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媒体人”转型背后：从媒体输出到转场写书

近些年来，出版市场出现了大量前媒体人写作的图书。在这一出版现象背后，不仅有着媒体转型时期带来的身份变革，还有出版市场的内容转向。这一新型写作群体的崛起，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转向和个人因素。除去他们写作的内容之外，他们身份转型背后的社会叙事同样值得珍视。较之于前一代的媒体人，他们面对社会的变革和媒介的转型时，往往悄然无声地凭借自身兴趣投入到某个领域，持续进行内容创作。在著作出版的个人简介里，他们依然不忘给自己标注着前媒体人的身份属性，这也说明了他们或许只短暂拥有过媒体工作的职场经验，但依然对媒体人的角色有着不可磨灭的情怀。

本期专题选取了近期出版新书的三位前媒体人为叙述对象，以访谈问答的形式进行媒体记忆的个体回顾和身份转型的心态考察，讲述他们从媒体人走向知识人的心路历程和社会叙事，以及他们的媒体经验如何塑造自身写作形态。他们的经验与叙述，涵盖着社会变革、媒介转型、身份转向、知识效应等方面的社会性问题，续接着上一代媒体人的社会记忆。本次专题的提出，也是希望有更多与之相关的媒体记忆能够被整理出来，一起见证媒体变革时代的群体走向及其心路历程。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4月17日专题《一个新写作群体的崛起》B02-03版。

B01「主题」一个新写作群体的崛起

B02「主题」从媒体人到知识人

B03「主题」冯翔：扩大自己的舒适区

B04「主题」杨津涛：从杂志编辑到互联网“厂民”

B05「主题」邹德怀：用老照片搭建文化间沟通的桥梁

撰文丨严步耕

近些年来，图书市场涌动着一个新型写作群体的身影：媒体人成为出版界的新宠儿，不同写作方向的媒体人纷纷在各自的兴趣领域出版了自己的著作，有些是个人经历或社会叙事的非虚构作品，有些是由自身兴趣出发而写作的文史著作，有些则进入到文学小说的创作领域，当然还有媒体文章的结集出版等内容形式。

比如，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大厂小民：我在互联网公司的1480天》，基于自身生活的经验进行非虚构写作，寻找社会变革与个体生活之间的互动影响；李颖迪的《逃走的人》则将社会议题与群体观察结合，把目光投向那些希望从倦怠生活中逃逸出来的脱轨心灵；库索、柏琳、刘子超等人的旅行文学写作，通过自身的行走书写远方的想象与现实；伊险峰和杨樱的《张医生与王医生》《富足一代》等，则通过个体身上的叙述与对话来探索社会心灵的时代影响。

除去这些非虚构写作的形式之外，还有一些媒体人因自身兴趣而走向了另一种写作形式，他们往往基于自身兴趣而投身于某个领域或某个人物的知识性研究，尤其在文史写作领域较为凸显。比如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结合了旅行文学和文史研究的写作形态，在人文地理与文史知识两方面进行现场重返，再现了另一代人如何求索中国的故事。这份名单还有很多，比如许知远、连清川、陈季冰、张明扬、郭建龙等，他们可以算是前媒体人转型比较成功的写作者群体。

然而，还有一批比他们那一代更晚一些进入媒体的写作者群体，比如李礼、刘三解、谌旭彬等新一代的媒体人转型群体；比如，还有本次专题选择的近期出版新著的三位前媒体人写作者：《奔袭》《拉法耶特》的作者冯翔、《山河在：一部鲜活的抗战史》《东行漫记：大师、军阀、瑞典王储与1920年代的中国》的作者邹德怀和《通宝中国：古币背后的治理逻辑和百姓生活》的作者杨津涛。

电视剧《新闻记者》（2022）剧照。

技术突破下的多元化生态

这个新型写作群体的崛起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个人因素和社会转向。他们的媒体经验与身份转型，涵盖着社会变革、媒介转型、身份转向、知识效应等方面的社会性问题，续接着上一代媒体人的社会记忆。

较之于上一代的媒体叙事，他们在进入媒体之时，媒体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媒介载体也走向了多元化的呈现形态，媒体人的社会角色也随之产生了相应的转变。尤其是互联网媒体的兴起，让媒体人群体迅速扩大，使得这一代媒体人的身份形态也呈现去中心化的生存形态，有些恰好踩着传统媒体的转型时期，有些欣逢新型媒体的崛起时刻。尤其是内容型媒体的遍地开花，以新闻为中心的媒体形态逐渐扩散为多元化的内容形态；写作门槛的多元化趋势和写作群体的规模化生产，也让编辑记者的角色不再拥有往昔的光环。

公共舆论场域的兴起，互联网媒体的崛起，让新一代媒体人的身份逐渐隐于幕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催生的媒介载体变革，让这一代内容型媒体人不得不面临身份的转型问题。短暂而充实的媒体内容训练，在迅猛的媒介变革和网络受众的阅读趣味面前，让他们仿佛一切才刚刚开始便面临着结束的命运。面对媒体形态的更新迭代，一方面是传统媒体的转型，一方面是内容形态的推陈出新，传统内容型媒体经验需要迎接技术变革带来的全新挑战，但他们仍旧坚持着内容为王的创作理念，在试探过程中选择了身份的转型。

在成为写作者之前，他们已经迎来了中国媒体形态的多样性大爆发时刻。这让他们本身的媒体角色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工作属性也从内容输出变成了内容编辑或其他职务。媒体前辈们的工作属性往往能够让媒体人的个人角色凸显出来，他们那一代因媒介载体变化而更多转向了幕后工作。这种身份的显与隐，也决定了他们那一代媒体人在大众心目中的个人识别度的高低之分。这种技术性变革所带来的媒体形态多元化所造成的职场冲击，以及他们对于媒体的想象与感知尚未来得及梳理，便又被迫进入了新的媒体工作形态之中。然而，这也让他们在短暂的时期内拥有了丰富而多元的媒体经验和心态感受。这些多重媒介之间的社会经验，让他们拥有了非常驳杂的身份属性。

身份转型前后的他们，恰逢中国媒体技术形态的迅猛变革时期。媒体平台需要更多丰富多元的信息提供给不同需求的受众群体，文本写作形态迅速变成了图文视频的呈现形态，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媒体生态催生了更加丰富性的内容需求，而这些信息形态都与他们媒体工作时期的内容形态完全不同。记者的选题方向随之发生了变化，编辑的工作内容也根据媒体形态和读者反馈进行随时的跟踪和改变，大多数媒体人的整体性角色最终走向了类似于出版人的角色形态：在媒体平台的形态更迭下，记者编辑从议题的提出人到内容的输出者，逐渐走向“为他人作嫁衣裳者”；因为新媒体形态与受众群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就需要编辑记者们为读者群体提供喜闻乐见的信息内容。

在进入媒体初期，他们抱持着上一代媒体人的想象与热忱；在媒体工作时期，又短暂拥抱着内容输出的成就与满足；随着媒体平台的业态变革，他们并未因技术冲击而丧失自身对于持续性内容输出的热爱。随后兴起的新媒体让他们能够在公众号、短视频等平台中获得释放，但图文与视频的形式毕竟与以往的文本创作存在巨大差异。他们依旧坚信文本写作的信念，试探着不同形态的新表达方式。

一个新写作群体的崛起

最终，他们将这股创作的激情转向了著述领域，投身于自身兴趣的所在领域进行专著写作。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他们进入专著创作之前，不仅有着本土媒体人的转型身影存在，更有着本土媒体不断提倡的非虚构写作等方面的社会影响，还有着出版界这些年不断引进的外国媒体人所撰写的各领域的专业著作。在媒体内容发生变化的同时，出版市场的业态也随之发生了内容的转向。犹如互联网媒体时代的写作身份多元化趋势，出版界的作者身份也越发呈现多元化形态，越来越多的本土媒体人从早期的专栏结集逐渐走向了主题性著作的写作与出版。

媒体转型与出版转型的双向结合，加之阅读市场的风向转变和自身内容创作的稳定性输出，这一代媒体人纷纷从自身兴趣与媒体领域出发，非常轻松地与出版市场的内容转向发生了社会效应，实现了从媒体人到作家的身份转型。它既是社会形势下的被迫转型，也是自我抉择的主动释放，更因他们介于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介之间的过渡形态，能够轻易地捕捉到大众阅读的写作议题和语言形态，也逐渐像欧美媒体人那样走向了媒体形态下的社会性非虚构写作或知识性的研究型写作。

尽管上一代媒体人已经有着非常成功的转型榜样，但这一代从媒体人身份转向知识性写作的规模性正在逐渐扩容。除去社会议题类的非虚构写作外，这一群体中的研究型写作越发凸显，写作议题也呈现更加多元、细分的视角。比如，本专题中的冯翔，上一部《奔袭》写的是著名国际劫机事件中的“恩德培行动”，下一部《拉法耶特》则转向了法国十八世纪的历史人物传记写作；邹德怀凭借自身的近代史老照片收藏兴趣，给抗战史老照片进行技术上色，编撰了第一部全彩抗战史影像集《山河在》；杨津涛也在业余收藏的兴趣下，从媒体时代的近代史写作转向了中国古代货币的研究，从王朝治理逻辑角度撰写了《通宝中国:古币背后的治理逻辑和百姓生活》。

在他们的身上，持续性的内容输出并没有中断，只是换成了另一种形态的创作方式。在这种持续性输出的背后，本身就是内容创作者身份的激情释放，以一种静默转型的身份方式继续着内容行业的未竟之心。借用前媒体人转型为文史作家的张明扬的话语来说，尽管这种转场背后，意味着媒体人需要主动去面对一种崭新而陌生的人生变化，需要投入到另一种新型业态的人生规划，但对于一个热爱内容输出的前媒体人而言，“我等胸中仍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从媒体输出到转场写书，正是他们对于内容创作的热忱追求。

或许，在这身份转型的现象背后，除去个人身份的变化感知之外，在出版的新书标注着“前媒体人”字眼，它本身就像是某种新旧变革时代里既不愿放弃又不好多言的符号象征；他们在著作出版时，紧紧握住这四个字而不愿抛弃，也隐微地烛照着他们在短暂时期承受剧烈变革的心态与情怀。正因此，除去他们写作的内容之外，他们身份转型背后的个体记忆同样值得珍视。尽管缺乏壮怀激烈的媒体故事，但他们依然曾经肩扛过时代的闸门，试水过理想的征程，伴随着逝去的荣耀，与社会环境、与时代变革共同进退。

这一代媒体人的身份转型，同样值得社会叙事进行梳理与观察，本专题选取几位近期出版新书的前媒体人，从不同的履历和写作讲述他们从媒体人走向知识人的心路历程，希望能够开启这一代媒体人对于媒体记忆、身份困惑、转型心态等方面的社会记忆，让更多人写下自己的经验与感知，为这一代人的身份转型与社会变革提供更多的社会观察样本。

从《南方周末》的调查记者，到新媒体的流量写手，再到撰写专业著作，前媒体人冯翔的转型跨度非常大。对冯翔而言，他欢迎时代的变化带来的信息红利和观念进步，并享受它给自己带来的自由。以下为严步耕与冯翔的对话。

冯翔知名媒体人，曾任《南方周末》文化部资深编辑、记者，公众号“8字路口”主编，现为自由作家。致力于历史非虚构写作，著有《地球上最伟大的一场演出》《奔袭》《拉法耶特》。

新闻教育是一种财富

严步耕：第一份记者工作是在哪？随后在哪些媒体干过？整个过程给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冯翔：第一份记者工作是在我读大学的城市，辽宁沈阳，华商报集团下属的一份子报，叫华商晨报。

当时华商报是整个中国扩张最猛烈的报业集团。它的长处是社会新闻。在那里我受到了第一次新闻的职业启蒙教育，也基本上奠定了我这些年来做新闻的一种底层本色。

在沈阳待了五年，我拿到了报社的获奖纪录，也看到了自己在这个职业共同体中所处的位置其实并不高。看到其他一些媒体的深度报道，就明白自己跟人家还差得远。但禁不住摩拳擦掌，觉得自己的素质也不比他们差。为什么不试试呢？

所以，我参加了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的采访以后，来了北京。先在一份北京的杂志短暂地做过，然后去了《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部和《南方周末》，算是初步实现我的职业理想。再之后在一家如今头部的互联网大厂待过一年，明白了互联网、流量是怎么回事。回到媒体，我在博雅集团下面的公号“每日人物”当执行主编，继续做调查报道；后来内部创业做了“自媒体”，开始做个性化写作。2021年辞职，开始自由写作。

后来我也一度投身于互联网公司，以为那里才是媒体人最终转型的去向。但最后发现那条路其实并不适合大多数人，或者说不适合我。对我来说，就像一个骑手改行去开卡车。所以，最后我还是回到了写作这条路上。

严步耕：辞职后创办了“8字路口”，专门做人物特稿。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从调查记者到内容原创，媒介载体的变化给你带来怎样的冲击？

冯翔：“自媒体”创业的整个过程，给我的感受是跟纸媒完全不同。

纸作为文字信息承载的主体，你几乎没有办法跟你的读者产生连接，你也不知道你的读者是谁。有了微博之后好了一点。但是微博筛选出来的并不是真实的、全面的社会，可能是一个社会特定的小群体，或者说是这个群体特定的一些情绪。

人类的阅读逻辑都是有规律的。拿文章来说，开头怎么写，结尾怎么写，字号有多大，容量有多长，都不一样；某一个表情包或者符号应该怎么用？评论应该怎么放？文章最终的价值观落脚点在哪里？几个像素、一个汉字的差别，往往就会在结果上造成差别。要不要设定一个团队成员的人设？设一个还是两个还是多个？每个人都有什么样的特点，每个人设跟作者的真实情况到底有多少相似性，有多少艺术拔高？这些都是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

打个比方，我们原先是一家国营饭店的厨师，做的饭菜都是几代老师傅传下来的手法，我们也只会这样做。做完之后我们不知道顾客吃的感受怎么样，不可能作为厨师跑到每一张桌子旁边去问，也没有问的必要，因为只有我们这家饭店有资格开业。

现在呢，就好比一下街上开了好多饭店，有西餐有小吃有正餐有烤鸭有涮羊肉，每一家都需要凭客流量来决定生存。这就倒逼我们对自己提供的每一样产品每一种服务，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落都分析到位。用互联网的话说，产品意识。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严步耕：是否觉得“自媒体”时代的写作，有时过往的经历也会对自己造成一定的心理包袱或其他方面的阻碍？比如，从社会精英角色投入到大众阅读之间，你内心是否存在某些挣扎或改变？

冯翔：一开始我存在非常大的心理包袱和自我怀疑。

我们的知识结构跟受的新闻教育，都决定了我们制造的是小众文化产品。我们甚至很羡慕那些写文章着眼点非常下里巴人、流量非常高的人，或者特别善于挥洒自己情绪的“自媒体”。

后来，我们就逐渐意识到：自己受的新闻教育其实并不是负担，而是一种财富，只不过看你把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素质用在什么方面。这有个前提：你得找到一条适合你的路，在你的职业素养和大众阅读口味（确切地说是你的目标读者的阅读口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拉法耶特》作者：冯翔版本：读库｜新星出版社2025年2月

每个人坚守的东西不一样

严步耕：以前是新闻记者，后来是人物特稿，再到写作《奔袭》和《拉法耶特》两本书，写作转向非常大。写作专著与媒体写作之间，你觉得存在哪些比较明显的异同之处？

冯翔：写作专著与媒体写作之间，共同点是它们都是采集信息、讲述故事，都需要遵循真实性原则；区别，那可就太大了。

首先从体量上来讲，我最开始写的都是三五百字的小车祸、小火灾；后来逐渐成熟一点了，开始写那种四五千字能占满一个版面的特稿，这基本上是报纸能给你提供的最大容量了。在媒体工作，你就必须言简意赅，把个人观点和文学手法压抑住，这也是我们受到的新闻训练的一个特点。记者是代表社会大众去一线探访真实情况的，只需要忠实地回来把这些东西告诉观众就行了。

写作专著就完全不一样了。读书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写书更是没有那么强的公共属性。其实，很多读者都需要一些观点、情绪、文学手法，而这些恰恰是我们做新闻的人所不擅长的。如果你从媒体人转成作家，这些都必须重新补课。

我出的三本书，从体量上也能看出是一个适应的过程。第一本书《地球上最伟大的一场演出》只有5万字，第二本《奔袭》10万字，第三本《拉法耶特》是46万字。体量的变化，一是说明我还在适应过程之中。体量的跨越不是乘以倍数那么简单，而是你对于一个故事的讲述、架构的设计、内涵的延展，需要完全不同的思路与手法。第二，我年轻时算是文学青年，但做了这么多年媒体把自己的文学技巧压抑住了。现在我感觉笔头又逐渐活泛了一些，开始会使用一些文学手法来表达观点和情绪了。

严步耕：回顾自身的种种角色转变，你会如何看待自我与时代之间的转向关系？

冯翔：每个人坚守的程度、坚守的东西、转型的方向都不一样。拿我们报纸记者来说，跑财经的是最容易转型的，很容易就可以转成公司人或者财经博主。跑娱乐的记者其次。跑社会的记者很多转型成律师，当然其中有人做得很优秀。

就总体来说，每个人都逃不开时代的裹挟，每个人选择跟时代拥抱或者和解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我可能属于那种内心比较开放的人，比较欢迎时代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信息红利，和它给行业带来的观念进步。虽然我转型的收益不大，但我已经比较满足了。我更在意的是它给我带来的自由。

严步耕：下一部是继续写作专著，还是会再度转向呢？

冯翔：下一步我还会继续写作专著。但我不会再按照之前三本书的逻辑，也就是越来越厚这个方向来写。上一本《拉法耶特》，我觉得已经代表了我对自己转型能力的一种试水，让我有了一点自信：我已经不再需要一部兼具学术性和趣味性的书来证明自己了。

接下来我可能会做一些相对短的写作尝试，更多地跟这个时代的需求结合起来。现在大家都知道出版行业不太好干，读者买书的习惯和消费的金额也在变化。不是越买越多越买越厚，而是正相反。以前我们去万圣都是一下买六七本大部头，背着一大包书回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是去逛一逛，打打卡，然后买上一两本比较薄的书。

但我相信，任何一个社会的人对于信息的接收、对于故事的好奇都是没有变化的，人类永远需要故事。作为一个专业的写作者，需要做的只是如何顺应这个时代，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书可以继续出，但是出什么样的书，多厚的书，在哪个渠道卖书，跟谁合作出，都可以讨论。出书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更好地找到这个社会的需求？新的媒体、新的平台、新的讲故事的方式，这些我都不排斥。

你不变，时代在变，所以你是不可能不变的。人要有所坚守，但是也要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而调整自己。你不要离开你的舒适区，也不要守着你的舒适区。那么该怎么办呢？你要扩大你的舒适区。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严步耕；编辑：李永博、申璐；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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