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我当饲养员，收留一对饿晕的母女，谁料母女俩死活不肯走！

第一章 雪夜

一九七九年的腊月，松山牧场的风能把人的骨头吹透。

我那年二十六岁，在牧场当饲养员，管着二十几头改良奶牛和一群绵羊。牧场在长白山余脉的一个山坳里，离最近的屯子有八里地，离公社所在地有二十里。整个牧场就三个人——老场长周伯，会计刘姐，还有我。周伯五十六了，腿脚不好，入了冬就基本不下山。刘姐家在公社，每周上来一趟做账，顺带捎些油盐酱醋。日常守着牧场的就是我和两条狗。

大黄和黑子。

大黄是条土狗，黄毛，立耳，尾巴卷得像镰刀把。黑子是狼狗串子，浑身黑毛，胸口有一撮白，两只耳朵半立不立的，像戴了顶歪帽子。它俩是我在牧场最亲的伴儿，白天跟着我放牛放羊，晚上趴在牛棚门口守夜。我吃什么它们吃什么，我睡哪儿它们睡哪儿。我跟它们说的话，比跟人说的多得多。

那年腊月初八，雪是从早上开始下的。

起初是小米粒大小的雪粒子，打在牛棚的石棉瓦顶上沙沙响，像有人拿筛子往下筛盐。到了晌午，雪粒子变成了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地往下落，站在牛棚门口往外看，五步之外就什么也看不清了。大黄和黑子缩在牛棚的草料堆里，鼻头埋在前爪底下，只露出两只耳朵偶尔转动一下。

我把牛棚的门用草帘子堵严实，又给每头牛的槽子里添了干草。改良奶牛怕冻，我早在入冬前就把牛棚的墙缝用泥巴糊了一遍，又在棚顶加了一层玉米秸秆。奶牛们卧在干草堆里，慢悠悠地反刍，嘴里冒出白白的热气。

傍晚时分，雪小了一些，但风起来了。长白山的风跟别处的风不一样——它不光是刮，是拧着劲儿地往骨头缝里钻。我穿着棉袄棉裤，外面套着羊皮坎肩，坐在牛棚旁边的小屋里烤火。炉子是生铁铸的，烧的是夏天从山上刨回来的树疙瘩，火苗舔着炉壁，把整个小屋烘得暖烘烘的。

锅里煮着玉米碴子粥，咕嘟咕嘟冒着泡。我把昨天剩的半块玉米饼子掰碎了泡进粥里，又夹了一筷子咸菜疙瘩。大黄趴在我脚边，下巴搁在我脚背上，眼睛半眯着，尾巴偶尔扫一下地面。黑子蹲在门口，耳朵竖着，时不时朝门外低吼一声。

“吃吧。”我把玉米饼子掰了一块分给大黄，又掰了一块给黑子。两只狗一前一后凑过来，湿漉漉的鼻子蹭过我的手心，尾巴摇得像拨浪鼓。

就在这时候，黑子忽然站了起来。

它不是慢慢地站起来，是猛地一下弹起来的，四条腿绷得直直的，耳朵竖得笔直，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带着警告意味的呜咽。大黄也跟着站了起来，两只狗并肩站在门口，浑身的毛都炸开了。

我放下碗，抄起门后的猎枪。

牧场养着牛养着羊，山里有狼有野猪，猎枪是周伯从公社武装部申请来的，平日里挂在墙上落灰，但每个星期我都会擦一遍。枪托是胡桃木的，被我擦得发亮，枪管上抹着一层薄薄的枪油，闻着一股铁锈混着机油的气味。

我拉开枪栓，推开门。

风夹着雪粒子劈头盖脸地砸过来。我把羊皮坎肩的领子竖起来，眯着眼往牛棚方向看。牛棚门口的草帘子被风掀开了一角，拍打着门框啪啪响。奶牛们在棚里不安地挪动着蹄子，发出低沉的哞叫。

黑子箭一样窜了出去。

它的黑影在雪地里飞快地移动，跑到牛棚侧面的草垛旁边停了下来，对着草垛狂吠。大黄紧跟着冲了过去，两只狗一左一右围住草垛，叫声在风雪里时断时续。

我端着枪走过去。

草垛是入冬前堆的，干草压得实实的，顶上盖着油布防雪。油布的一角被掀开了，干草被扒拉出一个洞，洞里蜷缩着两个人。

一个女人，一个孩子。

女人大约三十来岁，穿着一件破了好几个口子的蓝布棉袄，棉袄的棉花从破口里翻出来，被雪水洇湿了，贴在身上像一团团烂棉絮。她的脸瘦得颧骨高高凸起，嘴唇冻成了青紫色，头发被雪水打湿了，一绺一绺贴在额头上。两只手紧紧搂着怀里的孩子，十根手指的指甲缝里全是泥和草屑。

孩子是个女娃，四五岁的样子，裹在女人棉袄的下摆里，只露出一张小脸。脸冻得通红，眼睛闭着，睫毛上结着一层薄薄的冰碴子。嘴唇干裂出一道道小口子，嘴角挂着一丝干涸的唾液痕迹。

两个人都一动不动。

我蹲下来，伸手探了探女人的鼻息。气息微弱得像一根蚕丝，若有若无地搭在我手指上。孩子的鼻息更弱，几乎感觉不到。

黑子不叫了。它凑过来，用湿漉漉的鼻子拱了拱女人垂在地上的手，喉咙里发出一声低低的、像是呜咽的声音。大黄站在旁边，尾巴耷拉着，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我把枪靠在草垛上，先把孩子从女人怀里抱出来。孩子轻得吓人，像抱着一捆干草，胳膊腿细得像麻秆，隔着棉裤都能摸到骨头。女人在昏厥中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两条手臂徒劳地收拢了一下，手指在空气里抓了抓，没抓到东西，无力地垂了下去。

我把孩子裹进自己的羊皮坎肩里，又弯腰去抱女人。女人比孩子沉不了多少，我一只手托着她的背一只手托着腿弯就把她抱了起来。她的头歪在我肩膀上，呼出的气息凉凉的，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不是臭味，是那种饿极了的人嘴里才会有的气息，酸酸的，涩涩的，像发酵过头的野菜糊糊。

雪还在下。我抱着母女俩往小屋走，两只狗一前一后跟着。黑子跑在前面，用身体拱开小屋的门，然后侧身让到一边，像在给我让路。大黄跟在后面，尾巴紧紧夹着，时不时回头朝风雪里张望。

进了屋，我把女人放在我的铺板上，把孩子放在她旁边。炉子里的火快灭了，我添了两块树疙瘩，又趴在地上对着炉口吹了几口气。火星子溅起来，树疙瘩的裂纹里渗出松脂，被火一舔，滋滋响着燃起来。火苗重新窜上来，把小屋照得一明一暗。

我倒了半碗热水，掰碎了半个玉米饼子泡进去，搅成糊糊。先把孩子的嘴撬开一条缝，用小勺一点一点往里喂。糊糊顺着嘴角淌下来，我拿袖子擦掉，再喂。喂到第三勺的时候，孩子的喉咙动了一下，发出咕噜一声。她的睫毛动了动，没睁开眼，但嘴自己张开了。

能吃东西，就还有救。

喂完孩子，我又去喂女人。女人的牙关咬得很紧，勺子塞不进去，我用手指轻轻掰开她的下巴，把糊糊一点一点灌进去。她呛了一下，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整个身体都弓了起来。咳完了，她的眼皮动了动，睁开了一条缝。

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呢。

眼窝深深地陷下去，眼眶里像是盛着两汪浑浊的水。她看着我，目光涣散，对不上焦，像隔着浓雾在看什么很远很远的东西。嘴唇翕动了几下，发出一个沙哑的、几乎听不见的音节。

“孩……”

“孩子没事。”我说，“在边上睡着呢。你先吃东西。”

她听懂了。眼睛里那两汪浑浊的水晃了晃，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亮了一下。我把糊糊喂到她嘴边，她张开嘴，一口一口咽下去。她的喉咙每动一下都很费力，像吞的不是玉米糊糊，是石头。

喂完大半碗糊糊，她又昏睡过去了。

我把被子给她们盖好，坐到炉子边上。树疙瘩在炉膛里烧得噼啪响，松脂的香味和烟火气混在一起，把屋里烘出一种暖烘烘的安宁。炉盖的缝隙里透出橘红色的火光，在天花板上映出一道细细的亮线。

大黄趴在铺板底下，下巴搁在前爪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铺板上昏睡的母女俩。黑子蹲在门口，背对着屋里，面朝着门外的风雪，耳朵不时转动一下。

我拿起炉子边上的猎枪，用油布把枪管又擦了一遍。擦到枪托的时候，手指摸到胡桃木上一道浅浅的划痕——那是去年冬天黑子追野兔时碰倒枪架留下的。

我把枪挂回门后。

雪又下了一整夜。风在屋檐底下呜呜地响，像有人在哭。铺板上的女人偶尔发出一两声含糊的梦呓，用的是我听不太懂的口音，尾音往下坠，像被什么东西拽着。孩子睡得沉，鼻息细细的，小胸脯在被窝底下一鼓一鼓的。

我靠在炉子边上，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第二章 留下

第二天早上，雪停了。

我是被一阵轻微的响动惊醒的。睁开眼睛，看见那个女人正试图从铺板上坐起来。她的手臂撑着铺板，抖得像风里的芦苇杆子，撑了两次都没撑起来。第三次终于坐起来了，靠在墙上大口大口喘气，额头上沁出一层虚汗。

孩子还睡着。

晨光从窗户纸的破洞里照进来，落在女人的脸上。她的年纪比昨晚上看着要大一些，眼角的纹路很深，嘴唇干裂得起了好几层皮。额头上有一道旧疤，从左边眉梢一直延伸到发际线，像一条干涸的河床。头发枯黄枯黄的，用一根麻绳扎在脑后，发梢焦得像被火燎过。

她看见我在看她，本能地把棉袄的领口往里拢了拢。那件蓝布棉袄的扣子掉得只剩两颗，她用一根麻绳拦腰系着，麻绳勒得紧紧的，把棉袄勒出一道道褶子。

“你是谁？”她问。声音像砂纸磨过木板。

“赵长河。松山牧场的饲养员。”

她看了看屋子——土墙上糊着旧报纸，墙角堆着玉米秸秆，门后挂着猎枪，炉子上坐着黑乎乎的铝锅。目光最后落在我脸上，停了一下，又挪开了。

“昨天，是你们把我们……”

“你倒在草垛里了。”我说，“昨晚上雪大，要不是狗叫，我根本不知道牛棚外面有人。”

她沉默了一会儿，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被子上的手。那双手瘦得骨节根根分明，手背上的皮肤干裂得像旱了三年的土地，裂口里渗着干涸的血丝。指甲缝里的泥和草屑还没洗干净。

“多谢。”她说。

两个字，轻得像两片雪落在地上。

我往炉子里添了把柴，把昨晚剩的玉米碴子粥热上。又从房梁上取下半条风干的狍子肉，切了几片丢进粥里。狍子是入冬前打的，挂在房梁上风干了两个多月，肉丝紧实，用刀切的时候能感觉到纤维一根一根断裂的韧劲。扔进热粥里一滚，肉的咸香立刻被热气激出来，混着玉米的甜，把整个小屋都熏香了。

大黄闻到肉味，从铺板底下钻出来，尾巴摇得像风车。黑子也从门口挪过来，蹲在炉子边上，舌头伸得老长，哈喇子顺着嘴角往下淌。

女人看见两条狗，愣了一下。

“昨晚……是它们？”

“嗯。大黄和黑子。”

她朝黑子伸出手。黑子凑过去，湿漉漉的鼻子碰了碰她的手指，尾巴摇了摇。她又去摸大黄的头，大黄眯起眼睛，喉咙里发出舒服的哼哼声。她的手在狗头上停了一下，指腹轻轻摩挲着狗耳朵后面的软毛。

孩子醒了。

女娃从被窝里探出脑袋，头发乱蓬蓬的像一窝草。她揉着眼睛，迷迷糊糊喊了一声“娘”，然后看见了蹲在炉子边上的大黄和黑子。眼睛一下子睁大了。

“狗。”她用手指着，声音细细的，像蚊子叫。

“怕不怕？”我问。

她摇了摇头，从被窝里伸出手去够大黄。手太短够不着，大黄主动往前凑了两步，把脑袋伸到她手边。她的小手落在大黄的鼻梁上，大黄的鼻子湿漉漉的，凉得她咯咯笑了一声。

那声笑在安静的小屋里格外清脆，像冬天的冰棱子被敲断的声音。

我把粥盛了三碗。一碗端给女人，一碗放在铺板边上让孩子自己扒着喝，一碗自己端着蹲在炉子边喝。粥里加了狍子肉，汤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油花，喝一口，咸香咸香的，从嗓子眼一直暖到胃里。

女人端着碗，先是小口小口地喝，喝到第三口就忍不住了，大口大口往嘴里扒。粥从嘴角淌下来她也顾不上擦，喉结上下滚动着，发出咕咚咕咚的吞咽声。孩子也喝得急，小手捧着碗边，整张脸几乎埋进了碗里。

我把自己碗里的狍子肉片夹到孩子碗里。

“慢点喝，别烫着。还有。”

女人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很多东西——感激、羞赧、不安，还有一种更深更暗的、她不愿意让人看见的东西。她把目光收回去，低下头继续喝粥，但喝的速度慢了下来。

一碗粥见底，她双手捧着空碗搁在膝盖上，低着头，拇指沿着碗沿慢慢地转了一圈。粗陶碗的碗沿上有一道冲口，被常年的粥汤浸润得光滑了，她的指腹在那道冲口上来回摩挲着。

“大嫂怎么称呼？”我问。

她摩挲碗沿的手指停了一下。

“姓苏。苏玉兰。”

“哪里人？”

她没回答。拇指又开始沿着碗沿转动，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孩子喝完粥把空碗往铺板上一放，咣当一声。她伸手把碗扶正了。

“安徽。”过了很久她才说。

安徽。从安徽到长白山，两千多里地。一个瘦得能被风吹倒的女人，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女娃，一双脚，一件破棉袄，走过了两千多里地。

我没有追问。把空碗收走，又往炉子里添了一块柴。树疙瘩的断面渗出松脂，被火一烧滋滋响，松脂的香气又浓了一层。

孩子喝完粥又睡着了。小手攥着大黄的耳朵不放，大黄就趴在她旁边，一动不动，耳朵被揪着也不挣，偶尔尾巴扫一下铺板，轻轻的。

苏玉兰把被子给孩子掖好。她的动作很轻很慢，像在摆弄一件一碰就会碎的东西。掖好被子，她把手缩回来，两只手交叉着搁在膝盖上，十根手指绞在一起。

“赵同志。”她喊我。

“叫我长河就行。”

“长河兄弟。”她改了口，“我们母女，昨晚上……多亏了你。这份恩情，我一辈子记着。”

她顿了顿。

“等开春路好走了，我就带着孩子回去。”

说完这句话，她的手指绞得更紧了，指节都发白了。像在跟自己较劲，又像在等我说什么。

我往炉子里添了块柴。

“先养好身子再说。”

雪停了的第三天，周伯从山下上来了。

他是坐着公社的拖拉机到山脚，又拄着棍子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八里山路，他走了将近两个钟头。进屋的时候帽子眉毛上全是霜，嘴里喷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

看见铺板上坐着的苏玉兰和孩子，他愣了一下。

我把事情说了一遍。周伯听完没说话，把帽子摘下来掸了掸上面的霜，坐到炉子边上烤手。他的手被冻得通红，指关节肿得像胡萝卜，靠近炉火的时候手指微微发抖。烤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看了看苏玉兰。

“安徽过来的？”

苏玉兰点了点头。

“家里还有人吗？”

沉默。

周伯没再问。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打开来，里面是几张烙饼，还有一小块腊肉。他把烙饼放在炉子边上烤着，腊肉切成薄片码在饼上面。面饼被炉火烤热了，麦香和腊肉的油脂香慢慢散开来。

“刘会计下周上来，我让她多带些米面。”他把烤好的饼递给苏玉兰一块，“山里日子苦，但饿不着人。”

苏玉兰接过饼，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她把饼掰成两半，大的一半递给孩子。孩子两只小手捧着饼，咬了一口，腮帮子鼓鼓囊囊地嚼着，嚼着嚼着忽然停下来，把饼举到周伯面前。

“爷爷吃。”

周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笑起来满脸的褶子都舒展开了，眼睛眯成两条缝。他伸手摸了摸孩子的头顶。

“爷爷吃过了。你吃。”

孩子看看他，又看看手里的饼，低头继续啃。饼渣掉在被子上，她用小指头一粒一粒捡起来放进嘴里。

周伯站起来，把我拉到屋外。

雪后的牧场白茫茫一片。牛棚的石棉瓦顶上的积雪被风吹落了一大块，露出底下灰黑色的瓦面。奶牛们在圈里哞哞叫着，大概是在催我添草料了。太阳已经偏西了，把雪地照得晃人眼。

周伯站在牛棚旁边，从怀里摸出烟袋锅，往烟锅里塞了一撮烟叶。火柴划了两下才划着，他把火凑到烟锅上，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慢慢喷出来，被风一扯就散了。

“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别装糊涂。”周伯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大冬天的，从安徽走到长白山。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没吭声。

“她不是讨饭的。”周伯把烟袋锅重新塞满烟叶，又划了一根火柴，“讨饭的不会走这么远。讨饭的走的是从屯子到屯子，从集到集。她走的是从安徽到吉林。两千多里地，她没在任何一个地方停下来。”

火柴烧到他的手指了他才甩灭。

“她在躲什么。”

风从牛棚那头吹过来，把地上的浮雪吹成一层薄薄的雾。太阳又往下沉了一点，雪地的颜色从金白变成了灰白。

“你打算收留她们？”周伯问。

“不知道。”

“不知道？”

“她要走，我留不住。她要留，”我看着牛棚里探头探脑的奶牛，“我不赶。”

周伯把烟袋锅叼在嘴里，没点火。他看着西边烧红了的天，眯着眼睛，像在数远处的山头。

“一九六二年。”他忽然开口了，“我在黑龙江的林场干活。那年冬天，从关里逃上来的人，比树还多。”

他把烟袋锅从嘴里拿下来，在掌心里磕了磕。

“有一个女人，带着仨孩子，从河南走到黑龙江。走了四个多月。到林场的时候仨孩子还剩俩。最小的那个，在路上没了。发烧，没药，女人眼睁睁看着他咽的气。”

周伯把烟袋锅揣回怀里。

“那个女人后来在林场的食堂做饭。做了十七年。去年退休，跟着闺女搬到县城去了。”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这世上的苦命人，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他拄着棍子往山下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

“下周我让刘会计多带一床被子。你那小屋的铺板太窄，回头我让人从仓库里找张木板给你拼个大铺。”

他转过身继续走。棍子杵在雪地里，戳出一个个深深的圆坑。圆坑连成一串，从牛棚一直延伸到山路拐弯的地方，然后被山挡住了。

我站在牛棚门口，看着那串圆坑发了很久的呆。

第三章 根

苏玉兰的身子一天一天好起来了。

她刚来那几天，脸色白得像窗户纸，走两步就要扶着墙喘半天。现在脸上有了一点血色，虽然还是瘦，但颧骨底下不再是那种青惨惨的凹陷了。她能帮着做些轻活了——扫扫屋子，择择菜，喂喂鸡。

牧场本来没有鸡。是刘姐听说收留了人，下次上山的时候带了一个竹笼子来。竹笼子里装着一只芦花母鸡和七八只小鸡崽。小鸡崽毛茸茸的，黄的，黑的，花的，叽叽喳喳挤成一团。母鸡蹲在笼子角落里，时不时咕咕叫两声，翅膀张开护着小鸡。

“养着。下了蛋给孩子补身子。”刘姐把竹笼子搁在灶房角落里，又从背篓里翻出一包碎米，“这是鸡食，拌在糠里喂。”

刘姐是个热心肠。她第一次见到苏玉兰，没说多余的话，只是把带来的东西一样一样往外掏——米、面、盐、酱油、一瓶雪花膏、一把木梳、两根红头绳。掏到红头绳的时候，她把红头绳在孩子的小揪揪上比了比。

“正好。”她说。

孩子叫苏小禾。

名字是苏玉兰起的。她说生这孩子的时候正是五月，皖北的麦子黄了，田埂上的野燕麦一蓬一蓬的。她从地里回来，在半路上破了羊水，自己爬到一个麦草垛子里把孩子生了。脐带是用镰刀割断的，孩子用她的旧褂子包着，裹在怀里走回家。

“那为啥叫小禾？”我问。

“麦子也是禾。”她说，“禾苗的禾。”

小禾很快跟大黄黑子混熟了。她给大黄改了个名字叫“阿黄”，给黑子改了个名字叫“黑黑”。每天早上我起来给牛添草料，她就趿拉着刘姐带上来的那双小棉鞋，裹着一件改小的旧棉袄，跟在两条狗后面跑。阿黄走左边，黑黑走右边，她走在中间，两只手一边揪着一只狗耳朵。狗也不恼，尾巴摇得像拨浪鼓，步伐放得慢慢的，迁就着她的小短腿。

她在牧场发现了许多我没注意过的东西。

牛棚后面的墙根底下长着一丛野菊花，入冬就枯了，干褐的茎秆顶着几朵缩成一团的花。她蹲在那里看了一下午，把枯菊花一朵一朵摘下来，放在手心里，用嘴轻轻一吹，花瓣碎成一丝一丝的飞絮，飘进冬天的阳光里。

“娘你看，会飞！”

苏玉兰坐在灶房门口择菜，抬起头看了一眼，嘴角弯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不是大笑，是那种嘴角微微往上翘、眼眶却有点发红的笑。她低下头继续择菜，手里的动作比刚才慢了一些。

牛棚屋檐底下住着一窝麻雀。小禾发现了，就搬了个木墩子坐在屋檐底下仰着头看。麻雀进进出出，衔着草茎和羽毛。她看了一上午，脖子都仰酸了，跑过来拽我的袖子。

“赵叔赵叔，雀儿在盖房子！”

“那是做窝。”

“做窝干啥？”

“孵小雀。”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跑回去继续看。晚上吃饭的时候她忽然冒出一句：“娘，我们也盖个房子吧。”

苏玉兰夹菜的手停了一下。

“我们不是有房子住吗。”

“这是赵叔的房子。”小禾把筷子杵在碗里，米粒粘在筷子头上，她一粒一粒舔进嘴里，“我们盖一个自己的。给阿黄和黑黑也盖一个。”

苏玉兰没有接话。她低下头继续吃饭，筷子碰着碗沿发出轻微的叮叮声。

那天夜里，我起来给炉子添柴，看见苏玉兰坐在铺板上没睡。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里照进来，照在她脸上，把她的眼睛照得亮亮的。她手里攥着一样东西——是她从安徽穿来的那件蓝布棉袄上拆下来的一粒扣子。

她把那粒扣子攥在掌心里，攥得很紧。指节在月光下泛着白。

我在炉子边蹲下来，往火里添了一块树疙瘩。松脂被火一烧，滋滋地响。

“睡不着？”

她把手缩进被子里。

“想起一些事。”

我没有追问。炉膛里的火光把她的脸照得一明一暗。明的时候，能看见她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打转。暗的时候，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过了很久，她的声音从黑暗里传过来。

“小禾他爹……是个赌鬼。”

炉子上的铝锅被蒸汽顶得咕嘟响了一下。

“娶我的时候，他把家里的三间瓦房输得只剩一间。我怀着孩子下地干活，他在牌桌上赌。我生孩子那天他不在家，第二天早上才回来，眼睛红得像兔子，把我坐月子吃的鸡蛋全拿去还了赌债。”

她把被子往里掖了掖。

“小禾两岁那年，他欠了人家的钱还不上，要把小禾抵给人家。”

炉膛里一块树疙瘩烧断了，塌下去，溅起一蓬火星子。

“那天夜里，我抱着小禾跑了出来。身上只有一件棉袄，兜里只有三块钱。”

“再也没回去过。”

月光挪到了墙角。她的声音平平静静的，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这一路上，我在砖窑搬过砖，在火车站扛过麻袋，在建筑工地筛过沙子。走到哪儿算哪儿。不敢在一个地方待太久，怕他找过来。”

她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摊开掌心。那粒扣子在月光下安安静静地躺着。铜扣子，原本是金色的，磨得露出了底下的铁灰色。扣眼周围有一圈细细的划痕，是针尖反复穿过留下的印记。

“这件棉袄是我娘留给我的。她说，女人嫁人，身上得有一件娘家带来的东西，那是根。”

她把扣子重新攥回掌心里。

“我把根带出来了。别的，都不要了。”

正月的尾巴上，周伯又上山来了一趟。

这回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跟着一个挑着担子的货郎，担子一头是两床棉被，一头是半袋白面和一坛子腌酸菜。货郎把东西放下，喝了一碗水就走了。周伯把棉被抱进屋里，又把白面和酸菜坛子搬到灶房。

苏玉兰站在灶房门口，两只手绞在围裙上。

“周伯，这……”

“别这那的。”周伯把酸菜坛子的盖揭开闻了闻，“公社给的救济物资。我打了报告，说牧场来了个困难户，带着孩子。公社批了。”

他说话的时候没看苏玉兰，眼睛盯着酸菜坛子。但我知道他在说谎。公社的救济物资批下来至少得一个月，而且棉被是新的，被面上印着大红的牡丹花，被里是手织的老粗布——这不是公社的救济物资，是他自己掏钱在供销社买的。

苏玉兰大概也看出来了。她没有戳破，只是把围裙绞得更紧了。围裙的边角被她绞出了深深的褶子，指节顶着棉布，白得像骨头。

“周伯，我给您磕个头。”

她说着就要往下跪。周伯一把拽住她的胳膊，拽得很用力，骨节粗大的手指掐在她瘦瘦的胳膊上，像老树的根缠着一根细藤。

“别。”他说，“别跪。我这辈子最见不得人跪。”

他松开手，往后退了一步。

“你要真想谢，就好好活着。把孩子养大。”

他转过身往门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下来，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搁在门边的木墩子上。

“给孩子买的。过年了，图个吉利。”

是一包糖。糖纸是花花绿绿的玻璃纸，包着的是供销社卖的那种硬糖，圆滚滚的，五颜六色的。纸包被他的体温捂得有点发软，边角处被汗水洇湿了一小块。

苏玉兰把糖纸包拿起来，捧在手里。

周伯已经走远了。棍子杵在雪地上的声音，一下，一下，从近到远，最后被风声吞掉了。

那天晚上，小禾含着糖睡着了。糖是橘子味的，把她的小嘴染成了橘黄色。睡着了还在咂巴嘴，含含混混说了一句梦话：“甜。”

苏玉兰坐在铺板边上，看着窗外的月光。月光把雪地照得发蓝。远处牛棚里传来奶牛反刍的声音，慢悠悠的，像磨盘碾过谷物。

“长河兄弟。”

“嗯。”

“你们东北人，都这么好吗。”

炉子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

“不知道。没去别处待过。”

她没有再说话。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里照进来，照在她手里攥着的那粒铜扣子上。扣子被她的体温捂热了，在月光下泛着微微的光。

我往炉子里添了块柴。

“别走了。”

我说。

屋外的风呜呜地吹过屋檐。大黄在铺板底下翻了个身，尾巴啪嗒啪嗒扫了两下地面。小禾在睡梦里咂了咂嘴，橘子糖的甜大概还在舌尖上。

苏玉兰没有说话。

但那粒铜扣子，从她掌心里滚落到了枕边。她没有捡。

月光照着那粒扣子，照了一整夜。

第四章 春来

开春以后，日子就快起来了。

长白山的春天来得磨蹭。三月里还下了一场雪，四月里山阴处的雪才化净，五月里草才肯绿。但该来的总会来。先是牛棚后面的野菊花冒了新芽，嫩绿嫩绿的从土里拱出来，顶着一粒露水。然后是小禾在屋檐底下发现的那窝麻雀孵出来了——她踩着木墩子扒着房檐看，回来的时候跑得两只小辫都散了，上气不接下气。

“赵叔赵叔！小雀儿！光溜溜的！没毛！”

“刚出壳都这样。”

“它们冷不冷？”

“不冷。老雀给捂着。”

她想了想，转身跑回屋，从自己被窝里把刘姐给的那块旧毯子拖了出来。旧毯子是线毯，红蓝格子磨得发了白，边角处脱了线，被她拖在地上拖出一道灰印子。她抱着毯子走到屋檐底下，仰起头，踮起脚尖，想把毯子盖到麻雀窝上去。够不着。

苏玉兰从灶房里出来，看见她踮着脚尖举着毯子的样子，站住了。

“你干啥？”

“给雀儿盖被子。”

苏玉兰走过去，蹲下来，把毯子从小禾手里拿过来，折成方方正正的一块，垫在麻雀窝下面的窗台上。

“盖在窝上，老雀回来就不认识了。垫在底下，小雀掉下来也摔不疼。”

小禾歪着脑袋看了看窗台上的毯子，又看了看麻雀窝，满意地点了点头。她蹲在窗台底下，仰着头继续看麻雀。阳光把她的脸照得亮堂堂的，睫毛在脸蛋上投下两小片弯弯的影子。

苏玉兰蹲在她旁边，也仰起头看。

母女俩就那样蹲在屋檐底下，仰着头，看着一窝刚出壳的麻雀。老雀衔着虫子回来了，落在窝沿上，几只光溜溜的小雀把嘴张得比脑袋还大，叽叽叽地叫着。

苏玉兰看了一会儿，伸手把小禾头上散了的小辫重新扎好。她的手指穿过小禾的头发，动作很慢很轻，像春天的风穿过草叶。

五月里，周伯让刘姐带上来一包菜籽。

菜籽是用旧报纸包着的，报纸揉得皱巴巴的，打开来，里面分着好几个小包——白菜籽、萝卜籽、豆角籽、黄瓜籽。每个小包上都用铅笔写着字，字迹歪歪扭扭的，是周伯写的。他把每一包菜籽都亲手分好了。

苏玉兰在牛棚旁边开了一块地。

她开地的架势跟别的女人不一样。别人开地，锄头举得高高的，落下去刨起一大块土。她开地，锄头贴着地面走，一下一下地，把土翻得细细的、匀匀的，像在筛面。石头捡出来堆在田埂边，草根一根一根择干净。

我牵牛回来，看见她蹲在地里，两只手插在土里，把土坷垃一个一个捏碎。碎土从指缝间漏下去，沙沙的。她捏得很认真，像在做什么要紧的活计。阳光把她的影子投在新翻的土地上，瘦瘦长长的，和泥土的颜色融在一起。

“这地肥。”她头也不抬地说，“比俺老家的地还肥。”

她把一把碎土捧起来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土是黑油油的，带着一股子腐殖质的腥甜气。她把土放回去，用手掌抚平了，又去捏下一个土坷垃。

菜籽下地以后，她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浇水。水是从牛棚后面的山泉里挑来的，一担一担，扁担压在她肩膀上，压出一道红印子。我说我挑，她说不用。“俺自己的地，俺自己浇。”

说这话的时候她把“俺自己的地”五个字咬得很重。像在确认什么。

十天以后，菜苗破土了。

先是白菜苗，两片子叶嫩绿嫩绿的，从土里拱出来的时候头顶还顶着种子的壳。然后是萝卜苗，比白菜苗更细更绿，一出土就直直地往上窜。黄瓜苗最慢，但出来以后一天一个样，子叶还没展开，真叶的芽苞就鼓起来了。

苏玉兰蹲在菜地边上，看着那些刚出土的菜苗，看了整整一上午。

小禾蹲在她旁边，学着娘的样子看菜苗。看了一会儿就不耐烦了，跑去追蝴蝶。阿黄和黑黑跟着她跑，三条影子在春天的阳光里追逐着，把刚冒出地皮的草芽踩得东倒西歪。

苏玉兰还蹲着。

她把一棵被风吹歪了的白菜苗扶正了，根部的土按实了。动作轻得像在扶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

六月里，牧场的草长到了膝盖那么高。

奶牛们吃得肚皮圆滚滚的，奶水比往年都足。每天早晚两次挤奶，白花花的奶汁打进铁桶里，哗哗的，溅起一层奶沫子。苏玉兰跟我学会了挤奶。她学东西快，手劲又轻又稳，奶牛被她挤得很舒服，挤完了还拿脑袋蹭她的肩膀。

她把挤下来的牛奶留出一小碗，煮开了给小禾喝。小禾端着碗，沿着碗沿吹气，吹得奶皮子皱成一团。喝完了，上嘴唇挂着一圈白胡子，她伸出舌头舔了舔，舔不干净，苏玉兰用袖子给她擦。

“好喝不？”

“好喝！”

“比你赵叔熬的玉米糊糊好喝？”

“都好喝！”

苏玉兰笑了。嘴角弯上去，眼睛也弯上去。那笑是从心底里长出来的，像她菜地里的黄瓜苗，一天一个样，止不住地往上窜。

六月末，发生了一件事。

公社来了一个干部，姓马，三十来岁，穿着一身蓝布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他是来检查牧场工作的，在牛棚里转了一圈，在登记簿上签了字。临走在屋门口看见了苏玉兰和小禾。

“这是谁？”

“安徽来的。”我说，“投亲不着，暂时住这儿。”

马干部看了看苏玉兰，又看了看小禾。小禾躲到娘身后，两只手攥着娘的衣角，露出半张脸，黑眼珠怯怯地看着这个陌生人。

“有介绍信吗？”

苏玉兰摇了摇头。

“户口呢？”

又摇了摇头。

马干部把钢笔从上衣口袋里拔出来，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撕下来递给我。

“让她去公社登记。外来人口，要办暂住证。”

他把钢笔插回口袋里，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了看苏玉兰开的那块菜地。白菜已经包心了，萝卜冒出了土面半截白半截青，黄瓜藤爬上了架子，开着黄灿灿的花。

他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走了。

那天晚上苏玉兰没吃饭。她坐在菜地边上，背对着屋子，月光把她的影子投在白菜叶子上。白菜叶子被露水打湿了，在月光下一闪一闪的。

我走过去，蹲在她旁边。

“明天我去公社。把暂住证办了。”

她没说话。两只手绞着衣角，绞得衣角皱成一团。

“马干部那个人，面冷心不冷。他要是真想为难你，今天就把你带走了。”

她还是没说话。过了很久，她松开绞着衣角的手，把手放在膝盖上。

“要是……要是他找过来怎么办？”

我知道她说的是谁。小禾他爹。那个赌鬼。那个要把女儿抵给别人的男人。

“找不过来。”我说，“从安徽到这儿，两千里地。他不知道你在哪儿。就算他知道，也不敢来。”

“为啥？”

“因为这里有我。有周伯。有大黄和黑子。”

黑子听到自己的名字，从屋里跑出来，蹲在我腿边。月光把它胸口的白毛照得发亮。苏玉兰伸手摸了摸黑子的头。黑子把脑袋搁在她膝盖上，喉咙里发出低低的、舒服的哼哼声。

“马干部说，要办暂住证。”她说。

“嗯。”

“暂住证办了，就是……就是能留下了？”

“能。”

她把黑子的头又摸了摸。月光下，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又暗了。不是暗了，是被她藏起来了，像她把那粒铜扣子藏进贴身的口袋里一样。

“那……那就办吧。”

她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菜地里的黄瓜花在夜风里轻轻晃着，黄灿灿的，像一盏一盏小小的灯。

第五章 根扎下了

暂住证办得很顺利。

马干部看了看我填的表格，什么也没问，啪地盖了个章。他把暂住证递给我的时候，钢笔从口袋里掉出来，滚到桌子底下。我弯腰帮他捡，他摆了摆手，自己钻到桌子底下去够。够着了，吹了吹笔帽上的灰，重新插回口袋里。

“那个女的，”他把暂住证存根放进文件夹里，“菜种得不错。”

就这一句。

我走出公社大院的时候，太阳明晃晃的。街边的杨树叶子被风翻过来，背面白白的，像翻了满树的鱼肚子。我把暂住证揣进贴身的口袋里，贴着心口。硬纸片硌着肋骨，凉凉的，又慢慢被体温捂热了。

回到牧场的时候已经是傍晚。

苏玉兰在菜地里摘黄瓜。黄瓜藤爬满了架子，叶子密密匝匝的，把架子遮成了一堵绿墙。她弯着腰，一只手拨开叶子，另一只手去够藏在叶子后面的黄瓜。够着了，轻轻一拧，黄瓜就摘下来了，带着一小截蒂把儿，断口处渗出亮晶晶的汁液。

小禾蹲在菜地边上，面前的青石板上摆着一排刚摘下来的黄瓜。她把黄瓜一根一根排列整齐，大的放一头，小的放另一头，中间的按个头排。排好了又打乱，打乱了又重排。

我把暂住证掏出来。

苏玉兰接过去看了看。她不认识几个字，但她认识那个红印章。拇指在印章上摸了摸，摸到印泥微微凸起的纹路，又把暂住证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纸浆的纹路在夕光里泛着浅浅的灰色。

她把暂住证贴在胸口。

贴了一下。

两下。

三下。

然后折好，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和那粒铜扣子放在一起。

“小禾。”她喊。

“嗯？”

“咱们不走了。”

小禾抬起头来，手里还攥着一根刚摘下来的黄瓜。黄瓜尾巴上的花还没落，黄灿灿的粘在她手背上。

“真的？”

“真的。”

小禾把黄瓜往青石板上一放，站起来，跑过去抱住苏玉兰的腿。抱得紧紧的，脸埋在娘的围裙上蹭来蹭去。围裙上沾着泥点子和草叶汁，被她蹭得皱巴巴的。

阿黄和黑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跟着兴奋起来，绕着母女俩转圈，尾巴摇得呼呼生风。黑子的尾巴扫到小禾的腿，她咯咯笑起来，松开娘的腿去追黑子。黑子跑，她追，阿黄跟在后面叫。三条影子在夕阳下面追逐着，把菜地里的影子踩碎了一地。

苏玉兰站在原地，看着小禾跑远的背影。

夕阳把她的脸照得红红的。

她的眼眶也红红的。

那天晚上，苏玉兰做了一桌菜。

凉拌黄瓜、豆角炖土豆、小葱拌豆腐、玉米面贴饼子。黄瓜是她菜地里摘的，豆角也是她菜地里摘的，小葱是她在牛棚后面种的。豆腐是用牧场自留地里收的黄豆换的，换了三块，她留了一块，另外两块吊在井里镇着。

贴饼子在铁锅边上贴了一圈，锅底炖着豆角土豆。揭开锅盖的时候，白汽轰地涌上来，把整个灶房都罩住了。白汽散开，饼子的焦底金黄金黄的，贴着锅边的那一面起了脆壳，用铲子一铲，咔嚓响。

她把菜一样一样端上桌。没有桌子，她搬了两个木墩子拼在一起，上面搁一块案板，铺上洗干净的面袋子。菜摆在案板上，五颜六色的——绿的黄瓜、青的豆角、白的豆腐、金黄的贴饼子。她还用搪瓷缸子插了几朵从菜地边上摘的野花，黄的白的紫的，摆在“桌子”正中间。

小禾趴在“桌子”边上，下巴搁在案板沿上，眼睛滴溜溜地转，把每一盘菜都看了一遍。

“娘，今天过年吗？”

苏玉兰把最后一道菜端上来——是一小碟咸菜，切成了细细的丝，拌了一点香油。她没回答小禾的问题，只是把咸菜丝往小禾那边推了推。

我坐在木墩子上，看着这一案板的菜。

“太破费了。”

“不破费。”苏玉兰也坐下来，“都是地里长的。”

她端起搪瓷缸子，里面是白开水。她把缸子举起来。

“长河兄弟。周伯。刘姐。大黄。黑子。”

她一个一个念过去。念到大黄和黑子的时候，两只狗同时竖起了耳朵。

“还有这块地。”

她仰头喝了一大口白开水。喝得太急，呛了一下，咳了两声。咳完了，把缸子重新端起来。

“从今往后，这儿就是俺的家了。”

她说到“家”这个字的时候，声音忽然哑了一下。就一下。她很快把缸子放下来，拿起贴饼子，给小禾掰了一块，给我掰了一块。饼子的热气在她脸前升起来，把她的眼睛藏在白雾后面。

小禾双手捧着饼子啃了一口，腮帮子鼓得像只松鼠。

“娘，咱们家以后天天过年吗？”

苏玉兰没说话。她把小禾嘴角的饼渣擦掉，又把搪瓷缸子里的野花扶正了。野花在晚风里轻轻晃了一下，花瓣上的水珠滚下来，落在案板上，洇出一个小小的深色圆点。

秋天的时候，苏玉兰的菜地扩了一倍。

她把收下来的白菜晒成干菜，萝卜切成条腌在缸里，豆角用线穿起来挂在房檐底下晾着。房檐底下一溜儿挂了好几串豆角干，还有一串红辣椒，一串蒜辫子。风吹过来，干豆角互相碰撞着，发出沙沙的声响。

黄瓜老了就留种。她把最老的几根黄瓜留在藤上，让它们一直长，长到皮变成深黄色，长到藤蔓都枯了，才摘下来。剖开，把瓤和籽一起挖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晒。籽晾干了收进纸包里，用铅笔写上“黄瓜籽”，压在炕席底下。

小禾帮着她收菜籽。小手把晾干的黄瓜籽一粒一粒拣进纸包里，拣得很认真，每一粒都要拿起来对着光看一看。拣满一包，苏玉兰就用线把纸包扎上，小禾在纸包上歪歪扭扭画一根黄瓜。画得不像黄瓜，倒像一条弯弯扭扭的绿虫子。

“娘，明年还种黄瓜不？”

“种。”

“种几棵？”

“种十棵。”

“不够不够。种一百棵！”

苏玉兰把她画的“黄瓜”收进纸包里，压平了。

“好。种一百棵。”

九月里，周伯正式退休了。

他把场长的位置交给了我。交接那天他带了一瓶高粱酒，我俩坐在牛棚门口，就着一碟咸菜，一人喝了三杯。喝到第三杯，他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放在我手里。

是一把钥匙。牧场仓库的钥匙。钥匙是黄铜的，磨得锃亮，拴着一根红绳，红绳褪色褪成了粉白色。

“交给你了。”

他把杯子里最后一滴酒倒进嘴里。

“那年你从部队回来，分到牧场。瘦得跟猴似的。我问你会干啥，你说会养牛。我问你养过牛吗，你说没有，但能学。”

他把酒杯搁在膝盖上。

“你没说大话。”

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夕阳照在他脸上，把他满脸的皱纹照得像老树皮。他眯着眼睛看了看牛棚，看了看羊圈，看了看苏玉兰的菜地，看了看屋檐底下挂着的干豆角和红辣椒。

“比你老场长干得好。”

他拄着棍子往山下走。这一回没有人在后面喊他回头。他走出牛棚的栅栏门，走出牧场，走上那条走了二十年的山路。背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山路拐弯处的一个灰点，被秋天的暮色吞掉了。

我攥着那把钥匙。黄铜被他的体温捂得热热的，红绳垂在指缝外面，被风吹得一晃一晃的。

苏玉兰站在灶房门口，看着周伯消失的方向，把手里的围裙绞了又绞。

十月里的一天傍晚，苏玉兰忽然叫我。

“长河兄弟。”

“嗯？”

“你来。”

她在菜地边上站着。秋天的菜地收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几畦萝卜还在土里，叶子墨绿墨绿的，萝卜的白脑袋拱出地面一截。地头上，她新开出了一小片空地，翻好了土，打好了畦。

“这块地，明年种麦子。”

她蹲下来，抓了一把土。碎土从指缝间漏下去，沙沙的。她攥了攥拳头，把剩下的土攥在手心里。

“俺老家，种麦子。”

她把土撒回地里。

“俺爹俺娘，俺爷爷奶奶，俺太爷爷太奶奶，都种麦子。”

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俺也种。”

夕阳照在这片新开的土地上。土是黑油油的，泛着微微的红。远处牛棚里传来奶牛哞哞的叫声。阿黄和黑子趴在菜地边上，尾巴有一搭没一搭地扫着地面。小禾蹲在地头上，拿着一根小棍在土里画着什么。走近了才看清，她画了一株麦子。麦秆直直的，麦穗弯弯的，画得歪歪扭扭的，但麦穗上的麦粒一颗一颗的，她全都画上去了。

苏玉兰站在她的菜地边上，站在她新开的麦地前面。风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把碎发拢到耳后，手没有再放下来，而是拢在眉骨上，遮着夕阳的光，望着那一片刚翻好的土地。

她的脚踩在泥土里。脚踝上沾着碎土和草屑。十个脚趾微微分开，抓着脚下的土地，像那些种在地里的麦子，把根往深处扎。

“娘，明年麦子熟了，蒸馒头吃不？”

“蒸。”

“蒸几个？”

“蒸一锅。”

“一锅是几个？”

苏玉兰没回答。她把小禾从地上抱起来，让她骑在自己脖子上。小禾的两条腿晃荡着，两只小手揪着娘的头发。

“比一锅还多。”

夕阳把母女俩的影子投在新开的麦地上。影子叠在一起，长长的，一直延伸到菜地的尽头。

我站在牛棚门口，看着那片新开的麦地。看着苏玉兰把小禾从脖子上放下来，母女俩蹲在地头上，用手把土里的石子一粒一粒拣出来。看着小禾拣到一颗漂亮的小石头，举到娘眼前，苏玉兰接过来对着夕阳看了看，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和那粒铜扣子放在一起。

和那张暂住证放在一起。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牧场钥匙。黄铜钥匙被体温捂热了，红绳垂在指缝外面。

风吹过牧场。干豆角在屋檐底下沙沙响着。奶牛在圈里慢悠悠地反刍。阿黄的尾巴扫着地面。黑子的耳朵转了一下，又转了一下。

炊烟从灶房的烟囱里升起来，直直的，在秋天的晚风里，一点一点融进烧红了的天边。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