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万民之财，供一家之利

公元1590年，时值大明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

过年了。

过年，这是一个充满了祥和安乐的日子，然而，在京师紫禁城的毓德宫，气氛却已经降至冰点。

年轻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就是明神宗，他半倚在榻上，面色潮红，气息不匀，手里紧紧攥着一份奏疏，手指因过于用力而微微发白。

在皇帝的面前，是内阁首辅申时行等几个大学士，大家是垂手肃立，大气也不敢出一口。

看得出来，皇帝很生气。

那皇帝为什么生气呢？很显然是因为手里的这封奏疏，那这是一封什么奏疏呢？谁给皇帝上的？

奏疏的名字叫《酒色财气四箴疏》，上奏疏的人，是大理寺评事雒于仁。

大理寺评事不过七品，像雒于仁这样的小官在京师官场实在不值一提，但这位仁兄上的这封奏疏，却是大大的了不得。

我们都知道，万历皇帝毛病很多，懒政，不上朝，好酒色，搜刮钱财，因为统治者不务正业，大明王朝的发展也趋于向下，大臣们当然很着急，可毕竟君在上也，臣在下也，尊卑有别，大臣们劝皇帝也只能是旁敲侧击，不敢说的太直，一般都是跟皇帝说，啊，圣体违和，国事堪忧这种，因为你本身劝谏的力度不够，所以皇帝听来自然也是不痛不痒，没什么效果。

雒于仁不一样，他非常猛，他看不惯满朝大臣明哲保身的做派，直接就给万历上了一道措辞严厉，单刀直入，攻势非常猛的奏疏。

《文章辩体汇选·卷一百十八》：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

您看这话说的，非常直接。

而且雒于仁还在奏疏中逐条分析，首先是说皇帝嗜酒。

您爱喝酒，白天喝不够，晚上接着喝，您“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你这么喝酒之后，你是精神昏聩，形象萎靡，这还是好听的，雒于仁在奏疏中甚至还夹枪带棒的暗示皇帝有酒后失德，耍酒疯的行为。

接着是好色。

皇帝您宠爱郑贵妃，顺便宠爱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但冷落了王恭妃和王恭妃的儿子朱常洛，明明朱常洛才是皇长子，您这样就不对。

言外之意，这是在说万历因为好郑贵妃之女色，偏疼偏爱，总是试图扶立郑氏之子而久不立常洛为储，这就导致了“储位久虚”，这就是动摇国本的大事儿。

雒于仁还把万历皇帝宠爱十俊，就是整天和十个长相俊美的小宦官在一起厮混的暧昧之事也给写了进去，看的万历的脸是红一阵白一阵。

然后，雒于仁说皇帝贪财，说您是天子啊，您富有四海，为什么还要“传索帑金，括取币帛”？这是在严厉的批评万历皇帝通过各种方式汲取民财，搜刮百姓，说皇帝这么做不地道，已经让很多子民家徒四壁，走上绝路了。

最后，雒于仁说皇帝尚气，就是爱发脾气，动不动就责打宫女宦官，被打死者大有人在，上朝的时候，奸臣吹嘘两句，拍拍马屁，皇帝就笑逐颜开，可忠臣义士说两句实话，惹得皇帝不高兴了，皇帝要么当场杖打，要么就贬谪，反正是宿怨藏怒，不予昭雪，这是什么？这是暴戾无道，是奔着众叛亲离去了。

可以说，雒于仁这已经不是一封奏疏了，也不是简单的劝谏了，这简直是一篇讨伐檄文，是继当年海瑞骂嘉靖之后大明王朝又一次振聋发聩的死谏。

为什么说是死谏？因为雒于仁在奏疏的最后说：

《万历疏钞·卷二》：即臣以冒死之罪，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臣当视死如归，含笑游九原矣。

啥意思？意思是你看我说了这么多，你不听也没用，但是你只要听了，我这做臣子的，我是非常开心的，哪怕你因此而生气，你要杀了我，我都含笑九泉。

万历皇帝当然非常之生气，不仅仅是因为在皇帝看来，雒于仁的这封奏疏没有为臣子恭顺的态度，更因为他虽然话说的不中听，但几乎全都说对了，没有一件事情是扒瞎的，换言之，皇帝被戳中了。

可皇帝当然不会轻易承认臣下对他的指责，他马上就把奏疏丢给了首辅申时行，然后满脸委屈的为自己辩解：

说我好酒，天下谁人不好酒？寻常百姓能喝酒，朕就不能喝？

说我好色，天下谁人不好色？何况郑贵妃勤劳，品德好，朕就是喜欢她怎么了？

说我贪财，他雒于仁还知道我是皇帝，天下财富本质上都是我的，既然如此，我又何必贪财呢？

说我生气，这就更离谱了，难道他雒于仁家的仆人犯了错，他会一味纵容，而不责罚么？

万历的辩解水平可以说堪比一只成年拖鞋，非常苍白且无力。

但万历不依不饶，他要求申时行想办法，一定要替他重重处理雒于仁，理由是雒于仁不仅劝谏的内容不属实，纯属抹黑，他劝谏的这个行为也不是为朕好，而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

内阁首辅申时行，先不论其品德和能力，从他的行为举止来看，他很喜欢和稀泥，是个烂好人。

此时此刻，申时行心如沸水滚油，他都做到首辅了，已是官场中的人精，他能不明白怎么回事儿么？

一方面，他知道雒于仁所言句句属实，但另外一方面，他更明白皇帝的委屈和愤怒。

这不是帮不帮皇帝，保不保雒于仁的事情，这更是调和皇权和文官集团之间矛盾的问题，说白了申时行谁也不能得罪，所以申时行说了这么一句话：

《召对录》：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轻率渎奏。

皇帝别生气，雒于仁就是个小官，他纯属是胡说八道。

万历不依不饶，说“他还是出位沽名”。申时行继续安慰：

是啊，既然皇帝您知道雒于仁是沽名钓誉，如果您当真了，您把他给处理了，那么他就得逞了，天下人就会认为正是因为雒于仁说的对，您才生气了，破防了，才把他给处理了，那么天下人就会敬重他，他不就得逞了么？

紧接着申时行给出的建议是，把雒于仁的奏疏“留中不发”，就是放在办公室，假装没看到，不驳回，不批复，至于雒于仁，没有必要打他骂他，回头让他主动辞职就得了。

于是乎，这封奏疏被无限期的隐藏了起来，至于已经准备好了棺材的雒于仁，没有等来皇帝的天威，只等来了朝廷勒令他辞职的消息。

后世还有一些人通过这个事情，得出了万历皇帝宽仁大度，不杀言官的结论，其实哪儿是这样啊，万历能“赦免”雒于仁，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申时行发自内心的也欣赏雒于仁的行为，认可雒于仁的表述，只是申时行素来就是一个身在其位却不谋其政的人，他自己没有如雒于仁这样的勇气，但他并不介意做个顺水人情，帮雒于仁一把。

而对万历来说，尽管自己被骂了个狗血淋头，但接受申时行的提议却不失为更好的结果，这不是万历皇帝宽宏大量，而是一种精致的算计。

万历早就看透了这种死谏的行为，摸清楚了这个套路，他知道这些文官根本就不怕死，他们怕的是毫无声响的死去，怕的是死后的名声不够响亮。

说句不中听的话，能以劝谏的方式被皇帝处死，这可能是诸多文官一生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因为这足可确保他们死后可以获得极高的评价。

于是，皇帝干脆用一种近乎于残酷的方式来惩罚这些文官，哎，你不是想死么？我偏不让你死，你想要出名，我偏要让你默默无闻的消失。

所以，自从雒于仁这个事件之后，万历皇帝又学会一招，那就是只要文官上疏，一概留中，不见批答，这么一整，文官们此后的慷慨陈情，背棺尸谏就如同拳头打在棉花上，是无声无息，这种非暴力的对抗把文官也整的没脾气，没办法了。

很难想象万历皇帝是一种什么样的脑回路，他认为文官甘愿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劝谏自己，只是为了博一个好名声而绝不会是自己真的有问题，但其实谁都是爹生娘养，谁都只有一条命，谁不爱惜，谁就会莫名其妙的主动去送死？

在文官们看来，他们不是愚忠，而是有作为臣子的担当和责任，当君主的言行背离了儒家理想的政治秩序时，臣子有义务，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匡正，至于所谓名声，那不过是额外的奖励罢了。

他们骂的越狠，爱的越深，海瑞当年痛骂嘉靖，骂的史所罕见，可得知嘉靖病死的消息后，海瑞却恸哭呕吐，难道海瑞也只是拿嘉靖当副本刷，只是为了名声么？

只可惜，太祖高皇帝当初缔造的就是一家一姓之帝国，在万历那种天下是我老朱家，别人无权品评任何之一二的观点下，这帮文官终究是错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