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第一罪人：非鳌拜吴三桂，乃35年忠臣

康熙一朝，权臣不算少。鳌拜专权、吴三桂造反，哪个不是搅动天下的人物？可这两人死后，康熙从未亲口叫他们”大清第一罪人”。

这顶帽子，最后扣在了一个跟随他整整三十五年的老臣头上。

这个人帮他拿回了皇权，替他平定了三藩，还帮他稳住了北方边疆。

你说，他到底做了什么，才让康熙恨到要把他列为大清头号罪人？

索额图出生那天，就已经站在了别人一辈子爬不到的高度。

他父亲索尼，是顺治皇帝临死前钦点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满清正黄旗出身，在朝廷里说话算数。索尼死后，这份政治遗产有一部分自然落到了索额图身上。

不过索额图不是那种靠父荫混日子的公子哥，年轻时他主动去做了康熙的贴身侍卫，天天跟在皇帝身边转。在宫里待久了，两人之间的信任也就这么一点一点建起来了。

康熙亲政前那几年，朝堂上最大的麻烦叫鳌拜。这个人名义上是辅政大臣，实际干的是太上皇的活。他圈占土地，广结党羽，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连皇帝想说句话都得先看他脸色。年轻的康熙心里憋着一口气，却没有足够的实力动手，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忍着。

就在这段时间，索额图成了康熙最信得过的人。正因为这层信任，两人才敢在私下商量除掉鳌拜的办法。计划说出来其实并不复杂——找一批年轻力壮的小内监，名义上说是练摔跤消遣，实际上是在悄悄训练擒拿的力气和技巧。

鳌拜身边有护卫，如果正面冲突很可能打草惊蛇，他的党羽一旦有所察觉，局面就难控制了。关键在于打时间差，等他孤身一人进宫觐见的时候，直接把人按住，不给对方任何喘息的机会。

这个计划前后筹备了整整两年。索额图始终压着没动，等到他觉得火候到了，才去告诉康熙：可以了。

鳌拜那天进宫，没想到等着他的是一群练过摔跤的年轻侍卫。当场被摁倒在地，连招呼同党的机会都没有。随后，“结党乱政、圈地害民”的罪名正式公布天下，鳌拜集团瞬间瓦解。康熙真正意义上掌握皇权，就从这一刻开始。

论首功，索额图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康熙也没有亏待他，直接提拔他进内阁，担任保和殿大学士，还让他主持编写顺治皇帝的实录。从一个侍卫爬到这个位置，前后不过几年时间，整个朝堂里找不出第二个人做到过这种速度。

平定三藩这场仗，索额图从一开始就站在正中间。

三藩之乱爆发前，索额图和内阁同僚明珠在朝堂上闹得很僵。两人各有各的人马，互相看不顺眼。争到撤藩这个问题上，明珠支持撤，索额图坚决反对。康熙最终选择了强硬推进，吴三桂随即在云南竖旗造反，耿精忠、尚之信跟着反了，战火一下子烧遍十多个省，局面骤然失控。

那段时间康熙把两个人叫去，当着面骂了一顿，说你们俩搞朋党把朝堂都搅乱了。索额图收起了之前的姿态，这之后全力转向支持平叛。不管政治上怎么斗，打仗这件事上，他确实有一套。

他看出来西北方向是整个战局的关键。吴三桂如果突破陕甘一线往北打，腹地就暴露了。他力主在陕西、甘肃沿线加固防线，把吴三桂北上的路堵死。

他发现满族将领和汉族将领放在一起，经常搞不到一块儿——谁听谁的说不清楚，容易各自为政，内耗严重。他提出设一个”督师大臣”的职位，满臣图海和汉臣周培公搭档，一起管，职责分清楚，谁管哪块谁说话算数。这一招让西北战场的指挥顺畅了不少，王辅臣的叛军被压了下去。

边打仗，他还没忘了外交这条线。漠南蒙古的几个部落，谁都想拉拢一把。索额图建议康熙派使者去谈，答应战后重开边境贸易，把这些部落稳住，不让他们趁机跟三藩那边搭线。这个外交手段起了作用，蒙古没有在背后插刀。

朝堂上，有部分满洲贵族被这场仗打怕了，提出跟吴三桂划江而治，各管各的，先保住眼前再说。索额图不同意，跟明珠一起把这个方案怼了回去，坚持打到底，不能留下这个祸根。

前线几十万大军集结在长江沿线，粮草供应是命脉。索额图以大学士身份在京城这边亲自协调漕运和陆路运输，确保百万石军粮按时送到前线，一粒都不能断。

分化敌方这步棋，他也没落下。平南王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当时还在叛军那边，索额图建议专门做他的工作，留出投降的路给他。尚之信最终真的归降了，吴三桂少了一个侧翼，局势加速往清军这边倒。

三藩这场仗打了整整八年，索额图从头盯到尾，军事、外交、后勤每条线都插了手，都出了力。康熙心里清楚这一点。

三藩平了之后，索额图在朝廷里的分量高到了一个新层次。手里有权，背后有父亲留下的政治资产，加上自己是帮康熙亲政的头号功臣，他开始觉得自己有点不一样了。

变化是一点一点显出来的。

有一年京察，翰林院对官员例行考评。侍读学士顾八代，当年举荐了将军莽依图进军广西打吴三桂，那仗打得不错，战绩有目共睹。

翰林院给他的评语是”政勤才长”，意思是勤快有才，按制度应当升迁。奏折转到内阁，落到了索额图手里。索额图跟顾八代有过节，看那份评语不顺眼，提笔把”政勤才长”直接改成了”浮躁”。就这么一改，升迁变成了降职。

这件事被莽依图知道了。莽依图这人讲义气，联合了一批人替顾八代说话申辩，才把索额图的手挡住了。可问题在于，官员考评是皇权直接管辖的事，索额图这么做等于把皇帝的权力拿来自己用了。

康熙知道了，念着他那些年的功劳，没有深追，但话说得很直白——让他回家反省。索额图心里不服气，认为自己帮了康熙这么多，被这样对待不值得。

偏偏他包庇的那几个被康熙点名批评的亲属，他一个都没收手，依旧护着。康熙对这份不知悔改非常生气，这次是真的让他辞职。

索额图回家待了一段时间，心里积了不少怨气。

不久之后，北方出了事。噶尔丹大军南下，边境告急。索额图当年主导谈判，跟俄罗斯签下了《尼布楚条约》，双方有过直接接触，渠道还在。康熙让他去联络俄方，劝他们不要给噶尔丹提供援助。这件事索额图办成了，清朝因此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噶尔丹。康熙把他重新启用了。

第一次御驾亲征噶尔丹，清军打赢了，噶尔丹却跑掉了。这个失误部分要算在索额图的决策不当上。朝廷讨论处置，免去了他议政王大臣的职务，官降四级。这次贬职之后，他心里那杆秤彻底倾斜了。

到康熙三十五年，第二次亲征。康熙率中路大军，费扬古领西路军。大军出发没多久，西边下起了大雪，费扬古的部队被困住了，没能按时到达会合地点。

噶尔丹看出康熙这边人手不足，散布出去一个消息，说俄罗斯已经答应出兵支援他了。索额图听到这个，当场慌了神，跑去跟康熙说，皇上您先回宫吧，留下费扬古跟噶尔丹打就行。

费扬古的西路军本来就兵力有限，单独对上噶尔丹近乎送死。康熙当场怒了，说你这话是要让我把自己的兵扔在那儿不管？两人当着众臣的面撕破了脸。康熙坚持等待，最终等来了西路军。两军会师之后，噶尔丹不战而逃，走投无路，最后自杀。

这一仗之后，索额图和康熙之间的裂缝，已经不是什么功劳能填回去的了。

太子胤礽是康熙的第二个儿子，生下来就被立为太子。他的生母赫舍里皇后难产去世，康熙对他既有愧又有爱，从小格外用心培养。索额图跟太子有亲戚关系——他是赫舍里氏，太子生母的叔叔，算起来是太子的舅姥爷辈。

太子和索额图的利益是绑在一块儿的，一荣俱荣。太子一旦倒了，赫舍里氏也跟着没好果子吃。

康熙出去亲征的时候，留太子在北京监国。回来之后，很多大臣弹劾太子，说他在北京期间重用小人，政事一塌糊涂。康熙慢慢对太子失去信心，父子关系越来越冷。

太子心里不安，索额图比太子还不安。两人私下开始频繁来往，商量怎么主动出手，不能坐着等。太子党在索额图的经营下慢慢壮大，胆子越来越大。

局势在一次康熙出行时走到了最危险的边缘。胤礽秘密联系了十三阿哥，想让他调兵去包围康熙的行宫，逼皇帝提前退位。胤礽对十三阿哥许诺，说事成之后封他为”十三阿玛”。幸好这件事被康熙提前察觉，没有成功。

康熙质问胤礽有没有参与，胤礽承认知情。康熙气到了极点，却下不了手杀这个儿子——这是他亲手立的储君，也是亡妻留下的唯一血脉。

就在康熙病重那段时间，胤礽的表现让康熙彻底寒了心。听说皇帝病重，他脸上带着喜色，毫无忧虑。在索额图的鼓动下，他偷偷试穿黄袍，还到处找大臣试探风向，想让人表态支持他继位。

这些事一件一件传进康熙耳朵里，康熙说了一句话：“忠于太子便是对皇帝不忠！”

这话说得很直接。索额图效忠的目标是太子，不是坐在龙椅上的皇帝。这对于帝制而言，是根本上的威胁——比鳌拜专权危险，比吴三桂造反更让人寒心，因为它是从最信任的人那里捅进来的刀。

康熙病好了之后，开始清算。索额图被公开宣判，以”依附皇太子、觊觎皇位”的罪名拘押入狱。他死在了关押他的禁所里，没有等到任何翻案的机会。他的两个儿子格尔芬和阿尔吉善被判处死刑。赫舍里氏希福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家族，就这样彻底败落了。

康熙给他的定性，只有六个字：大清第一罪人。不是鳌拜，不是吴三桂。

鳌拜专权，那是权臣的本能，动的是朝政。吴三桂造反，那是藩王的野心，打的是地盘。索额图做的事不一样——他是以一个功臣的身份，从内部瓦解帝制的传承根基，把皇权交接这件最根本的事搅得一团乱。这在康熙看来，才是最不可原谅的罪。

索额图这个人，论能力，在清朝前期的政治人物里属于一流。擒鳌拜要胆识，平三藩要全局观，谈《尼布楚条约》要谋略，每一件他都干成了。可惜走到最后，他把所有的本事都押在了太子身上，押在了一个他以为稳赢的赌局里。

这局棋，他输了。输了之后，什么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