链条和组织者身份。
6名未成年人同时被诱骗吸食，本身就异常。再结合宾馆记录、通讯记录、相关人员供述，以及电子烟来源倒查，最终把提供毒品的人指向马某，并非没有可能。
如果马某不是自己提供，而是采取一种自己不参与的，如通过某种方式让徐某“捡到”毒品，估计有可能就瞒天过海了。
二、谁下达了“涉毒任务”？
南京这家派出所的涉毒案件指标，到底是谁下达的？是派出所自行加码，还是上级层层分解？
这些问题，恐怕比马某个人如何作案更重要。
因为派出所查处多少涉毒案件，本应取决于辖区真实情况。
有多少违法行为，就查多少；没有案件，本身也可能说明治理有效、预防到位。
如果一个地区治安稳定、涉毒问题下降，却仍要求案件数量必须达到某个数字，甚至年年增长，那就容易把基层工作带偏。
当“有没有问题”不重要，“报上去的数据好不好看”才重要时，少数人就可能为了交差，走向造假、编案、拉人下水。
而这起案件发生后，公众同样有理由关心：
除了马某被判刑，相关考核机制是否已经调整？制定指标的人有没有被问责？
因为如果只处理执行的人，不追问制度的问题，类似风险并不会自动消失。
听听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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