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香梅回忆15：也许我们相处的10年太恩爱太幸福了，因此不能长久

1956年春季开始，外子的慢性支气管炎日趋恶化。他每天剧烈咳嗽，有时晚上夜不成眠。那时我们住在台湾台北，台北的天气很恼人，春季是阴雨连绵，下雨有时一连多天不停。冬天的气候是又湿又冷，对于有气管炎的病人实在不宜，我劝外子最好暂时把航空公司的工作交托其他主管，先回美国做体检。他总算同意了。

6月的夏天，我们带着两个小女儿从台北直飞美国，回到我们南方路易斯安那州的门罗城，我们美国暂时的家。

到家不久后他又建议我们带孩子到加拿大度假。他像是和时间赛跑。我当然反对，但他坚持，他还说："加拿大的天气或许对我有益，我想你和孩子都没有到过加拿大。"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很多，他也不能一一带我去观光，但他是如此固执，我顺了他的意。

我们从路易斯安那州一路开车，直到加拿大风光绮丽的路易斯湖。我们在那儿过了数日悠游轻松的假期，但在回程时我明显地看出将军是极度疲惫。

通常外子总是自任全部驾驶工作，可是这一程他建议我们轮值驾驶，我做司机时他竟然放心闭目养神，这是前所未有的，他还开玩笑，加拿大的一些公路不好，答允我等他们把道路修好时再来一次。

回到南方的家时，他除了咳得厉害之外，又有了剧烈的头痛，我想这不完全是支气管炎的毛病。我催促他马上去华盛顿陆军医院作体检。离家时他还安慰我说："不要担心，我是一匹强壮的战马。"唉，我怎能不担心，我还想到年轻早逝的母亲，她40多岁就被癌疾带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不祥的预感。

"给我来电话！"我一再叮咛。

两天后，晚间电话来了，是院长来的电话，我紧张极了。紧紧地握着听筒。对方说："陈纳德夫人，我是陆军医院院长海顿将军，我想告诉你，我们在将军左肺上半截发现一个小肿瘤，我们将尽快把它切除，以备实验之用，现在等你来华盛顿，我们就动手术。"

我的双手冰冷，我说："陈纳德将军怎样？他还好吗？我明天就到华盛顿。"他们没有提到肺癌这个可怕的词，他们不用提，我已知道，无形的惊慌使我的全身僵麻。上天对他太不公平了。

接着，海顿将军说："现在你的丈夫要和你说话。"

"亲爱的，不要怕，我会好起来的。我明天在这儿等你。"

当我把听筒挂上之前，我又听到他咳嗽的声音，那声音像利刀一般刺入我的心房。那是1956年8月25日。

次日，医院动手术，我一直守在病房。当他们用轮椅把他推向手术室时，我俯身吻他。他仍带着笑容，对我说："不要着急，我会好起来的。"

我等在他的病房，当我伸手铺平他的床单和整理他的枕头时，我发现他写给我的一封信，信的日期是1956年8月26日清晨，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小东西（这是他给我的小名）：我并不怀疑明天手术后我仍会活着，与你和我们挚爱的小女儿们再过许多岁月，不过，你该清楚，一切事都掌握在上帝手中。没有人知道我们何时会被召返他所由来的地方。

"假如一旦我不能再见你或与你同在，那么在精神上我将永久伴着你和孩子们，我以任何一个人所可以付出的爱，全心地爱你和她们。同时我更相信爱将永垂于死后。

"要紧记并教导我们的两个孩子生命中确切的真谛﹣﹣要品行端正，要诚实，要忠贞，并以慈爱分予他人。生活不可过于奢侈，不要嫉妒别人，享受人间生活的舒适，尽量不要为匮乏而忧。最后以谦和及全力以赴的精神去选择你要做的工作。"

在朦胧的泪水中，我简直无法读完下面的话。这之后我曾多少次重读此信，每读一次，每哭一次。

外子在手术台上躺了三个多小时，医生切除了他左肺的一大部分。两位护士用轮床把他推向加护室，外科医生蒙克利上校走过来把手搭在我的肩头上，他说："一切都很顺利。"这是什么意思，那以后呢，以后就要等化验的结果了。我不敢问。

9月1日，化验有了结果，外子患的是恶性肺癌，生长在外子胸腔里的那个东西是恶性癌！

医生说他们已将它以及它周围肺脏组织尽量切除，使细胞不能进而蔓延。他们又说新的肺脏组织会逐渐生长出来。假如一年之内没有恶性癌的复现，外子可能没有问题，但这是可能，其中包含很多不吉祥的意味，我有什么办法，只好等候命运的安排，是的，听天由命。但我一生都在和命运作战。

离开医院两月后我们又回到台北。准备在台北过圣诞，那一年民航空运公司庆祝成立10周年纪念。外子为多位长期职员佩挂服务10年奖章。然后大家围着他要切庆祝蛋糕。

"你代我切，没有你根本不会有民航公司。"他轻声对我说。

我懂得他的意思，他曾多次告诉我，我是他在战后重返中国的重要理由。我眼中有泪和他一同切蛋糕，但愿我们再有一个10年，生生世世为夫妇。

1957年春我们又回到美国南方，外子又该去医院检查了。我们先回南方的住宅。有一天，我在家中无意听到外子和他的好友前路易斯安那州长诺尔的对话。他们两人在户外的玫瑰花园中说话，我在窗内正准备午餐，州长说："你可以信赖我，我定会做我能力所及的事，照顾安娜和孩子，像照顾我自己的家人一样。"我又听到外子的说话："安娜有你想像不到的毅力，她会知道怎么照顾自己，但我仍希望有人协助她，有一个让她可以依靠的人，假如她需要帮忙时，让她知道有你在。"

他们缓缓地向户内走，声调也随着逐渐低沉下来。树林间有一只知更鸟在吱喳鸣叫，和风吹来紫丁香夹杂着新刈青草的香味，我有点茫然。

是否他已知道病情恶化，而在我面前严守秘密？是否他要走了而向他的挚友托孤？我用力撑在台子边旁，他们快要入屋了，我可不能让他们知晓我已听见了他们的对话，我不能使他们受窘，我必须镇静。

"什么时候吃午餐，小东西？"将军吻我。

他们两人各喝了一杯半渗冰的"野火鸡"威士忌，野火鸡是南方的特产名酒，他们两人谈得投机，喝得也投机。在外子去世的头五六年，州长诺尔真的对我有不少照顾，每年圣诞我都带着两个孩子从华盛顿到南方的路易斯安那州和他们一家人共度假期，他真是一位挚友，热情、豪放、爽快、乐天，我真是有幸遇到这样一位大好人。

1958年4月他再进医院。华盛顿的陆军医院在发现他又有了一块小黑点时已决定不能再开刀，他们只请外子回家静养，那就是等死。我不服，我们又去了波士顿著名的拉希医院。他们很坦诚，他们也不主张开刀，因为于病无补。那么该怎么办？他们说让他尽量过得舒服一点，因为他最多只能活6个月！

6个月，不到200天，那是死刑！

于是好友诺尔州长找到了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奥斯勒癌病医院。他们愿意接收这个病人，他们想一试是否可以使他在6个月内不受太大痛苦，当然他们不能保证，只答应尽力而为。

我们两人一同搬进了奥斯勒医院。我们有一间套房。白天我和他在一起，晚上我在他的邻房设法安息。这段日子一直延续到他临终的那一天。1958年7月27日下午。

病院的气氛永远是消沉的。病人固然痛苦，伴病的人也一样痛苦。一种无助而又绝望的意识挥之不去，晚上睡不着，茶饭无心，看书也看不进去。病人的痛是你的痛，病人的呻吟是你的呻吟。当护士为外子打麻醉药来助他止痛时，我真是目不忍睹，因为他的静脉血管似乎都已满是伤痕，几乎再找不到能使针口插入的地方。但外子有忍痛工夫，非不得已时也绝不喊痛，在他临终前一个月，他的喉咙已不能吞下食物，医生在喉部开了一个洞，插了一个管，用流质维持他的体力，他已只有一百零七八磅了。瘦了一倍，本来好好地200磅的一个强人。

他每天不断记日记，最后的日记是1958年5月14日，日记中说："今天中午开始用吸管进液体食物，我们等待此项实验进行情况。穿了衣服体重135磅。安娜全部时间在室中陪伴着我。"

亲眼看着一个你挚爱的人慢慢在痛苦中死掉，每天死一段，正如自己也步步走近死亡。

每夜，不断转剧的疼痛，使他不能入睡，我只能坐在他床前，握着他的手。

有一天晚上他问我："我离去后，你有何打算？"

我答道："不要问这个，你会好起来的。"我骗自己，也想骗他。他摇头说："我不会好了，我本来想你再过些日子，但这已不可能了，我非常抱歉。"略停顿一下，他又说："无论什么事情发生，请你记住，我是十分爱你的，爱你远胜于我曾爱过的任何人。"

1958年7月27日下午3时他起先开始凶猛地咳嗽，医生和助理迅速赶来，但是阵发的剧咳继续不止。大家束手无策，10分钟后他大量吐血，陈纳德将军的最后一战宣布结束。

医生和护士把我独自留下在他床前，让我与我深爱的人单独告别。这是一场噩梦。不，这不是梦，是残酷的事实。他死了。永远离开我了。

爱情和幸福常常会遭到上天的嫉妒。我们相处的10年太恩爱、太幸福了，因此不能长久。

短暂的爱情，和他共处的岁月我终生难忘。

此恨绵绵

陈纳德将军坦然、镇定地接受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死神将在6个月内降临在他的身上。得知这一消息后，他同他的朋友汤姆·科科伦，按原计划驱车上路，前往波士顿及周围的革命战争纪念地旅行。在他们离开之前，医生已私下告诉科科伦先生，将军已得知那个可怕的消息。可一整天，将军只字未提他的身体情况，他的朋友也是如此。

相反，将军却饶有兴致地谈论着邦克山的军事及历史事件，谈论波士顿港的建筑构造，谈论勒星顿格林，以及在康科德商讨弓形桥的建筑是为了泄洪的科学原理。当他们回到诊所时，将军感谢他的朋友使他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我却没有这种镇定自若的气度。医生告诉我这一可怕的消息后，我一直在他的房间里等着，想去安慰他。可当我看到他时，我的心却在颤栗着。我强忍住泪水，走向他，他伸开双臂搂着我，他的脸上沾满了我的泪水。我感到自己软弱无力。我到这里来是想安慰将军，而他一直在微笑着，我却孩子般哭成了泪人。

此刻我意识到，是我需要他的安慰，而不是他需要我。他是无所畏惧的，而恰恰是我感到恐惧。我感到怯懦和惊慌，便紧紧地抓紧了他。我对他的爱，只有他能理解。他的痛苦其实就是我自己的。他没感到或没表露出来的畏惧，如冰块一般压在我的心头。

"我们的祈祷究竟起多大作用？"我实际不是在向将军提问。

"决不要怀疑上帝的威力，小东西。"

"对不起，我过一会儿就好了。"

"我知道你会的。"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依偎在他的怀里，浑身颤抖着，于是他紧紧地搂住我。

"安娜，亲爱的。"他终于说道："听我说，我们总是在台北过圣诞节的，今年我们不要例外。"

他决心已定，我们带上孩子开始了跨越太平洋的长途飞行。

1957年圣诞节的早晨，他去了办公室，在那工作了几个小时。好像上帝留给他的时间很多，而不是几个月。

快到中午时，他回到了武昌新村的家中。我们已准备好了混合鸡蛋拌乳沙糖及火酒的冷饮。然后同孩子们一道打开了各自的礼物。直到后来，航空公司的外科李医生才告诉我，在那天圣诞节的早晨，将军第一次咳出了血。

"别告诉安娜。"他让李医生保证。后来许多早晨，他一直咳嗽咯血，我竟然时常被蒙在鼓里。

我们最后一次离开台湾之前，将军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我问他这是为什么？当时他正在办公桌前收拾整理一些航空公司的文件，他漠然地回答道：

"为什么？嗯，这是最后一次了。"

"噢！"喉中梗塞，眼中闪着泪花。我忙乱地转过身去。他以前从未公开谈论过类似他的死期不远的任何问题。他突然要公开披露这件事，使我震惊。医生虽已对这疾病绝望了，但克莱尔·陈纳德自己不会绝望。我一直存有一线侥幸心理：对他的坚毅如此信赖，对他的力量如此崇拜！而我一直处于麻痹状态，始终没能面对最后的结局。现在他坦然地承认了这一切，我心中莫名其妙地抱有的一线脆弱的希望，似乎突然被扯断了。

我感到他搂住了我。他立即意识到，他刚才的谈话把我吓坏了。

"小东西，我们必须从最坏处着想，虽然我们一直是在为胜利而战的。我从不泄气，有上帝的帮助，我仍旧没被那可恶的东西夺去生命！"

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

"亲爱的，我知道。若要问谁能做到这一切，你能！我们必须虔诚地祈求上帝。我能参加你的记者招待会吗？"

"当然可以，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儿。"

"什么事？"

"不要流泪！"

"我答应你。"我很费力地做出这个承诺。

我坐在他的身边，思绪飞回到了1943年，在昆明的那次记者招待会上，我第一次遇到他，便深深地坠入了情网。那时他在飞虎队，强壮，健康，一副不可征服的气派，而现在……

我注视着他，惊奇地发现，他其实一点儿也没有变！一双深褐色的大眼睛透着同样坚毅的目光，轮廓分明的下巴露出倔强的个性特征。还有那种充满自信、对命运坚信不疑的气质。虽然他的健康状况已十分恶劣，而真正的男子汉，叱咤风云的人物，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他仍旧精神矍烁。我为他深感自豪！他精神抖擞地站在那里，最后他对前来参加记者招待会的人们说道：

"我计划还要活很多年！"

我心里想着："他不会死！他是那样的刚毅、自负、勇敢，他是不会死的！"

我开始祈祷，希望能出现奇迹。

1958年1月10日，我们飞抵旧金山时，记者们早已迎候在机场。他们想知道有关陈纳德将军最后这一仗的消息。这次战斗的对手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他在美国的反对者。

"陈纳德将军，有报道说你患了癌症，是真的吗？"

这是1月份，我们站在寒冷的细雨中，听着将军的答复：

"恐怕是的，医生是这样告诉我的。"

"将军，你打算干些什么呢？"

将军笑了笑："干点什么？我打算将这事儿忘掉，多活些日子。如果死神多给我点时间，我会突破那预言的最后期限。现在，让我们来谈点重要的事情……"

记者们笑起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霾被冲散了。他这样说，竟让他们相信他活得还正常，什么事也没发生。

他的日记里，记述了那天的情况：

1958年1月10日

旧金山

乘坐台湾航空公司的客机到达旧金山。在机场我被记者包围了，又算是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一整天我有过三次轻微咯血。安娜打电话询问了新奥尔良的奥尔顿·奥克斯纳医生，他让我们立即去奥克斯纳医院。晚上11点45分起飞，抵达时，受到了新奥良国民卫队总司令雷·赫夫特将军的迎接，并驱车送我们到了那家医院……安娜还要回门罗安顿好孩子们，并把她们托付给朋友，然后再赶回来陪我，真太难为她了。

每天的日记一页页在记着。1月13日，他写道：

1958年1月13日

新奥尔良

早晨没有早饭。9点半，开始做支气管镜检查，10点10分结束。没什么痛苦，可麻醉药令人不舒服。刘易斯医生真好。

仍然咳血，量不多。

收到许多信件、电报和鲜花。还来了不少人探视，但奥克斯纳医生禁止会见来访者。

我们同机飞抵华盛顿后，只过了几天，便在沃尔特·里德医院做100万伏 X 光放射治疗。高电压治疗给将军带来了高烧。

在一二月份的许多夜晚，他的咳嗽，看上去好像要撕破他那消瘦的身躯，撕碎我的心。可他决不屈服，仍兴趣十足地参与到各种事务中去。在沃尔特·里德短短的两个月里，录音带里记录了十几万言的谈话记录，那是他同我，以及那些与他兴趣相投的朋友们，谈论他一生中在各个方面的经历。

据医生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将军几乎是奇迹般地同病魔在顽强地拼搏，他竭尽全部力量以显示他不可征服的精神。一天夜晚，他走下床，来到了病房的窗前，他形容憔悴，颔骨上带着放疗时烧的黑点，他的声音仿佛是留声机上的废唱片发出的刺耳的声音。

"医生不希望那样，"他说，"可我打算出席航空运输公司在纽约的董事会。他们正商议要购买一架喷气式运输机，得到定单是很重要的事，我们不能耽误了这事。"

1958年1月20日，他作为民航运输公司董事会董事长，为了公司购买飞机，投了一票，虽然他已知道，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是绝对不会看到它的。

日记中这样写道：

1958年1月29日

沃尔特·里德陆军总医院

还照常进行放射治疗。仍发着烧。食欲全无。

汤姆·科科伦把他办公室的梅尔文夫人借来为我工作。我口述，她写了两个小时的信。她人非常好。

1958年3月8日

整天感到非常难受。清早发烧。取消了今天离开医生的计划。不能进食。

下午和晚上有许多人来访。

1958年3月10日路易斯安那州门罗

希望在这里休息几天，同我两个可爱的小女儿，克莱尔·安娜和辛西娅·露易斯共度些时光。

吉米·诺埃每天都来探望我。

10点半开始挖水仙花苗床，11点半开始下雨。菜园里种着花椰菜、南美甘蓝以及可食用的辣葱头。豌豆、芥菜、芫菁、芹菜、甜菜和胡萝卜已经或快要成熟。大白菜也长势喜人。花园里有红色的花蕾，碧绿的木兰花，黄水仙，紫色的风信子，所有为安娜种下的花开得姹紫嫣红。

朋友们前来享用丰盛的鱼餐。安娜做了油炸鲶鱼和玉米煎饼。可我一点食欲也没有。

1958年3月26日

病情恶化。安娜告诉了奥克斯纳医生……我被要求再次返回医院。

1958年5月14日

新奥尔良奥克斯纳医院

今天中午开始用食管给我送流食。我们对这场试验正拭目以待。

穿着薄薄的睡衣体重139磅。

在病房

安娜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病房陪伴我。

那是最后一页……

看着自己心爱的人，一天天慢慢地，一点点地死去，就像自己正经受着死亡的煎熬。好多年前，我曾看着这类可怕的疾病，先是夺走了我母亲的美貌，然后是她的精力，直到最后她的生命。现在这个可恶、残暴的敌人正慢慢地残害着我的丈夫。

陪伴将军的身边，度过漫长的一天之后，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沃尔特·里德宾馆，我时常感到精疲力竭，身体几乎要垮了。

我时常对20世纪出现的怪现象陷入沉思，这个创造了原子弹的时代，空间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能够作出令人震惊的抉择，去生产先进的毁灭性武器。那么，为什么长时间找不到一种治愈癌症的良药，这是为什么？我在黑暗中苦苦思索着。如果各国都把他们全部的精力集中在这个方面，努力攻克这种人类最可怕的疾病，我心爱的丈夫现在一定早已康复。而且我们也可以远离这个永远无止境的生离死别的凄凉地。

许多朋友开始对我的健康担忧。他们催促："离开这个医院一段时间﹣﹣看场表演什么的…."可是将军病危之际，我不愿离开，将军是患有这种可怕疾病的垂危病人，他们却来关心我的健康，似乎是可笑的。

然而，当我感到自己确实病了的时候，医生们也开始关注我。他们坚持要我服用一些维生素药，为的是缓解我过度的紧张，同时还开了一些镇定药，以帮助我入睡。

5月，我们离开了沃尔特·里德，回到了门罗我们自己的家，享几天"清福"。可将军的体力正在迅速衰退，10天后路易丝安那州国民警卫队总司令雷蒙德·赫夫特将军，用他的私人飞机把我们送到新奥尔良奥克斯纳私立医院。

在沃尔特里德，我整天都同将军在一起，晚上回到医院附近的布兰特旅店的房间。

在这儿有许多时间让我沉思，回忆过去那一幕幕悲欢离合，想到人类幸福的短暂时光，以及悲哀给人类带来的永恒的痛苦。

我不仅一次想到，像克莱尔陈纳德这样的人，如同蓝天里的雄鹰，生来就翱翔于苍穹。而他竟会被病魔一点一点地吞噬而死，真无法令人置信。

一天晚上，胸痛不断加剧，使得他难以入睡。我坐在床边，抓住"我去请医生给你拿点药，这样你就能入睡了，亲爱的。"我说。"现在还不至于。"

他的手：

这个恶性肿瘤蔓延到了他的气管，他的声音几乎是沙哑的耳语："小东西，我走了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这不像他的话。"亲爱的，别说这些，你会好起来的。"

他摇摇头："不，"他嘶哑的声音说道："我很想与你一同度过更多的岁月，照顾你和我们可爱的两个小女儿，可现在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了。"

他停顿了一会，又继续说道：

"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想让你记住，我深深地爱着你﹣﹣远远胜过我曾爱过的任何人。"

我亲吻着他："我亲爱的，我从来没有像爱你一样去爱过其他人。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亲爱的。"

他没作回答，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双眼在滔滔不绝地向我倾述着。稍后，医生给他服用了镇静剂，于是他睡着了，他的呼吸显得很均匀。那天晚上我没离开他的病房，只是打了个盹，而更多的时间我是在祈祷。现在我知道，只能寄希望出现奇迹，才能拯救他的生命。

在这段时间里，他继续收到上百封信件，那是他的老朋友和一些从未见过的陌生朋友写来的慰问信。我们尽力答复每封来信。同时，他还接待着来自方方面面，各个阶的来访者，其中包括宋美龄女士。

"不要说话，上校！"她说，仍用着对他惯用的头衔，"这次让我来讲话。"

他的"女王"不远千里赶来探视他，使他万分高兴。

温暖如春的6月转眼成了炎炎夏日的7月。7月25日，华盛顿的白宫打来一个电话。美国国会和总统授予克莱尔·李·陈纳德少将为三星级中将军衔，总统向他表示祝贺，并对他早日康复致以良好的祝愿。

将军对他的晋升什么话也讲不出来，因为他的喉咙已被恶性肿瘤堵住，每一次呼吸都要通过切开的气管，他正与此作殊死的搏斗。纷至沓来的荣誉和慰问电报使他感动。不少电报是他的老"部下"打来的。有一位战士说道，那些过去在他手下服役的官兵，早在中国的日子里，就一直把他看作是一位四星级上将。

1958年7月27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一位民航公司的商业合伙人，乔治·杜尔，从华盛顿乘机前来探望将军。他们商谈了大约一个小时，直到我暗示该休息了才结束。将军同意并请杜尔先生晚上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杜尔先生已无需再返回来了。下午，差几分3点，将军开始剧烈地咳嗽。我立即警觉起来，忙去请医生，奥克斯纳医生和几名助手很快赶来，可病情仍在继续恶化，他们已无能为力。10分钟后，克莱尔·陈纳德最后一仗的拼搏结束了。

突然袭来的巨大惊恐，使我震惊。我呼唤着他的名字，可他再也没有回答我。一切都沉静下来，我周围的整个世界坍塌了！我仍旧跪在床前，浑身颤抖着，却没有哭，我感到一只友善的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上。

"如果想哭，你就哭吧！"奥克斯纳医生说道。

医生和护士离开了病房，让我独自一人同我心爱的人呆一会儿。

泪水已干涸了，神情奇特地僵木，我站起来，坐在椅子里，此时，我需要的不是泪水的发泄，虽然我时常因小事爱流泪。

当他们返回来看我时，我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他们把我送回到旅店我的房间里。我缓慢地走着，仿佛在做一场梦。这一切都这样突然地发生了。不，并不是突然的，他已经病了几个月，甚至几年。但它又是突然的，昨天，他还同我在一起，而现在他却永远地离开了。真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恶梦，可它却不是一场梦。

爱情和幸福总是遭到众神的嫉妒。

在旅店，克莱尔·安娜和辛西娅·露易斯正同许多亲密的朋友在等候我。

"妈咪，妈咪。"她们喊着跑向我。

"爸爸他死了！"我把她们紧紧地抱住，同她们一起哭起来。脚下的大地在颤抖，这个世界只留下我孤独一人了。

夜幕降临。

人们向我走来，同我说着什么，努力劝说着让我吃点东西。我只是摇摇头。在茫茫的人生旅途，我发现自己正站在死亡线的终点，面对着许许多多个令人惊骇的明天。

朋友们把两个孩子带走了，为的是让我能休息一下。而我却无法休息，他们又催促我吃点东西，可我一口也咽不下去。他们安排着各种事，低声细语地说些安慰的话。身处于许多亲密、忠诚的朋友之间，我仍感到十分孤独。我的丈夫他离开了人世。在这里，我想用伊丽莎白·巴雷特·勃郎宁夫人的诗句来表达我此时的感情：如果上帝容我选择，我会在死后更加爱你。

陈香梅（Anna Chan Chennault，1925年6月23日— 2018年3月30日），华人华侨领袖、社会活动家、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祖籍广东佛山市南海区，1925年6月23日出生于北京。早期在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工作，是中央社的第一任女记者。后来成为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的指挥官陈纳德的太太。她在二战后一直都在美国政坛活跃着。陈香梅教育基金会董事长、中国海外交流协会顾问、中华全国妇联名誉顾问、中国国家旅游局特别顾问、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电视部高级顾问、《中国电影电视艺术家辞典》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海南大学名誉校长。2018年3月30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华盛顿家中逝世，终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