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擎天柱：清朝九大总督的权势与版图。

总督制度的由来，总督一职最早出现于明朝，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云南少数民族叛乱，朝廷命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前往征讨，“总督”之名由此肇始。

最初，总督只是中央派出的临时性军事差遣，主要负责某一区域的战事指挥，与地方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并无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到了明朝后期，总督虽已趋向常设，但仍非地方正式的军政长官。

清军入关后，承袭明朝制度并加以改造，将总督彻底地方化、常规化。清廷明确规定，总督不仅负责辖区军务，还兼管行政、财政、河工、盐政等庶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最高长官。

清初，总督的数量和辖区并不固定，时合时分，时有裁撤与增设。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探索与调整，至乾隆时期正式确立了八大总督制度，分别为：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

清末，随着列强侵略加剧和东北边患日深，清廷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裁撤盛京将军，改设东三省总督，统辖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至此“九大总督”正式形成，贯穿清朝国祚始终。

直隶总督——八督之首，疆臣领袖

直隶总督的正式官衔为“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饟、管理河道兼巡抚事”，驻保定直隶总督署（后期因洋务需要夏驻天津），总管直隶全省军民政务，辖境相当于今天的天津、河北大部以及河南、山东、辽宁的小部分地区。直隶地处京畿，环绕京城，地理位置至为关键，故直隶总督素有“八督之首、疆臣领袖”之称，非皇帝亲信之人不能担任。

雍正二年（1724年），直隶总督加授兵部尚书衔，品级由正二品提升为从一品。晚清时期，直隶总督于1870年起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统揽北方外交、洋务和海军建设大权，地位更是凌驾于其他总督之上。李鸿章三次出任直隶总督，累计任期近二十五年，任内创建北洋水师、兴办洋务，将直隶总督的权势推向了顶峰。除李鸿章外，于成龙、李卫、曾国藩、袁世凯等一代名臣皆曾执掌此缺。

两江总督——东南半壁，财赋重心

两江总督的全称为“总督两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操江、统辖南河事务”，驻扎江宁（今南京），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所谓“两江”，指的是江南省（清初江苏与安徽合称）和江西省，因两省首字均为“江”，故称两江。

两江地区是中国东南财赋、人文之重地，盐政、漕运、河工诸大政皆关系朝廷命脉。两江总督的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有“东南半壁第一要缺”之称，甚至流传着“理东南得人，则天下治”的说法。

晚清时期，两江总督又例兼南洋通商大臣，负责上海、广州、福州等通商口岸的洋务交涉，成为东南办理洋务的首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张之洞等晚清重臣都曾出任此职。

湖广总督——两湖屏障，天下粮仓

湖广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湖北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简称两湖总督或湖北湖南总督，总督府驻武昌，总揽湖南、湖北两省军政大事，节制文武，有事可单独上奏朝廷。之所以称“湖广”，乃因湖北、湖南在明朝同属湖广行省之故。

湖北、湖南两省地处长江中游平原，自明朝中期以后取代苏常地区，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民间素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清末，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期间大力推行洋务新政，创办了当时规模最大的兵工厂——汉阳兵工厂，成为洋务运动的重镇。推翻清朝的武昌起义也正是在这片土地上爆发，湖广总督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除张之洞外，林则徐、李鸿章等名臣也都曾出任此职。

闽浙总督——海防前哨，船政摇篮

闽浙总督的正式官衔为“总督福建、浙江二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为清代从一品官职，总管福建、浙江两省军民政务。该职始设于顺治二年（1645年），初名福建总督，历经多次分合，至乾隆三年（1738年）最终定制为闽浙总督。光绪十一年（1885年）台湾正式建省后，刘铭传出任首任台湾巡抚，归闽浙总督管辖，自此闽浙总督统管福建、浙江、台湾三省军民政务。

闽浙地处东南沿海，是清朝海防的前沿阵地。左宗棠担任闽浙总督期间创建了福州船政局和福建船政学堂，分别成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以及海防教育与海军教育的发源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起，闽浙总督还需轮值巡台，兼管台湾防务，职责尤为繁重。

两广总督——南疆锁钥，开埠前沿。

两广总督统辖广东、广西两省军民政务，驻地最初在肇庆府，乾隆十一年（1746年）最终移驻广州府。顺治元年该职即已设立，乾隆十四年（1749年）起例授都察院右都御史，四十八年（1783年）例授兵部尚书衔，战时更拥有节制辖区内八旗将军等所有文武官员的特权。

清朝前期，两广地位并不突出，不及两江、湖广等腹地要缺。然而到了道光后期，广州成为清朝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经济地位迅速攀升，两广总督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仅次于直隶和两江。两广总督的职权十分广泛，包括奏折咨请、制定省例、升调黜免和监督文武官吏、节制绿营、兼管关税、审理案件以及对外交涉等。

陕甘总督——西北柱石，新疆门户

陕甘总督的全称为“总督陕甘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管理茶马、兼巡抚事”，总管陕西和甘肃两省的军民政务，驻地最初在西安，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后移至兰州府。甘肃巡抚裁撤后，陕甘总督兼管巡抚事务。

陕甘总督是清政府在西北地区的最高官员，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乾隆年间清廷平定新疆大小和卓叛乱时，陕甘总督主要承担军队粮草运输与后勤补给的重任。道光六年（1826年）张格尔之乱爆发，署理陕甘总督杨遇春受命“选带精锐将弁，统领大兵，前赴回疆，筹办剿捕事宜”。

同治年间，清廷更任命陕甘总督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予调度指挥进兵新疆之全权。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后，隶属陕甘总督管辖，陕甘总督的管理范围遂从东疆扩展至新疆全境。

四川总督——天府之国，西南枢纽

四川总督驻扎成都府，统管四川省军民政务。该职的设置经历了一番曲折——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屡经分合，直至乾隆年间方成定制。四川地处西南腹地，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物产丰饶，人口众多。同时，四川总督还肩负着部分藏区事务，与驻藏大臣密切配合，在川边地区推行改土归流、防范英俄势力渗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云贵总督——边陲锁钥，改土归流

云贵总督总管云南、贵州两省的军民政务，始置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历经康、雍、乾三朝近百年的分合演变，至乾隆十二年（1747年）最终定型，驻地云南府（今昆明）。云贵总督的正式官衔为“总督云南、贵州两地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

云贵高原环境恶劣，民族杂居，事务繁杂，总督既要治理内乱，又要防守边疆，还要兼顾部分藏区事务，堪称“最累、最不好干的总督”。

然而也正因如此，云贵总督一职反而成为一代名臣建功立业的重要舞台。鄂尔泰在任内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将西南土司制度纳入中央直接管辖，对巩固西南边疆、加强中央集权作出了重大贡献。赵良栋、福康安、邓廷桢、林则徐等著名人物也都曾出任此职。

东三省总督——龙兴之地，后起之冠

东三省总督是九大总督中设立最晚的一个。清末，日俄列强不断蚕食东北，盛京将军体制已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边疆危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派大臣考察东北形势，最终决定裁撤盛京将军，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式设立东三省总督，统辖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军政外交事务。

首任总督由徐世昌出任，授钦差大臣衔，负责整编军队、修筑铁路、推行新政等事务。东三省总督地位极为尊崇，位列九大封疆大臣之首。1910年起，东三省总督又兼奉天巡抚事，实现了东北地区事权的统一。末任总督赵尔巽在任内进一步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设立财政总局等新机构，完成了东北地区从军府制向行省制的历史转型。

总督的地位有多大，总督的本职品级为正二品，但为了让总督在地方上拥有调派部队和考核官员的权力，朝廷惯例为总督加上两个至关重要的官衔——兵部尚书衔和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品级因此提升为从一品。兵部尚书衔赋予总督统辖辖区军队的权力，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则赋予其监察考核文武官吏的职权。此外，总督还同时兼管巡抚事，集军民两政于一身，因而被下属官员尊称为“部堂”。

总督的职权极为广泛。从全称来看，以两江总督为例，“总督两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操江、统辖南河事务”，这表明他既可以管经济、粮饷、河工、盐政，又可以管军事，权力几乎无所不包。在辖区之内，总督有权上奏咨请、监督任免文武官吏、节制绿营、制定省例、岁计审核，并拥有第四审裁判权，代表了清政府对地方的管理并向朝廷直接负责。

总督对辖区内的巡抚虽有节制之权，巡抚在品级和职权上均低于总督（巡抚为从二品），但这种节制并非简单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二者在制度设计上既有分工又有制衡。巡抚主理一省民政司法及官员监察，而总督则统辖军民政务全局。

至于提督——地方上品级最高的武官（从一品），虽品级与加衔后的总督相当，却必须受总督节制，联名奏事时总督之名写在提督之前，发生战事时总督即为最高军事统帅。

朝廷给予总督如此大的权力，却并不担心总督拥兵自重，根本原因在于清朝建立了一套精密的权力制衡机制。从军队方面看，总督虽有调兵权、能节制提督和总兵，却无法直接指挥中下层军官；而提督虽受总督节制，却能节制总兵以下的各级军官。

总督和提督都只有调兵权而无统兵权，具体带兵之权掌握在中下层军官手中。从经济方面看，总督虽有兼理粮饷之权，但只是管理者的身份，各地粮饷最终上缴国库，士兵粮饷由中央兵部统一发放，士兵效忠的对象是皇帝而非地方长官。

然而，这套看似完美的制衡体系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被彻底打破。面对空前的统治危机，清廷被迫将军事、财政大权下放给地方督抚。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的身份创建湘军，李鸿章以直隶总督的身份编练淮军，地方督抚真正做到了一手包办辖区内的军政、经济大权。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朝廷虽然试图收回部分权力，但原先的制约制度已遭到根本性破坏。到了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地方督抚公然联名与列强签订“东南互保”协议，拒绝执行朝廷的宣战命令，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已大不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