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爆炸十一天后：瑞典军方要求评估，海尔格荣格要造国产核弹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认为，欧洲需要拥有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在冷战时期的瑞典，人们就已经抱有同样的看法。当时，这个中立国家的研究人员正在秘密研制钚弹。

如果按照1944年至1951年担任瑞典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海尔格·荣格的设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短短几年内，瑞典军队就应该使用战术核武器来保卫国家边境。而且，这些武器必须是国产的。

这一设想绝非天方夜谭。瑞典的国土面积比今天的德国大出约百分之二十七，尽管1945年时人口仅有约670万，但当时已被公认为高度发达的技术强国。

在其部分具有军事背景的科研机构中，汇聚了国际知名的科学家，瑞典工程师在机械制造领域也表现出色。特别是成立于1937年的飞机制造商萨博军工集团，在二战期间就研发了一系列极具创新性的飞行器。外界认为，如果未来需要能够运载核武器的轰炸机或导弹，萨博完全有能力提供。

此外，制造核弹所需的原材料，瑞典过去和现在都不缺乏。据分析人士指出，瑞典拥有富含铀的黑色页岩矿床，这被认为是欧洲最大的铀矿储量。

最重要的是，在二战结束时，瑞典面临着极其特殊的军事处境。自1814年以来，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直奉行中立政策，不结盟任何军事集团。与邻国挪威、丹麦和芬兰不同，瑞典成功地在二战中独善其身，未受战火波及。

随着核时代的到来和冷战阴云的密布，人们越来越怀疑，这个人口稀少的国家是否还能仅靠常规武器来保障安全。海尔格·荣格正是持这种观点。早在1945年8月17日，即广岛原子弹爆炸仅11天后，他就要求专家对美国在日本使用的这种新型武器进行评估。

自1945年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以来，关于美国垄断原子弹的说法便不胫而走。毫无疑问，所有具备技术能力的国家都会试图与美国并驾齐驱。瑞典军方当时担忧，如果约瑟夫·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也掌握了这项技术，那么夹在两大敌对阵营之间的中立国将几乎毫无自保之力。

同年10月，瑞典国防研究局申请额外资金，用于建立一个核研究部门。海尔格·荣格很可能在与时任首相佩尔·阿尔宾·汉森的政府协商后，决定批准这笔拨款。军方的明确指示是：瑞典国防研究局必须彻底摸清核弹的底细。

1945年，这项工作首先需要从基础研究开始。其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是，究竟应该或能够通过何种途径、使用何种材料来引发核爆炸。研究人员面临着路线选择：是走铀弹的路线，还是选择结构更复杂但威力大得多的钚弹？

就在1945年12月，瑞典国防研究局物理部负责人托尔斯滕·马格努松提交了《关于原子弹的报告》。他的结论非常明确：作为裂变材料，钚比铀更具优势。

这标志着一项旨在研发瑞典原子弹的绝密计划开始进行非正式的筹备。该计划不仅在军方内部，在政界也获得了广泛支持。早在1946年春，科学家们便已着手开展工作。

表面上，这项工作被纳入民事防御计划的框架，旨在研究防御核武器的可能性。但实际上，该计划背负着另一个明确的使命：探明瑞典自身是否也具备制造核弹的能力。

两年后，在佩尔·阿尔宾·汉森的继任者塔格·埃兰德的领导下，瑞典政府秘密但正式地启动了核弹制造计划。

塔格·埃兰德并非好战的军事狂热分子。尽管他可以说是继承了瑞典国防研究局的这一计划，且该计划不仅得到了军方和保守派政治家的支持，甚至在其所在的社会民主工人党内部也颇具共识，但他对是否真正制造核弹始终犹豫不决。不过，他至少支持相关的理论研究，目的是确保一旦局势需要，瑞典能够以最快速度造出核弹。

即使在少数知情者的核心圈子里，意见也存在严重分歧。塔格·埃兰德的党内同僚兼外交大臣博·厄斯滕·翁登被视为战后瑞典中立政策的缔造者，他明确反对制造核弹。瑞典核弹的坚定支持者则认为政府的推进步伐过于迟缓。

1954年，时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尼尔斯·斯韦德伦德将核武器这一绝对机密推向了公众视野。他公开声称，如果没有核武器，瑞典的国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至此，瑞典的核野心彻底公开化。

面对争议，塔格·埃兰德通过采取折中路线，成功安抚了支持者和反对者。美国民间机构国家安全档案馆的威廉·伯尔分析指出，为了维持政治平衡，塔格·埃兰德巧妙地利用技术层面的借口，不断拖延对核计划做出正式的政治决断。

当时的一项共识是，瑞典的核研究应仅限于战术核武器的开发。虽然瑞典政府考虑建立核威慑力量，但这种威慑仅限于有限的实战应用场景。战术核武器的射程相对较短，破坏力也相对较小。除了核火炮、自由落体核弹和核鱼雷之外，军方后来还设想过研发射程在几百公里内的短程核导弹。

早在1951年，种种迹象就表明，瑞典已经掌握了制造核弹的专业知识，并具备建立相关技术设施的能力。在1955年瑞典国防研究局的一份报告中，钚生产的难题已被正式标记为已解决。

起初，研究人员曾以为制造一枚可起爆的核弹需要海量的危险放射性材料。但随着研究深入，他们得出了更精确的结论：只需4到10公斤的钚就足够了。此时此刻，瑞典距离首次核试验之间，仅仅隔着一个政治决定。

这个决定迟迟没有下达，部分原因是瑞典社会开始孕育出反核运动的苗头。塔格·埃兰德开始采取双轨策略。他一方面允许瑞典国防研究局继续推进研究，另一方面又支持外交大臣博·厄斯滕·翁登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推动裁军倡议。

事实上，博·厄斯滕·翁登在1961年提出的计划后来成为了联合国第1664号决议的核心。该决议旨在通过建立一个无核国家集团，来阻止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不过，这项计划最终主要因北约的阻挠而流产。因为该计划实质上禁止盟国在非核武器国家部署核武器，而这恰恰是当时北约防御战略的基石。

分析人士指出，最迟在1961年，塔格·埃兰德本人可能就已经下定决心，不再谋求瑞典的核武装。军方内部的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坚定的核武器支持者尼尔斯·斯韦德伦德卸任，由博·托尔斯滕·拉普接任，而后者在核武器问题上态度颇为摇摆。尽管核计划逐渐失去了高层支持，但其运作仍在惯性中继续。

他进一步披露：“到了1965年，一种先进核装药的设计工作已经完成，零部件的原型也已就位，专家们甚至已经进行了实操演练。在乌尔斯维克和格林德舍的国防研究局设施里，组装成品原子弹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上已万事俱备。”

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评估认为，瑞典距离造出首枚国产原子弹仅有六个月的时间。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瑞典在1968年正式宣布终止其核计划，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而这份条约的达成，正是阿尔瓦·米达尔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谈判作用。

此时，正是像西格瓦尔德·埃克伦德和阿尔瓦·米达尔这样的瑞典人，在世界范围内为裁军倡议定下了基调。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这番话听起来依然振聋发聩。2022年，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的冲击下，瑞典放弃了坚守两百多年的中立国地位，并于2024年正式加入北约。自那以后，关于为该国提供核保护伞的讨论再次浮出水面。

自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台以来，尤其是针对格陵兰岛发表强硬言论之后，这种安全焦虑进一步加剧。在防务政策上与瑞典密切合作的挪威、丹麦和芬兰，也开始讨论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性，这些武器可能来自英国或法国。不过，截至目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更倾向于深化北欧国家内部的防务合作，例如建立统一的北欧联合空军司令部。

尽管如此，外界依然普遍认为，瑞典和芬兰至今仍保留着制造核弹的技术储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构成了法理上的障碍，严禁重启任何核武器计划。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准备退出该条约。分析人士警告称，一旦跨越这条红线，极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全球核军备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