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女老板打来电话命令：我来月经了，帮我去买点东西！

手机响的时候，我正在做一个很长的梦。梦里我在一片沙漠里走路，四周全是沙子，怎么也走不出去。铃声像一根针，猛地扎破了那片没有尽头的黄。

我摸到手机，眯着眼看了一眼屏幕——林总。

脑子还没开始转，手指已经接了。这是打工人的条件反射，比意识更快。

“喂，林总……”

“小陈。”她的声音跟白天不一样，白天是硬的，像她那双黑色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笃笃笃，每一下都带着不容置疑的节奏。现在她的声音是软的，甚至有点发抖，“你住的地方离我家多远？”

我愣了两秒，彻底醒了。拿起床头的手表看了一眼——凌晨三点零七分。窗外黑得连路灯都显得吃力。

“大概……三公里？打车十分钟。”

“你过来一趟。”她说，顿了顿，像是在犹豫什么，然后语气忽然又变回了那个我熟悉的林总，命令式的，不容拒绝的，“我来月经了，帮我去买点东西。”

我握着手机，在黑暗里坐了好几秒。脑子里有无数个念头噼里啪啦地炸开——为什么是我？她通讯录里没有别人了吗？她老公呢？她爸妈呢？她闺蜜呢？但这些问题一个都没问出口，因为她已经挂了电话。

三秒钟后，手机又亮了。是一条消息，发了个定位，然后跟了一句：“卫生巾。日用夜用都要。再买一盒止痛药，布洛芬。快点。”

没有任何多余的词，连“谢谢”和“麻烦了”都没有。这就是林总，哪怕是在凌晨三点，哪怕是在最私密的生理期疼痛中，她吩咐人的方式依然像在下达KPI。

我爬起床的时候，腿软了一下，差点没站稳。不是因为困，是因为一种说不清的情绪——愤怒、荒谬、无奈，还有一丝连我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心疼？不，应该不是心疼。谁会心疼一个半夜三点让你跑腿买卫生巾的上司？

但我的动作没有慢下来。套上卫衣，穿上运动裤，抓起钥匙和手机就出了门。

深夜的小区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路灯昏黄，树影在地上晃来晃去。我走到小区门口，发现二十四小时便利店没开——这条路我走了三年，从来没在半夜出来过，根本不知道这附近还有没有营业的店。

我站在路边，打开手机地图搜“24小时便利店”。最近的一家在一点五公里外，走过去要二十分钟。我咬了咬牙，扫了一辆共享单车。

四月的夜风还是凉的，灌进卫衣领口，凉飕飕地贴在后背上。我骑得很快，链条在寂静的街道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像某种紧急的心跳。路上几乎没车，红绿灯孤单地闪着黄光，整座城市都在睡觉，而我骑着一辆破单车，在凌晨三点半的街道上，替我的女老板买卫生巾。

这个念头让我忽然笑了出来。笑完之后，又觉得有点想哭。

便利店的白光在夜里显得特别刺眼。我把单车停在门口，推门进去，自动门发出“叮咚”一声，值班的店员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继续玩手机。

我站在卫生用品那排货架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日用，夜用，超长夜用，棉柔，网面，加厚，带护翼……我的天，这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卫生巾？我揉了揉眼睛，拿出手机，给林总发了条消息。

“日用要多少片的？夜用要多长的？”

等了半分钟，没回。

我又发了一条：“护翼要吗？”

还是没回。我站在货架前，像个傻子一样举着手机。我想打电话过去，但又怕她睡着了，好不容易睡着我再吵醒她。正犹豫着，手机终于亮了。

“自己看着办。随便。”

随便？这世界上没有比“随便”更难办的事情了。我深吸一口气，拿起手机，做了一件我以前绝对不会做的事——我打开了某个女性朋友的聊天框，往上翻了翻，找到她曾经吐槽过的品牌和型号，照着买了一模一样的。日用两包，夜用两包，超长夜用一包。又在隔壁货架拿了布洛芬，想了想，又拿了一盒暖宝宝。

路过零食区的时候，我的脚步顿了一下。又拿了一包牛奶软糖和一小块黑巧克力。

结账的时候，店员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买的那一堆东西一眼，脸上的表情很微妙，像在猜一个凌晨四点买卫生巾和巧克力的男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我没解释，扫码付了钱，拎着袋子走出去。

林总家在城东一个高档小区，我在门口登记了来访信息，保安打量了我好几眼才放行。电梯上了十八楼，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几秒，才按了门铃。

门很快就开了，快得像是她一直就等在门口。

林总穿着一条灰色的家居裙，头发散着，脸上没有化妆，嘴唇发白，整个人看上去比白天小了不止一圈。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侧身让我进去。

这是我第一次进她家。很大，很干净，但干净得不像有人住——茶几上什么都没有，沙发上什么都没有，墙上也没有任何装饰画。整个客厅空空荡荡的，像一间样板间，或者像一个人的心，把所有的东西都收起来了，不让你看到任何属于她的痕迹。

我把袋子放在茶几上，刚要开口说“东西买好了那我先走了”，她就从我手里把袋子拿了过去，然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整个人缩成一团。

我开始后悔自己没直接走了。

“家里没人，”她忽然开口，声音闷闷的，像是从沙发靠垫里传出来的，“就我一个人。”

我站在客厅中央，不知道该坐还是该站。最后还是坐下了，坐在沙发最边缘的地方，离她很远，远到中间还能坐三个人。

“你不是结婚了？”我问。话一出口就后悔了，这话问得太蠢了。

“离了。”她把手里的暖宝宝拆开，贴在肚子上，动作很熟练，“两年了。你不知道是因为我从来没在公司说过。”

我沉默了。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忽然拆开了那包牛奶软糖，拿了一颗塞进嘴里，嚼了两下，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我注意到她的睫毛在轻轻颤抖。

“谢谢你。”她说。

这三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感觉比签下一个大单子还稀罕。我愣了一下，然后说：“不客气。”

然后又是沉默。窗外的天还是黑的，客厅里只有一盏落地灯亮着，橘黄色的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很小一团。她蜷在沙发上，抱着一个靠垫，像一只受伤的猫把自己缩成最小的体积。

“你回去的路上小心。”她说，“明天下午再去公司就行，上午不用来了。”

我站起来，想说点什么，但又觉得什么都说不出。走到门口换鞋的时候，听见她在身后又加了一句。

“今天的事……别跟公司里的人说。”

“嗯。”我拉开门，走出去，在门快要关上的瞬间，听到她的声音从门缝里挤了出来，很小很小。

“谢谢你的巧克力。”

门关上了。我站在走廊里，电梯的数字从十八往下跳，一格一格，像心跳在慢慢平复。

出了楼门，夜风又灌进领口，但我忽然不觉得冷了。手机震了一下，是林总发来的消息：“到家了说一声。”

我回了一个“好”。

想了想，又加了几个字：“林总，多喝热水。”

发完我就后悔了，觉得自己像个直男癌。但手机很快亮了，她说：“知道了。”

没有骂我。

我骑着共享单车往回走，天边已经有了一点点灰白的颜色。整条街上只有我一个人，链条咔嗒咔嗒的声音在凌晨的风里显得特别清晰。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在公司里，所有人都叫她林总。她永远是那个踩着高跟鞋、画着精致妆容、在会议室里拍桌子骂人的女强人。没有人问过她周末怎么过，她生病了谁照顾，她半夜痛经的时候一个人蜷在沙发上有没有人给她倒杯热水。

因为大家都觉得，她不需要。

可是我今晚看到了。她也是会痛经的，也是会缩在沙发上抱着靠垫发抖的，也是会在凌晨三点脆弱到不得不给一个普通员工打电话的——不是因为她有多信任我，而是因为她的通讯录里，在那个时间点，翻遍了也找不到第二个人。

我忽然想，那些白天在公司里雷厉风行的女领导，回到家之后，到底有多少是真正有人在等她们的？

回到小区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我停好单车，走到单元门口，忽然发现门口的玉兰花开了。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还没开，一夜之间，全开了。白色的花瓣在晨光里微微透明，像某种终于藏不住了的柔软。

我拍了张照片，发了个朋友圈，配文只有一个字：“早。”

五秒钟后，林总点了赞。

我盯着那个红色的赞看了很久，然后熄了屏，上楼，补觉。

明天还要上班。但明天，我想我大概不会再怕她在会议室里拍桌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