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为什么修不出来？

2002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

按照惯例，本朝的史官要负责修前朝的历史，既然《明史》是清朝人修的，那么《清史》理所当然应该由今天的人来完成。

那是新世纪的开头，一切都显得那么充满希望，上千名顶尖的学者被动员，累计投入超过十亿元人民币，他们计划用十余年的时间，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统治王朝盖棺定论。

在当时，这不不仅仅是一项学术工程，它更像是一次文化壮举。

但是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当年主持工程的泰斗戴逸先生已经于2024年去世。

而那份据说字数高达数千万字的最终稿，依然在不停的审阅，打回，修改，再审阅。

我查看了很多相关报道，出现最多的字眼，就是此次修史需梳理的档案数量是历朝历代修史之最。

资料确实很多，明代留存至今的官方档案仅约三万余件，且绝大多数集中在明末天启、崇祯两朝，而清朝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就高达一千万余万件、大约2亿字，此外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院的40余万件、辽宁省档案馆的160余万件，以及散落在海外各国的更是不计其数。

所以传统的治学方法，在信息量爆炸的清代史料面前遭遇了实际意义上的巨大困难，如果让我来，那我可能直到死，也只能看完某朝某个十年的朱批奏折。

但是我觉得，材料太多这个借口，未免太过于无力，当年司马迁面对纷繁复杂的先秦史料时，凭借一己之力，用五十二万字就打造了独属于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底座。

清初万斯同、张廷玉等人修《明史》的时候，面对极其敏感的政治红线和浩如烟海的明人笔记，他们也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里拿出了一套体例严整的文本。

我们上千名学识丰厚的历史学家，难道修不出一本《清史》？

所以，在我看来修不出一朝之史，从来都不是因为材料太多了。

清史之所以修不出来，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定义“清”。

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在当下的社会环境里，在面对那个庞大、复杂、且充满矛盾的最后一个封建帝国时，我们遭遇了无法缝合的史观断裂。

这不是谁的能力问题，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虽然历史中充满了偶然，但这个的的确确是必然的结果。

就像我们到现在依旧无法完全的、系统的了解中国的现代史，因为他本身就存在着很多我们根本无法解释的矛盾。

国家清史工程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一个极具野心的目标，我们要接续传统，继续采用纪传体来修一部新时代的正史。

纪传体，本纪、列传、表、志，这套由司马迁开创、被历代王朝奉为圭臬的叙事结构，其本身其实不是一个客观的容器，而是一套拥有极其强烈意识形态的装置。

“本纪”以帝王为核心，确立的是绝对的政治中心和法统的连续性，如二十四史的第一篇《五帝本纪》。

“列传”则是以人臣为辅佐，它的作用就是界定忠奸善恶的道德坐标。

而“志”展现的是普天之下的统治秩序，它记载的是全国各地历史沿革、山川气候、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等，如山西通志。

“四夷传”则处理边缘与外邦，确认的是华夏中心的朝贡体系。

用这套体例修《汉书》，修《明史》都很完美，因为它们都是典型的封建统治王朝。

但当你试图用同样的方式来修清朝的历史时，你就会发现这根本行不通。

因为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异数。

它绝不仅仅是一个少数民族入驻中原的封建王朝，它的实质，是一个以满洲八旗为核心，将中原农耕文明、东北渔猎文明、蒙古游牧文明、青藏高原的高寒文明以及新疆的绿洲文明，通过极其复杂的手腕强行捏合在一起的早期近代帝国。

在这个帝国里，皇帝的身份是多重的，他即是汉人眼中的“真命天子”，也是蒙古王公的大可汗，他还是藏传佛教的最高施主与护法。

这种多重性，正是清朝能够维持如此庞大疆域的统治秘诀。

它不是之前那种用一套制度推行天下的传统的封建王朝，而是一个擅长因俗而治的封建帝国。

既然这么说的话，那问题就来了：如果在《清史》中写乾隆，你要把他写成哪一个？

如果你严格按照传统的“本纪”来写，以中原王朝的视角为主轴，把清朝仅仅视作明朝的继承者，那么蒙古、新疆、西藏在帝国中的独特地位就会被严重边缘化，理藩院的复杂运作就会被简化为普通的四夷归化。

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更会丢失清朝之所以能奠定今日中国版图的根本。

但如果你试图把皇帝的这些身份全部平等地铺陈开来，你就会发现传统的纪传体根本无法承载这些历史。

因为纪传体的要求是要有一个单一的、绝对的中心，这就代表了它无法容纳一个多中心的、依靠私人盟约和宗教庇护维系的复杂帝国网络。

也就是说，在清朝的历史里，那些真实的材料不仅没有帮忙拼凑出真相，反而破坏了传统的叙述方法，传统的二十四史的那套叙事语法，根本无法转译这个近代前夜帝国的复杂性。

但这些都存在与学术层面，真正让清史纂修陷入泥潭的，是外部学术环境的突变与内部思想安全的碰撞。

就在清史工程如火如荼进行的二十年里，大洋彼岸的美国学术界兴起了一股被称为“新清史”的浪潮。

欧立德、柯娇燕等学者提出，不应再用传统的汉化视角来看待清朝。

他们强调满洲人的民族认同（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满洲特性），认为清朝并非一个纯粹的中国王朝，而是一个将中国本土仅仅作为其庞大版图一部分的内亚帝国。

这个观点在西方的语境下，原本带有强烈的后现代解构意味，意在打破传统的“西方中心论”和“汉族中心论”，但当它传回国内时，立刻引发了相当剧烈的反应。

为什么反应会这么大？

因为在这个看似纯粹的学术探讨中，隐藏着一个极其危险的逻辑：如果清朝不是“中国”的清朝，而是一个满洲帝国，如果中原、蒙古、新疆、西藏只是因为被同一个满洲皇帝征服才勉强拼凑在一起，那么一旦这个满洲皇帝退位，这个庞大的帝国是不是就应该像奥斯曼帝国或奥匈帝国一样，理所当然地解体？

历史在这里，突然与最核心、最敏感的现实政治问题撞了个满怀。

当代中国的合法性疆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清朝鼎盛时期的版图，所以我们需要证明这种多民族大一统的历史必然性，我们需要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在逻辑。

因此，国内的清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一种强烈的防御性色彩，在那个时候学者们就不仅是在写历史了，他们更像是在打一场学术保卫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修史，写每一笔的时候都要思考良久。

比如，当你写到准噶尔汗国的灭亡时，你应该怎么写？

如果在过去，可以简单粗暴地写成平叛，写成王师讨伐不臣。

但在今天，面对现代的民族平等观念，面对乾隆对准噶尔部的物理性消灭，以及准噶尔本身也是一个试图建立中央集权政权的历史事实，传统的叙事就显得尴尬。

一方面，你必须驳斥“新清史”的解构，强调清朝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正统阶段，另一方面，为了反驳“新清史”，你又不能再退回传统“大汉族主义”的立场，必须把少数民族的主观能动性写进去。

这种既要维护传统正统史观，又要超越传统正统史观的极限拉扯，让写作者一度陷入了动辄得咎的境地。

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学者们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而是当事情的真相以它原本那种血腥、复杂、充满权谋和偶然性的面貌呈现时，它就注定无法被安放在任何一个既定的、安全的理论框架内。

说明白了这些，那就更不用说晚清的历史了，晚清七十年，不仅是清朝的尾声，更是现代中国的痛苦的序幕。

在这个阶段，学者们则需要处理一个更具撕裂性的矛盾，那就是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的直接冲突。

在经典的革命史观中，清政府是腐朽的、固步自封的、卖国的洋人的朝廷，它是封建主义的代表，是压迫中华民族的三座大山之一。

它的灭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被辛亥革命伟大浪潮冲垮的枯枝败叶。

在这个叙事里，清朝必须是坏的，否则你怎么证明推翻它的革命是好的？

然而，随着近几十年来现代化史观的引入和档案的进一步开放，另一幅晚清图景被逐渐拼凑出来，在这个图景里，晚清政府并非一味地孱弱无能。

正相反在，被西方坚船利炮轰开大门后，它展现出了惊人的求生欲和学习能力，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清末新政时期在法律、教育、军事、商业等领域进行的几乎是脱胎换骨的改革。

甚至连废除科举这种触动天下读书人根本利益的惊天之举，清政府都在短短几年内雷厉风行地完成了，晚清的最后十年，堪称中国历史上制度变革最剧烈的十年，它几乎为后来的民国奠定了所有的现代国家框架。

那么，修史者该如何评价晚清？

如果你顺着现代化史观写，把慈禧、奕䜣、袁世凯等人的改革举措客观呈现，甚至肯定他们在推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那么你立刻就会面临一个尖锐的质问：既然清政府已经在积极改革，甚至已经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准备立宪了，那为什么还要去推翻它？

革命的必要性在哪里？

辛亥革命难道只是打断了中国和平改良的进程吗？

这种观点一旦形成，无疑是在动摇近代革命的根基。

但如果你退回传统的革命史观，继续把清末新政贬低为假维新、真骗局，不看那一时期大量的经济数据和各种报告，这又违背了历史学最基本的实事求是原则，也会遭到整个学术界的集体唾弃。

一个王朝的终结，到底是因为它拒绝改变而死，还是因为它改变得太急剧、导致旧秩序崩塌而新秩序又未建立从而被自己引发的变革力量反噬？

面对武昌那声枪响时，我们该用惋惜的笔触写下一个帝国的猝死，还是用欢呼的笔调记录一个旧时代的葬礼？

在一部由国家主持编纂的官方巨著中，这种根本性的价值判断是不允许存在模棱两可的，它必须给出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

但在今天的思想氛围下，任何一种单一的结论，都无法说服所有人，甚至无法说服修史者自己。

我们渴望用一部历史来凝聚共识，却绝望地发现，正是对这段历史的不同理解，构成了当今社会思想分裂的根源。

再看一眼这部难产的《清史》，它的困境，其实就是现代中国在确认自我身份时所面临的困境的缩影。

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天下帝国，转型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这个过程并未像西方那样，伴随着旧帝国的彻底解体和核心区域的重新建国，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将一个庞大的帝国躯壳，直接翻转成了现代国家的疆域。

这是我们今天大国地位的基础，也是我们极其幸运的历史遗产，但这种整体继承，必然要在理论上付出巨大的代价。

清史之所以难修，是因为我们对它寄予了太多彼此矛盾的厚望。

我们既要它承担“二十四史”的传统法统，以证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断，又要它经受现代学术规范和全球史视角的检验，以证明这不是自说自话。

我们既要它论证多民族大一统的内在凝聚力，反击外部的学术解构，又要它鞭挞封建专制的黑暗，为近代的革命洪流提供逻辑起点。

我们既要它肯定晚清痛苦的现代化转型，又要它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线不能动摇。

所有的这些既要、又要，最终在文字的层面上交汇，形成了一个死结。

在研讨会上，一位专家主张应该深入刻画多尔衮入关时的血腥屠杀以展现历史真实时，另一位专家可能会提醒，这是否会伤害民族感情，不利于民族团结。

当有人试图客观评价李鸿章的外交手腕时，立刻会有人痛斥不能为卖国贼翻案。

每一种材料的选取，每一种论述的倾斜，都在触碰着当下的神经。

在这样的博弈中，最安全的做法，就是退回到毫无生气的材料堆砌，用干瘪的套话去填补那些需要深刻洞察的空白。

但即便如此，也无法避免被各个方向的审视目光挑出毛病。

一条路被民族主义封死，另一条路被现代性叙事堵住。

左边是传统史观的深渊，右边是后现代解构的悬崖。

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上，要求一群哪怕是全中国最聪明的学者，去建构一座四平八稳、没有任何接缝的历史大厦，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时代任务。

听说那份数千万字的《清史》送审稿，此刻正安静地躺在保险柜里。

它可能还需要经历漫长的修改，也可能在某一个时刻，以一种大家都妥协的形态悄然出版。

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个试图用一部书来一锤定音，给清朝盖棺定论的梦想，其实已经消失了。

但这种消失，未必是坏事，历史的迷人之处，本来就不在于提供一个毫无破绽的标准答案，而在于它始终作为一个无法被完全驯服的幽灵，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游荡。

写到这，我突然想起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的话：“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或许，我们今日对“一家之言”的追求太过宏大，以至于忘了，任何试图为庞大帝国书写墓志铭的举动，最终都会变成自身的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