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青长之子罗援说：社会上很多人仇官仇富，歧视干部子弟是不对的

说起罗援，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军方鹰派、敢说硬话、上过战场。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少将是隐蔽战线元老罗青长之子，顶着“红二代”“干部子弟”标签长大，却从没享受过特殊待遇，反而吃过不少苦。

面对社会上“仇官仇富”“歧视干部子弟”的声音，他直言：干部子弟搞特殊化不对，歧视干部子弟同样不对。

罗援的父亲罗青长，是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用罗援的话说，父亲一辈子干了三件大事：保卫毛泽东、保卫周恩来、保卫刘少奇，参与破获“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湘江案”等重大特务暗杀阴谋，是真正在刀尖上行走的革命者。

罗青长对六个儿子要求极严，连名字都藏着家国期许：大哥罗抗（抗日战争）、二哥罗挺（挺进中原）、老三罗援（抗美援朝）、老四罗振（振兴中华）、老五罗挥（毛泽东挥手我前进）、老六罗扬（发扬光大），全是提手旁，寓意要能扛事、敢战斗、不娇气。

很多人以为干部子弟从小住大院、读名校、众星捧月，罗援的童年完全相反。父亲坚决不让他去干部子弟学校，他读的是普通小学和中学，身边玩伴都是农民、工人、普通教师家孩子，没人知道他的家庭背景。

上中学后，父亲直接把他“下放”锻炼：第一个寒假去京郊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第一个暑假跟着劳模时传祥掏大粪。没有光环加持，只有一身汗水和泥土，这段经历磨出了他能吃苦、不娇气的底色。

1966年特殊时期，罗青长被打成“走资派”，准备参军的罗援受牵连，体检全过却卡在政审。好在父亲老战友、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刘忠将军伸出援手，把他送到云南边陲老部队，才算圆了从军梦。可他的军旅起点，不是训练场，而是放牛场。

刚到部队，罗援被安排到生产点劳动，不发军装、没有帽徽，白天放牛、割草、垫牛圈，晚上睡牛棚。牛棚里跳蚤横行，浑身被咬满血包，感染后又疼又痒。

他满心委屈：我是来当兵的，怎么干这个？写信回家诉苦，大哥只回四个字：百炼成钢。

正是这四个字，支撑他熬过最艰难的日子，半年后才正式穿上军装，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70年代初，罗援随部队参加抗美援老战役，第一次直面枪林弹雨。当时我军装备远不如敌军，有一次战士们在高炮阵地晒床单，意外暴露目标遭敌机轰炸。危急时刻，没人躲进防空洞，所有人冲向阵地架炮反击。

这个场景深深震撼罗援：装备差可以追，经验少可以积，没了战斗意志，一切归零。这段战场经历，成了他日后敢说硬话的最大底气。

1978年，罗援调入军事科学院，从战场转向理论战场，深耕军事科研几十年，2006年晋升少将军衔。他说话直白犀利，被贴上“鹰派”标签，曾直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准备打仗就是违宪；军中败类跑官要官、不谋打赢，是军中大患、战争大忌。

有人质疑他：你天天喊打仗，真到国家有难，你和家人会上吗？子女是不是早送国外了？

罗援的回答坦荡有力：我上过战场，尝过生死滋味，祖国需要，我仍可慷慨赴命。我不贪不腐，国外无存款，女儿女婿全在国内，一旦开战，必须冲在前。不回避、不辩解，用经历和行动回应质疑，这就是罗援的风格。

对于“干部子弟”身份，罗援看得通透。他坦言，父辈打下江山，后人有责任守护成果，绝不能抹黑。当下社会存在“仇官仇富”情绪，甚至波及“仇红二代”，这背后有复杂原因，但不能一棍子打翻一船人。

他明确表态：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搞特权，绝对错误；但因为少数人问题，就歧视整个干部子弟群体，同样错误、不理性。

他用自己的人生证明，干部子弟不是天生特殊群体。他没靠父亲走捷径，从放牛兵做起，在战场流血，在科研岗位深耕，一辈子守着父辈传下的信仰与底线。他反对“自来红”思想，更反对把干部子弟标签化、污名化。

2008年，罗援开通多个博客，高频更新、点击量高涨，后因保密要求被迫关闭。他遗憾表示，网络时代宣传工作应与时俱进，作战部队要严守纪律，科研教学单位该有对外宣传的绿色通道。

如今年过七旬，他依然坚守舆论阵地，坚持为国发声、为民鼓与呼，践行“人在阵地在”的信念。

罗援的故事，打破了很多人对干部子弟的刻板印象。他是革命后代，更是靠自己打拼的军人；他有身份标签，更有战场历练和清白人生。他不护短、不偏激，既反对干部子弟特殊化，也反对无差别歧视，这份清醒与坦荡，比强硬言论更值得尊重。

评判一个人，不该看标签、看出身，而要看做过什么、坚守什么。罗援用一生践行：父辈的荣光，是责任不是特权；干部子弟的身份，是约束不是光环。

不搞特殊、不被歧视，凭本事立身、靠担当说话，这才是对父辈最好的告慰，也是最该倡导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