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底,淞沪会战已近尾声,国军部队从上海撤出,三个月的血战伤亡超过二十五万。上海这一门户失守,南京便直接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建于此,国民政府启动迁都计划,而最终选定的战时中枢正是重庆。为什么是重庆?这事儿并非临时起意。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三五年,蒋介石就带着高级将领和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借追击红军的机会深入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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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面上是督战,暗地里还有个更重要的盘算,寻一处能支撑民族长期对日作战的战略根据地。当时东北已沦入敌手,以日本军部的扩张野心,断不会止步于关外。而那时空军十分薄弱,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在地形上无险可守。一旦开战,日军地面部队极易长驱直入武汉,纵使是工业中心,但从军事地理角度看,缺乏纵深,不宜定为最后的抗战基地。
至于广州,当时海军实力多为清未遗留的南洋舰队底子,难与日本联合舰队抗衡,沿海城市同样不稳,唯有重庆。在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中,本就与广州和上海并列为建设核心。到了20年代末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重庆已有一定的现代化工业底子,这是物质基础。更关键的是战略位置,重庆东面横着长江三峡与大巴山脉,构成天然屏障。
日军地面机械化兵团无法展开,海军舰队也不能溯江而上。即便是空中力量,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1935年日本尚未列装远程重型轰炸机,现有的飞机从武汉起飞到重庆往返直线距离近一千九百公里,即便加挂副油箱也难以持续执行任务。此外,重庆的山地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在制空权上的劣势。四川当时人口约四千万,占全国十分之一,且位置居中,北连陕甘、西接青藏、南抵云贵,是尚未受日军染指的核心腹地。
长江与嘉陵江环城而过,形成西部最大的水运枢纽,兵员、物资、军备均可通过水路向重庆汇集。后来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政府内迁人员九成以上是乘船沿长江抵达重庆,大量机器设备也是先经水道运至重庆再分转各地。基于上述判断,国民政府西迁行动秘密展开。1937年11月15日,先搬档案印信。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永绥舰西行。20日在武汉脱离险境后,中央通讯社才正式发布移驻重庆宣言。
南京陷落后,武汉一度成为军政重心。直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国民政府方才彻底证至重庆。重庆由此从西南工业城市一跃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日军因陆军无法突入四川盆地,遂改用新列装的九七式重型轰炸机,对重庆展开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市区死伤约六万一千人。有人问,为什么不选择离重庆仅三百公里、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
答案其实很现实,两个字:防空。当时空军力量薄弱,地面高炮火力稀疏,主动防空手段极其有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防空洞硬扛。成都地处平原,一马平川,难以构筑大范围的有效防空工事。而重庆山城地势利于挖掘防空洞,天然弥补了制空权的不足。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重庆才扛住了日军的空中打击,成为当时拥有防空洞最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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