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开启殖民反思，中国文物能否归家？

以下文章来源于凤凰卫视，作者黄瑜珊

◆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了中国东汉时期的陶立马、汉代弹筝陶俑、仰韶文化半坡时期茧形双耳瓶。（图源：人民网）

文/黄瑜珊

编辑/漆菲

当地时间4月13日，法国国民议会以170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一项文物归还法草案，试图为长期处于争议中的文物返还问题建立更为明确的制度路径。

根据已公布的内容，新法案适用于1815年至1972年间通过偷盗、掠夺等方式进入法国公共收藏体系的文物。按照法国立法程序，相关文本需在今年6月底前提交参议院审议后方可生效。

该法案在中国引发高度关注，毕竟这一时间段覆盖了中国近代史上文物遭受掠夺流失最为惨痛的时期，尤其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而法国的吉美博物馆、枫丹白露宫中国馆等机构均藏有大量中国珍宝，其中相当一部分在新法案的可追索区间。

立法辩论期间，法国议员热雷米·帕特里耶-莱蒂援引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的相关表述，称其曾设想“有朝一日法兰西能够洗心革面，将掠夺所得归还中国”，并表示这一愿景“正逐步成为现实”。

现行法律框架下，法国国家收藏文物原则上属于“不可转让”，相关归还通常需通过逐案立法完成，程序复杂且高度依赖政治推动。长期关注文物归还问题的法国泰勒·韦辛律师事务所中国部负责人任晓红向《凤凰周刊》指出，若上述法案能以现有形式颁布，其最核心的制度意义在于，法国首次在法律体系内建立了一条常态化的文物归还申请路径。不过，由于大量操作性规则有待国务院进一步明确，加之议会仍保留否决机制，这一制度的实施效果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023年10月18日，由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圆明园十二兽首之牛首、虎首、猴首、猪首铜像，与2020年12月1日回归圆明园的马首铜像一起，亮相“五首重聚·故园新语”圆明园兽首铜像特别展览。

文物归还机制起了变化

此次立法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法国近年来围绕文物归还问题持续推进的结果。其关键转折点被认为是法国总统马克龙2017年访问布基纳法索时的公开表态——他承诺将推动非洲文物归还问题走向制度化解决。

不过，马克龙之前，法国已存在零散的文物归还先例。2002年，法国通过立法将萨尔杰·巴特曼遗骸归还南非；2006年又授权将鲁昂博物馆收藏的毛利人头像归还新西兰。

2018年11月，法国政府发布了由塞内加尔学者菲尔文·萨尔（Felwine Sarr）与法国艺术史学者贝内迪克特·萨沃伊（Bénédicte Savoy）共同撰写的《萨尔-萨沃伊报告》，系统讨论非洲文化遗产归还问题。

该报告首次明确，法国博物馆中大量来自非洲的文物具有明确的殖民掠夺背景，应在特定条件下予以归还。报告同时建议建立透明数据库、推动非洲博物馆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双边协议保障文物的安全移交。这一结论在法国引发广泛讨论，也为后续政策调整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2020年，法国议会通过专门法律，批准将阿波美王朝的文物归还贝宁，并将部分文物归还塞内加尔。这种“逐案立法”的模式突破了“不可转让原则”的限制，具有极大象征意义，但也因程序复杂、周期漫长而受到质疑。

◆2021年10月2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参观“归还贝宁：阿波美皇室珍宝特展”。这是这批文物正式归还给贝宁之前的最后一次展览。

法国学者安妮-朱莉·阿西耶（Anne-Julie Assié）批评称，这种“个案例外累积”模式停留在政治象征层面，本质上无法持续，也难以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性改革。

在此背景下，法国文化部开始推动“常态化归还机制”的政策讨论，并于2022年在馆藏来源审查领域引入部分专家评估机制。

新法案的出台正是这一连续演进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具体而言，它确立了一套相对明确的操作框架。

在适用范围上，法案将可被审查与归还的文物限定在1815年至1972年间进入法国公共收藏体系的外国文物。这一时间界限分别对应拿破仑帝国的结束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公约的生效，从而在历史上划定了一个相对明确的可追索区间。

程序设计上，法案确立以“申请”为起点的机制，即由相关国家主动提出归还请求，而非法国方面统一启动。为了配合这一机制，法国政府需定期公布可能涉及非法获取的馆藏文物清单，以便相关国家掌握信息并提出申请。

在审查过程中，法案要求对文物来源进行严格评估，并设置双重咨询机制：一方面由科学委员会进行专业认定，另一方面引入包含议会代表在内的审议机构参与意见形成。

在归还对象与范围上，法案仅适用于外国国家提出的归还请求，不涉及法国海外省。同时，归还机制主要针对国家间的公共收藏体系，大量流入私人市场的文物不在其调整范围之内。此外，军事类文物也被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部分被界定为“战利品”的物项亦不纳入归还机制。

任晓红告诉《凤凰周刊》，当前草案将文物归还纳入《遗产法典》的一般规则体系，在制度层面取代了“逐案立法”模式。她也强调，该草案仍处于两院协商程序之中，尚未经总统颁布，最终条文仍可能发生调整，在正式生效前不具备可援引的法律效力。

来自殖民大国的反思？

新法案的通过，是否意味着法国开始正视其殖民历史，并在制度层面作出回应？

从法律结构来看，变化是有限的。法国《遗产法典》规定，公共馆藏文物具有不可转让性、不可时效性与不可扣押性三项基本属性。这意味着，一旦文物进入国家收藏体系，原则上不得被转移，任何变动需经由议会专项立法授权。

这一原则构成文物归还的主要法律障碍。新法案并未对其加以否定，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与证据支持下，为“例外”提供了更为制度化的出口：允许对部分以非法方式获得的文物进行重新评估，并在特定情形下将其移出国家收藏体系。法案还引入专家评估机制，针对归还从单一的政治裁量转向“法律—学术”共同支撑的复合判断。

在此基础上，新法案推动了归还路径的程序化。在既有制度下，每一次归还都需通过议会专门立法完成，既耗时亦高度依赖政治契机。相比之下，新法案尝试建立“申请—评估—审批”的常态化流程，从形式上提升了效率，也使归还过程具备一定可预期性。

任晓红强调，这一机制的关键意义在于“为归还提供了一个可进入的程序入口”，但其本质仍是基于个案的审查机制，而非自动触发的普遍性归还制度。

更关键的权力结构也并未发生改变。任晓红认为，尽管程序趋于规范，但联合科学委员会及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仅提供咨询性意见，最终决定仍由法国行政机关以国务院令形式作出。

◆2026年3月，在巴黎举行的仪式上，科特迪瓦殖民时期被掠走的国宝级文物——“会说话的鼓”正式回归。（图源：法新社）

这意味着，文物归还依然属于行政主导下的政治决策，而非可通过司法途径直接主张的法律权利。具体个案中，历史证据、外交关系与政治意愿，将共同决定文物能否回归原属国。

因此，这一制度调整更接近于一种“技术性开放”：归还不再依赖偶发的政治表态，而被纳入可操作的程序之中，但最终裁量权依旧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换言之，它标志着一种从“政治恩赐”向“程序博弈”的转变，而非权力结构本身的转移。

即便如此，新法案仍从规范层面上为文物归还从“殖民语境”向更广泛的国际争议扩展提供了可能。其适用范围并未严格限定于前殖民地国家，而是以“非法获取”为核心标准，这在形式上为其他国家提出归还请求打开了路径。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一立法动向亦可被理解为法国在全球博物馆体系中的一次策略性调整。

近年来，围绕殖民时期文物归属问题，欧洲范围内的舆论与外交压力持续上升：英国因馆藏争议文物长期受到批评，德国亦已启动部分非洲文物的归还进程。这一背景下，法国通过构建相对制度化的归还路径，一方面能够回应国内外关于历史责任的讨论，另一方面也试图在国际文化治理议题中占据更主动的位置。

不过，制度层面的变化尚未转化为博物馆体系内部的共识。原卢浮宫博物馆中文官媒负责人麦子向《凤凰周刊》分享道，法国国内关于文物归还的讨论早已存在，但始终难以成为主流议题——相较于“文物应否归还”的归属问题，公众的关注往往集中于财政与民生层面。“许多民众担忧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财政预算来支持文物的管理与维护，甚至调侃说不如卖掉《蒙娜丽莎》来缓解财政危机。”

在博物馆内部，这种关注重心同样呈现差异。麦子提到，对于法国国家博物馆体系中的管理者和从业者而言，更优先的问题往往是文物保护本身——例如行政管理失当或体制性问题导致的保护缺失。这类担忧在卢浮宫近两任馆长任内集中爆发，多起文物安全事件引发舆论强烈批评，加剧了博物馆体系内部的现实压力。

◆2025年11月1日，失窃事件发生后，法国警方在卢浮宫附近站岗。（图源：法广网）

中国文物能否归家？

制度转向下，新法案在形式上为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洲以外国家提供了一定的制度空间。

最直接的变化在于程序入口的确立——相关国家可通过正式渠道提出归还申请。任晓红认为，这一变化“使文物问题从几乎停滞的法律状态，转向可以进入审查程序的个案问题”，为后续行动提供了制度入口。对于长期关注流失文物问题的中国而言，这意味着操作空间的扩大。

然而，这一“窗口”的开启并不意味着条件的对等。近来的归还实践表明，成功案例大多发生于法国前殖民地国家。无论是2020年归还贝宁与塞内加尔的文物，还是2025年归还马达加斯加的反抗殖民斗士遗骸，这些案例的推进通常依赖于三大因素：清晰的文物来源证据、明确的殖民关系框架，以及法国国内相应的政治意愿。

◆法国归还贝宁的26件阿波美王朝文物中的一部分。（图源：法新社）

相比之下，中国不处于上述叙事框架之内。无论是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还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相关文物流失均发生于战争语境，而非殖民统治结构之内。这一差异意味着，中国难以直接借用法国对前殖民地国家所适用的道义与政治逻辑。

在法律层面，这种差异进一步转化为更高的举证门槛。一位不具名的业内专家向《凤凰周刊》提出，相较于可以依托“殖民掠夺”整体叙事的非洲国家，中国的归还请求可回到更具体的法律问题——即针对每一件文物，证明其属于“非法获取”。

新法案要求相关国家提供针对具体文物的个别化证据，而非对历史事件整体性质的认定，这构成最核心的技术性障碍。这一标准之下，即使新法案获得通过，法国现行机制仍呈现出明显的“个案化”特征：其处理逻辑并非宏观层面的历史追索，而是围绕“具体文物—具体证据”的申请结构展开。

这意味着，想在短期内推动大规模、整体性的文物归还几无可能；相反，以个案为单位逐步推进，反而更符合制度运行的内在逻辑。

任晓红强调，中国若希望在现有或未来的归还框架中取得实质进展，更可能依赖一种高度“技术化”的推进方式。其中，对法方档案的系统利用尤为关键。

与贝宁等国的成功经验类似，来自档案馆、博物馆馆藏记录等“法方自证”的材料往往具有更高的证明效力。例如，枫丹白露宫中国馆的部分藏品，其来源可通过法国国防部档案中心保存的1860年“中国战役”（Expédition de Chine）原始文献加以指认，它能为相关文物提供直接的来源链条，从而更接近新法案要求的“严肃、精确且相互印证的迹象”这一标准。

◆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专门用于收藏各类中国文物和艺术品，这里有不少圆明园珍宝。（图源：枫丹白露宫官网）

与此同时，博物馆体系内部对相关问题的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一进程。麦子指出，在法国国家博物馆内部，围绕中国文物来源的讨论同样存在，但关键在于“如何界定来源、由谁界定”。缺乏多国学者共同参与的情况下，相关研究是否能保持客观尚未可知。

正因如此，通过支持法国本土学界开展来源研究，在学术与公共舆论层面逐步重建对文物来源的认知，或将成为制度路径之外的重要补充。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国家的归还诉求都能取得实质进展。埃及与希腊长期提出的相关请求至今未果，其背后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来源证据复杂、法律论证不足，以及法方政治动力的缺失。此外，“普世文明遗产”的话语也常常被用于对抗归还诉求，从而削弱其正当性。

对于那些难以满足归还标准或证据不足的文物，还能采取“长期借展”（prêt de longue durée）等相对软性的做法。韩国正是以此形式获得了《朝鲜王朝仪轨》的实际使用权，该文献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记忆项目，原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虽然法国在法律上保留了所有权，但该文物已实质性回到来源国。

◆《朝鲜王朝仪轨》内页。（图源：维基百科）

不过，不少学者批评，这类安排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真正归还”的替代与延迟。因此，其可行性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涉及政治选择：是接受阶段性成果，还是坚持所有权层面的回归。

前述业内专家建议，若接受借展安排，应在协议中明确权利保留条款——即该安排不构成对所有权归属的任何承认或放弃，并保留未来提出正式归还请求的权利，同时设定清晰的审查或重谈期限。

由此来看，在法国现行机制之下，决定归还结果的并非历史叙事的强度，而是证据的精确程度、法律论证的严谨性，以及其与法国政治语境之间的契合程度。对中国而言，新的文物归还法意味着制度窗口被打开，但真正能够推动结果的，仍是围绕具体个案展开的证据构建与博弈。

排版 /刘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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