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楼的祈祷：战争部长与神圣暴力

「我们请求以耶稣基督大能之名，使邪恶败退，使恶人的灵魂堕入为其预备的永罚。」——当美国国防部长在五角大楼说出这句话时，他不是在布道，而是在为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祈求神佑的暴力。

一场被重新定义的宗教仪式

上个月末，五角大楼举行了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首次基督教礼拜。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选择在这个场合，将冲突定性为本质上具有宗教和精神性质的战争。

他的讲道重点不在于我方事业的正义性，而在于对敌方无情施加复仇与痛苦的必要性。

赫格塞斯援引《诗篇》第18篇，其中大卫王说他直到敌人「被消灭」才转回。敌人「呼求帮助，却无人拯救」。他诵读了大卫夸耀「将他们打得粉碎如风吹的尘灰」「像街上的淤泥般丢弃」的段落。

他还宣读了一位随军牧师撰写的祈祷文——该文依赖诅咒诗（imprecatory psalms），包括第35、58和144篇——请求上帝「对那些不配得怜悯的人施以压倒性的暴力行动」。赫格塞斯祈祷「每一发子弹都击中公义敌人的要害」，请求上帝「打碎不敬虔者的牙齿」。

他说，藉着「你怒气的 blast（ blast 此处指猛烈冲击）」，上帝将使「恶人灭亡」。全能者应当「向图谋虚妄的人倾倒你的愤怒，将他们像糠秕吹散在风前」。赫格塞斯恳求上帝行动，使「邪恶败退，恶人的灵魂堕入为其预备的永罚」。

这位自称「战争部长」的人以这样的祷词结束：「我们怀着大胆的信心，以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大能之名祈求这些事，阿门。阿门。」

明确地说：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以「耶稣基督大能之名」，为「压倒性暴力」和「毫不怜悯」祈祷——而这位耶稣，正是和平之君。

正方：这是信仰与使命的正当结合

从赫格塞斯支持者的视角看，这场祷告并无不妥，反而是军人信仰真诚的体现。

美国军队长期允许随军牧师制度，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宗教自由表达。国防部长作为公民，有权在宗教场合表达个人信仰。诅咒诗（imprecatory psalms）是《圣经》正典的一部分，犹太-基督教传统两千年来一直诵读这些经文。

支持者会指出，赫格塞斯并非在作战命令中引用经文，而是在礼拜场合对信徒讲话。语境至关重要：这是私人宗教表达，而非政策宣言。将大卫王的战争诗歌理解为对神圣正义的呼求，在释经学上有充分依据。

更深层地看，这种祷告反映了一种「正义战争」传统的变体——当面对被认定为邪恶的敌人时，使用暴力不仅是允许的，在特定条件下甚至是义务。赫格塞斯将伊朗政权视为威胁美国与以色列安全的邪恶力量，在这种框架下，祈求神佑的胜利是信仰与政治责任的统一。

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任期已展现这种逻辑：赫格塞斯曾为三名面临战争罪指控或被定罪的军人游说总统赦免，为杀害伊拉克平民的黑水公司承包商辩护。这些行为在他支持者眼中，是保护战士免受官僚体系与「政治正确」束缚的正当之举。

反方：这是制度化的神圣暴力，危险且违法

军事随军牧师史专家罗尼特·斯塔尔（Ronit Stahl）对《新共和》的格雷格·萨金特表示：「高级军官或文职军事领袖以上帝之名将杀戮和暴力视为宗教责任来 relish（ relish 此处指享受、沉溺），这是极不寻常的。」

关键不在赫格塞斯个人信仰，而在其身份与场合的叠加效应。国防部长是文职官员，统辖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当这一职位的人以「战争部长」自称，在五角大楼——美国军事决策的神经中枢——祈求「压倒性暴力」「不配得怜悯」「打碎牙齿」「恶人堕入永罚」，这已远超个人虔诚的范畴。

国际法与美国军法均禁止「不给 quarter（ quarter 指宽恕、饶命）」——即拒绝接受敌方投降、承诺杀死所有战斗人员。赫格塞斯上月宣称美国将对敌人「不给 quarter，毫不怜悯」，这已构成战争罪的公开宣示。他祷告中的「不配得怜悯」与此形成呼应，将法律禁止的行为神圣化。

更具体的危险信号：五角大楼负责防止作战中平民伤亡的办公室正在被 dismantle（ dismantle 此处指撤销、拆解）。这与赫格塞斯的神学修辞形成结构性配合——如果敌人是「不敬虔者」「恶人」，其死亡是「永罚」的预演，那么区分战斗人员与平民的伦理约束便失去了根基。

历史参照令人不安。神圣暴力（sacred violence）的话语模式曾出现在十字军东征、宗教改革时期的教派冲突、以及当代圣战主义叙事中。其共同结构是：将敌方非人化（「糠秕」「淤泥」「尘土」），将暴力神圣化（「上帝怒气的 blast」「万王之王之名」），将杀戮终极化（「永罚」）。赫格塞斯的祷告完整复现了这一结构。

特朗普本人的威胁提供了政策语境：轰炸伊朗电厂、海水淡化站、油井、道路、桥梁——这些是典型的民用基础设施。当「战争部长」祈求「每一发子弹击中公义敌人的要害」时，「公义敌人」的定义权在谁手中？

判断：这不是信仰问题，是权力修辞的转型

赫格塞斯的祷告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揭示了某种个人狂热，而在于它标志着美国安全话语的一种结构性转变。

传统上，美国战争修辞依赖两种正当化框架：自由民主价值（「捍卫自由」）或国家安全理性（「阻止威胁」）。这两种框架都预设了暴力的工具性——暴力是手段，服务于可公开辩护的政治目的。即使批评者质疑其实际运作，框架本身仍要求回应普世伦理标准。

赫格塞斯的祷告引入了第三种框架：宇宙论战争（cosmic war）。敌人不仅是战略对手或意识形态竞争者，而是「不敬虔者」「恶人」；暴力不仅是政策工具，而是「上帝怒气的 blast」；死亡不仅是战斗结果，而是「永罚」的预演。这一框架的核心特征是不可妥协性——与邪恶不存在谈判空间，「怜悯」本身成为道德缺陷。

这种转型有明确的制度配套。撤销平民保护办公室、赦免战争罪被告、威胁攻击民用基础设施——这些不是孤立决策，而是与神学修辞形成互文。当暴力被神圣化，对其的法律与伦理约束便被重新定义为「软弱」或「政治正确」。

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的警示需要被完整理解：魔鬼不仅能引用经文，更能使经文服务于其目的。赫格塞斯引用的诅咒诗在《圣经》语境中有其特定历史处境（古代以色列的生存冲突），将其直接映射到21世纪的国家间战争，本身就是一种释经暴力——既扭曲文本，也为当下的暴力开脱。

对科技从业者而言，这一案例的价值在于观察「叙事基础设施」如何被重构。赫格塞斯不是在发明新神学，而是在激活一种现成的符号资源（诅咒诗传统、「战争部长」自称、基督教民族主义话语），将其嵌入制度性场合（五角大楼礼拜），从而改变暴力的认知框架。这种操作的技术性——对符号的选择、场合的利用、身份的表演——值得与算法推荐、平台治理等技术性权力形式并置分析。

最终判断：这不是关于宗教自由的边界争议，而是关于暴力正当化机制的范式转移。当美国国防部长以「万王之王」之名祈求「压倒性暴力」时，他不是在表达个人信仰，而是在为一套正在成形的政策逻辑提供神学包装。识别这种包装的结构——神圣化、非人化、终极化——是理解当代权力运作的必要技能。

行动指向：关注五角大楼平民保护办公室的后续人事变动；追踪「诅咒诗」修辞在军方话语中的扩散；在分析技术政策时，保持对「基础设施」一词的敏感——它既指算法系统，也指海水淡化站与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