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专家杨雷：地缘风险压缩中国能源转型窗口期，用价格激活需求韧性

编者按：中东的战火敲打着全球经济最敏感的能源神经。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背后，通胀、利率的波动预期加剧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石油—美元”体系裂痕加速全球能源格局和金融规则的重构。腾讯财经策划“能源引爆点”系列内容，跟随中东局势的演绎方向、追踪事件的冲击链条、解码能源博弈的底层逻辑和未来走向。本文为系列第九篇。

文丨冯彪

编辑丨刘鹏

一个多月以来，原油运输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或解封，牵动全球油价大涨大跌，油价阴霾笼罩着世界经济增长前景。

不仅如此，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地缘政治动荡，反复考验着主要经济体的能源体系韧性，新的风险形势迫使各国重新审视自身能源安全的底层逻辑，而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也在加深主要经济体的用电焦虑。

“应对能源挑战，中国的战略是大规模发展非化石能源来换取更大的‘能源独立’，并通过渐进式的电网等基础设施改造来实现能源供需的转型。然而，外部环境的剧烈突变压缩了中国的时间窗口。”近日，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带领的团队发布报告《从供给焦虑到需求韧性——大变局下的中国能源安全与战略重构》，呼吁中国的能源转型按下“加速键”。

杨雷曾经在国家能源局工作并多次参与国家能源规划的编制工作，还曾担任国际能源署（IEA）署长高级顾问，他持续跟踪研究主要经济体的能源战略和实践，也深谙当前危机暴露出的能源安全局限。

他认为，即便拥有世界最“坚强”的集中式大电网，在极端地缘冲突或自然灾害面前，其过度集中和依赖长距离输送的架构可能成为系统性脆弱点，这警示我们，必须权衡“集中式基建”与“分布式体系”的风险利弊。

在杨雷看来，尽管中国在风电、光伏装机上领先全球，但却陷入弃风弃光率高的“消纳危机”，其根源在于传统“源随荷动”的旧有体制无法适应新能源的波动性，需求侧长期被视为被动负荷，缺乏响应机制与价格信号。

对此，杨雷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推动战略重心从“供给侧扩容”转向构建“需求侧韧性”。其核心是通过建立灵活反映供需变化的市场机制，促进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发掘不同场景的需求侧灵活性，将海量终端负荷，从“消费者”改造为具备动态调节与极端自保能力的“产消者”，从而激活数亿千瓦的低成本调节潜力和系统灵活性。

他说：“在快速演进的全球能源竞争中，中国能源系统下半场战役的主战场已不在大西北的风沙与烈日中，而隐藏在千千万万的工厂车间、数据中心、电动汽车和智能楼宇里。”

围绕近期地缘政治动荡对主要经济体带来的能源影响，以及中国能源转型的挑战和应对方案，腾讯财经《能源志》与杨雷对话：

地缘风险拉响警报，集中式电网有潜在风险

腾讯财经《能源志》：近年来，能源供应链受到地缘政治动荡的反复冲击。能否为我们讲一下近年来主要经济体在应对能源风险冲击方面，有哪些主要的做法、进展和难点？

杨雷：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十字路口，特别是在近年地缘政治动荡的背景下，美国、欧盟和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的能源战略出现了分化。

美国的能源战略经历了剧烈的“路径回归”。特别是自2025年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以来，强调扩大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开发，加快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充分发挥美国在化石能源资源方面的禀赋和低成本优势。2025年，美国原油产量达到创纪录的1360万桶/日，稳固了其全球最大油气生产国和主要出口国的地位。美国通过对中东传统产油国的外交施压与安全合作布局，以及对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等国实施定向封锁或控制，美国的能源影响力进一步得到巩固。美国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只要全球经济的大动脉依然流淌着石油和天然气，美国就能通过控制这条大动脉，对其他经济体形成有效制约。

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呈现出略带分化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原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分别超过70%和40%。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咽喉通道的安全风险以及极端地缘冲突情况下能源进口受限，始终是悬在中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为了应对这一系统性脆弱，中国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战略。首先，中国始终保持着对煤炭这一本土最丰富能源的战略依赖。2025年中国煤炭产量创下历史新高，作为“应急压舱石”的作用空前体现。在极端不利的地缘政治冲突或供应链断裂情景下，中国庞大的本土煤炭产能将是维持国家运转的重要防线。其次，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力图通过将可再生能源转化为“本土内生资源”来逐步置换进口油气和高碳排放的煤炭。

所以尽管此次中东战事引起的能源供给短缺，给主要经济体均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中国的应对显得相对更加笃定从容，其中部分原因就是中国持续推动交通电气化以减少油气消费，坚定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建立有利于能源安全和低碳发展的能源结构。

相比于中美，欧盟（以及部分欧洲代表性国家）在物理资源禀赋上处于较大劣势。2022年俄乌冲突后，欧洲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才勉强切断了对俄罗斯廉价管道天然气的依赖，这深刻暴露了其化石能源匮乏的关键不足。然而，正是这种资源的匮乏，倒逼欧洲在能源效率管理、需求侧响应和治理规则创新上走在了全球最前沿。欧盟不仅在加速挖掘本土及北海地区的海上风电潜力，更通过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措施，试图将自身在“绿色规则”上的领先优势转化为一种新的“资源”——即通过设定碳排放门槛，削弱化石能源禀赋丰富国家的成本优势，从而在缺乏地下资源的情况下，确立其在全球低碳经济秩序中的话语权。

当前，能源发展道路的选择或许可以简化为以中国和美国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战略侧重：力争通过大规模发展非化石能源来换取更大的“能源独立”；或是回归以油气、煤炭为主的传统化石能源阵地，以捍卫自身既有的全球能源主导权与成本优势。而世界上更多的经济体，似乎在这两者之间陷入了犹豫和观望。

腾讯财经《能源志》：不论是俄乌冲突还是今年美伊冲突，能源基础设施往往成为被袭击的目标或谈判的筹码。这对我们的能源战略规划有哪些启示、警示？

杨雷：中国拥有一套基于煤炭、煤电体系的完善高效的电力基础设施，油气基础设施也可圈可点。在电力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电压等级最高、最“坚强”的电网。

但是，也要看到中国电网目前所展现出的可靠性，是一种在相对和平年代、在不受重大外部冲击下的“相对稳定”。在过去75年里，中国的核心能源基础设施极少经历过系统性的高烈度破坏，因此，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和韧性，尚有待检验。

通过近年几次地缘政治冲突，我们可以思考，如果在极端自然灾害和现代战争的冲击下，电网系统建得越庞大、越集中、越依赖长距离输送，其潜在的系统性崩溃风险就越高。在极端的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情景下，只要几个特高压枢纽换流站瘫痪，或是几个大型变电中枢受到破坏，就足以引发大面积、波及大量生产和生活的停电灾难。

因此，在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的背景下，我们现在需要充分思考“集中式基建”和“分布式体系”的利弊和潜在风险。

腾讯财经《能源志》：地缘政治风险频发、美国在能源转型上出现“倒退”，您认为这些事件对我国的能源转型带来了哪些挑战，会影响我国转型的节奏吗？

杨雷：我国的能源转型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中国在清洁能源的制造端和供给端（装机量）已经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绩。然而，这种目前仅建立在规模上的产能优势，还面临着无法有效转化为能源转型效益的严峻系统性瓶颈。大量的清洁能源电力被生产出来，却无法被有效消纳，很多沦为电网中难以驾驭的“垃圾电”或者直接被现行的电网系统排除在外。

从转型和改革节奏来看，如果国际局势按部就班地演进，中国或许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渐进式的电网改造来消化这些庞大的绿电。然而，最大的挑战在于外部环境的剧烈突变压缩了中国的时间窗口。

自2025年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其能源政策重点出现明显调整，重新强调油气等化石能源开发。同时，其地缘政治战略与能源战略相互呼应、彼此支撑，如：强化与中东盟友的关系，控制并影响委内瑞拉的能源开发与贸易，维持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及限制其油气出口。如此一来，在短短一年内，美国已逐步巩固并扩大在传统能源领域的主导权，并试图将全球能源秩序重新拉回其拥有绝对控制权的传统轨道。

在这种“快进”的节奏中，中国本可以保持自身能源战略稳定的定力。但如果外部世界演变成全面退回到化石能源轨道，那么中国要持续推进其能源转型，将面临更大难度；全球的能源转型和气候议程也将充满巨大变数。

因此，中国更现实的战略出路是“向内发展”——尽快解决清洁能源高比例消纳问题，加速替代化石能源，进而增强自身能源系统的韧性。这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也是其拥有的最大潜在机遇。

用价格机制激活需求侧灵活性和韧性

腾讯财经《能源志》：当前中国绿电在需求端消纳的现状如何，消纳难点有哪些？

杨雷：中国的风电和光伏总装机容量，远超过其他经济体。但是近年来，风电和光伏利用率持续下降；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23-2025 年，中国风光弃用率分别约为2.0- 2.7%，3.2-4.1% 和5-6%。以2025 年为例，全国风电平均利用率为94%，光伏发电利用率为95%；在部分省份，正式统计的数据显示弃风弃光率已开始逼近10%，而在一年中的某些不同时段，弃风弃光的实际比例会更高。这背后的系统问题值得重视。

第一，“增量难替代”的转型悖论。面对风光发电“靠天吃饭”的秒级随机波动，现有电力系统的处理能力越来越有限。由于风光能源的间歇性，为了保障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以及电网的安全，中国在大量上马新能源的同时，不得不继续批准建设大量煤电机组用来调峰。据有关统计，2025 年中国新增近80GW煤电装机，截至2025 年底仍有近290GW已规划煤电装机处于在建状态（相当于在运营煤电装机容量的近1/5）。这种一定程度上“为了消纳绿电而不得不建煤电”的窘境也许要一直持续到2030年后，这就导致中国的能源系统陷入一种“新能源增量巨大，但短期内无法形成对化石能源存量的替代”的困局。旧的化石能源包袱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在系统维持稳定性的刚性需求下会在一定时期内被进一步固化。

第二，大电网与传统的体制机制挑战。长期以来，中国的电力系统奉行“源随荷动”的原则，即发电端必须无条件满足用电端的需求，而需求侧（工业、商业、居民）则长期不认为是能源系统的组成部分。源与荷之间的调配及平衡，由高度集中化的电网企业来负责。这种高度集中，既体现在电网的物理架构上，也体现在电力的调度体系上。在传统的源与荷都相对比较稳定的电力系统中，集中化的电力调度体系可以有效运行并发挥规模效益的优势，但在面对高比例的新能源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而这种系统越庞大，反而会显得越笨重。

因此，缺乏有效的应对分散式风光电力的电网经济调度系统，又缺乏需求侧响应机制和灵活的市场定价，最终的代价只能在供给侧消化，这样的系统成本快速攀升甚至完全对冲掉了新能源快速降低成本的红利，与此同时，弃风弃光量却越来越大。

腾讯财经《能源志》：您对解决这些系统问题和体制机制有哪些建议？

杨雷：面对消纳难题，传统的解决思路习惯于向“供给侧”要答案——例如扩建特高压输电线路和主干网，投巨资上马抽水蓄能和电化学储能，短期内新增大量低利用率的煤电作为调峰备用。然而，这些供给侧的重资产投资正面临巨大的边际收益递减压力，且其高昂的成本最终必将转嫁给终端制造业，削弱国家整体竞争力。

我们认为，解决新能源消纳危机并真正实现能源转型，要构建以“需求侧韧性”为核心的分布式能源体系。

需求侧韧性不是强调用户如何“少用电”，而是强调终端用能单元（如工业园区、耗能企业、数据中心、汽车、商业楼宇、社区等）如何具备高度的动态用能适应性与极端的自我生存能力。

我们可以建立“需求侧灵活性容量市场”。对于那些愿意接受协议中断或具备电热转换/微网独立运行能力的工业用户，即便其在某段时间内没有实际被中断，电网也应根据其申报并经过测试的“柔性调节能力”向其支付基础的可用性补偿。这本质上是为企业的“不耗电权利”定价，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柔性工业改造，而非盲目建设冗余的火电厂。

可以建立“现货价格直达机制”，允许具备调节能力的终端负荷根据15分钟一期的现货价格进行自动响应。只有当用户能够实时看到“零电价”甚至“负电价”并从中直接套利时，其投资储热、储氢和柔性产线的动力才会被真正激活。

我举一个例子，在德国，当风光发电激增导致供大于求时，电价会迅速进入“负电价”区间。2025年上半年，德国电力市场出现了近400小时的负电价时段。这种极端的市场信号，就像是一根指挥棒，自动唤醒需求侧的灵活性——工业用户会在此时启动高耗能设备，储能设施开始充电，甚至跨国互联电网也会自动将多余电力输送至邻国。

激活这些灵活性资源的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的突破，而在于市场机制的重构。中国必须尽快打破计划色彩浓厚的目录电价和分时电价体系，让实时的现货市场价格（甚至是负电价和极高尖峰电价）直接传导至终端用户侧。只有让“在需要时削减负荷”或“在过剩时吸收绿电”能够带来真金白银的巨额收益，资本和企业才会拥有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去开发算法、改造设备、构建微网。

腾讯财经《能源志》：一方面是大量绿电面临消纳难题，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电力的需求快速增加。您认为能源转型怎么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结合起来？能源与技术如何相互塑造？

杨雷：数据中心是未来的耗电大户。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数据中心电力消耗量达415 TWh（太瓦时），占全球总用电量的1.5%，与英国全年用电量相当。其中，美国、中国和欧洲的数据中心耗电量分别占415TWh的45%、25%和15%。报告预计，随着AI训练和推理任务激增，到2030年数据中心耗电量将翻倍，达到945 TWh，约占2030年全球电力总消耗量的3%。

数据中心被视为典型的电力“刚性负荷”，为了保证服务器的绝对稳定运行和数据不中断，传统数据中心要求电网提供24小时不间断、电压频率绝对平稳的电力供应。这种特征给当前的能源系统带来了巨大挑战。

以美国为例，随着多个GW级数据中心园区的规划或建设，美国电网扩容速度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虽然特朗普政府已经试图加强其电网系统建设，但这需要时间。另外，如果这些科技公司的数据中心完全依赖现有公共电网满足其用电需求的话，有可能会推高普通家庭和中小企业的整体用电成本以及全社会的通胀。为此，在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下，一些主要的大型科技公司都签署了承诺书，承诺自行承担为其数据中心供电的新建或扩容的发电厂和电力输送系统的成本。不过，即使这些公司都自建电厂，在并网方面仍然存在挑战。例如，在PJM等大型互联电网中，新项目的并网排队时间甚至被拉长到超过4年。

要解决上述挑战，需要对算力负荷进行“需求侧韧性重构”。其底层逻辑在于挖掘其天然具备的“时空弹性”。通俗说，输送和存储数据远比输送和存储能源要方便。

数据中心的计算任务并非全部是需要毫秒级响应的“实时任务”（如金融交易、自动驾驶导航）。事实上，当前导致算力能耗飙升的主力——AI大模型训练、海量数据历史分析、冷数据备份、影视后期云渲染等，都属于“非实时（延时容忍）的批处理任务”。这些任务对“在哪一秒钟计算”甚至“在哪个地理位置计算”并不敏感，这就为算力的时间和空间平移提供了抓手。

举个例子，谷歌通过追踪各大电网的实时碳排放强度和绿电产量，开发了“跨空间计算负载调度”系统。当其某个数据中心所在地的绿电供应不足时，谷歌系统会自动将旗下的视频网站YouTube的视频处理任务、内部的庞大计算任务平移到地球上另一个正处于绿电充裕时段的数据中心。

在我国，也可以通过与“东数西算”战略结合，引导非实时性的大模型训练等算力任务，跟随西部风光出力的波动变化，在东西部数据中心之间进行毫秒级的空间转移，将算力网络化作消纳绿电的最强柔性引擎之一。 通俗来说，移动和存储数据，远比移动和存储能源要方便便宜得多。

类似数据中心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电动汽车有序充电甚至反向给电网送电，大量冷热需求的流程都可以实现热的转换和存储，目前推进的零碳园区更是要融合供需实现更高比例的绿色能源，这些技术和方法都可以大大提高系统的灵活性。可以说在技术上，我们已经完全具备了升级我们系统的能力，我们需要做的，仍然是秉承“能源革命”的精神，开展系统性的体制机制变革，从更大范围来优化我们的系统，大力发展新能源，将新能源的红利不仅变成能源安全的保障，更要变成我们经济振兴的抓手，变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