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皇帝为何早早驾崩？看看他做的事，能活31岁已算高寿

1861年7月19日清晨，承德避暑山庄的烟雾才刚散去，值夜的内侍却已惊魂未定。凌晨时分，咸丰皇帝又一次大口咳血，染红了枕畔的绣被，“快，鹿血——”他嘶哑地吩咐。有个贴身太监匆匆应声，旋即消失在回廊深处。这已不是第一次。行宫里的众人都明白，皇帝大概撑不了多久了。

就在同一屋檐下，几张奏折静静堆着，从“天津再请增开口岸”到“宁绍台军报急”，一封未拆。皇帝对着满桌公文只是摆手，转身让人燃起沉香，搬来酒壶、装上水烟。对于一个尚未到而立之年的君主，这种暮气沉沉的画面怎么看都不正常，却恰是咸丰晚年真实的日常。

追溯他的根源，要到1831年。那年二月，年过不惑的道光皇帝刚庆贺完正月大典，便得报全贵妃早产，皇四子奕詝呱呱坠地。七天后，另一名皇子诞生。为了不让两个孩子在起跑线上就被贴上“大小先后”的标签，全贵妃甚至冒险服药，硬生生将胎儿提前迎出。后果显而易见——奕詝从一出生就身骨羸弱，与福泽深厚的满洲贵胄形象判若云泥。

幼年的腿伤更让他落下病根。听骑射课时，别人策马扬鞭，他却常在一旁呲牙咧嘴；天花疤浅浅印在左颊，连面相师都摇头。偏偏到了1840年代，皇长子夭折，二阿哥、三阿哥也先后殒命，道光只剩下四子、六子可选。六阿哥奕訢生母贵重，资质也更出挑，文武俱佳。按理说，储位该是他的囊中之物。可是血统观念在老皇帝心里似铁铸一般，嫡庶间那条看不见的鸿沟，让奕詝在1850年坐上了龙椅。

掌天子印却如同握着炽火。登基那一年，广东响起了太平军的金田号角；三年后，南京易名天京，东南半壁尽落敌手。朝廷调兵遣将，粤匪未平，捻军又起，陕甘苦旱，西北军饷见底。咸丰二十岁的人生，几乎每天都在火线开局。外面洋枪洋炮的威逼更让他喘不过气。1856年“亚罗号”风波后，英法联军南下炮轰珠江口，叶名琛拼死抵抗却终被俘。对比强弱，朝堂上下的失望与惊恐在咸丰心里越聚越重。

北上的外国大炮于1858年轰塌了大沽炮台；《天津条约》被迫签字。两年后，联军卷土重来，兵逼北京。面临生死抉择，咸丰最终选择夜遁热河。他曾拍拍弟弟恭亲王的肩膀，压低声音：“若不能和，便战；战若不力，速来避暑山庄，朕只求苟全此身。”一句托付，一抹苦笑，显出深重的无奈。

逃亡的八日路途，是他精神断裂的序章。途经潘家口时，马车外传来山民放炮驱虎的巨响，他吓得贴墙而坐，手心尽是冷汗。到达避暑山庄后，咸丰却像换了个人。政事放给懿贵妃与肃顺等人，自己则把全部日程填满：白日听戏，夜里酣饮，闲时亲手挥毫画马，累了便倚榻吸鸦片。据侍从回忆，他给那一卷卷鸦片烟饼起了个诗意的名头：“益寿如意膏”。有大臣劝诫，他却抬眼冷笑：“大清兴亡，岂关一人寿夭？”言毕，拂袖而去。

有意思的是，他对鹿血的迷信并非空穴来风。咸丰二十六年冬，曾有江苏名医入宫，自称可用“鲜鹿血配枸杞”强身续命。皇帝很快就信了，专门在南苑扩圈驯养梅花鹿。天津告急时，护驾车队里赫然出现几十只鹿，吓得内务府忙不迭劝阻。鹿留下了，皇帝走了，却在行宫里仍命人日日宰鹿，提取鲜血兑酒。以现代医学视之，此举无异于雪上加霜：肺结核本忌生冷辛烈，高浓度蛋白进入血管，更增脓毒风险。

身体的溃败肉眼可见。咸丰八年他尚能策马小试身手，到十年秋已常以肩舆代步；十一年初咳中带血，御医诊为“劳瘵咳逆”。遗憾的是，病理学当时尚不发达，乳香、麝香、牛黄、犀角丸都不见起色，他仍旧暗中吸烟催眠。到了同年闰五月，咳血量骤增，胸闷如压石，连最爱听的《锁五龙》也听不下去。一夜间，他忽对懿贵妃说：“朕困矣。”旋即昏厥。

史料记载，他最终在30岁零11个月的年纪，吐血不止，昏迷中喃喃一句：“鹿血……快些……”随后气绝。木兰围场的山风掩不住哀号，千里外的京城，恭亲王听闻噩耗，只能匆匆按遗诏主持政事。

从现代医学推断，早产、幼年天花、骨折遗痕、长期酗酒兼鸦片吸食，加之巨大精神压力，很可能导致肺结核恶化并迅速丧命。若非天子之尊，能享御医药石之力，他或许早已折于少年。由此看来，三十一载寿终，真算“侥幸”。

咸丰的个人崩溃与帝国的衰敝如影随形。他并非没有过挣扎：重用曾国藩练湘军、批准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鼓励汉臣议政，这些举措为后起的“同治中兴”埋下火种。然而局势洪流太猛，个人意志太弱，未能形成系统改革。入不敷出的国库、纵横捭阖的洋务，终究压断了那个早产皇子的脊梁。

离世那一年，慈安、慈禧联手发动辛酉政变，肃顺等人被斩，年仅6岁的同治帝在两宫太后监护下登极。小皇帝走了父亲的老路，13年后同样因病早夭。至此，清室由盛入衰的轨迹再难逆转。

回到承德那扇挂着“且乐道人”匾额的宫门，旧漆剥落，松烟犹存。咸丰皇帝用尽最后的力气抵挡时代巨浪，却倒在自己亲手酿造的迷醉之中。或许，对一个身处乱局的弱质天子而言，活到31岁，已是勉强的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