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是武则天的忠臣吗？

所评图书： 书名：《狄仁杰与武则天：武周革命与平民官僚的崛起》 作者：吴鹏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 出版日期：2026年3月

神龙元年（705）正月二十二，张柬之、桓彦范等人连同太子李显发动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

这也引出了一个历史谜题。那就是神龙政变是否是武则天晚年最为依仗的宰相狄仁杰所一手策划，布下的一盘大棋？唐人李邕撰写的《狄梁公传》甚至就绘声绘色地书写了狄仁杰生前对张柬之等五人进行最终政治交代的故事。这种说法也深深影响了这之后的历史记述。

历史作家吴鹏在其所著的《狄仁杰与武则天：武周革命与平民官僚的崛起》书中设问提到，狄仁杰确实力谏武则天复立李显为天子，发动神龙政变的张柬之、桓彦范等人确实都是狄仁杰推荐给武则天的，在狄仁杰去世后，这五人勉力维持李氏和武氏宫斗冲击下的朝局——但这些并不能自然推导出狄仁杰授意、布局神龙之变的结论。因为这未免太低估武则天的政治智慧了。

《狄仁杰与武则天：武周革命与平民官僚的崛起》这本书首先介绍了武则天五十二岁、狄仁杰四十六岁前各自的人生成长，以及两人家族背景的情况。通过一连串细密的考证，书作者指出，武则天家族和狄仁杰家族实际上都是经过了几代人的不懈奋斗，完成了从北方胡族向汉族转变的过程，还从边缘之地相继迁徙到了东魏、北齐的政治中心之一太原。

武则天称帝前后，曾委托文人对父亲武士彟的成长进行了突出美化。书作者考证指出，武士彟在隋代只是个边缘化的官员，机缘巧合投靠李渊，而在李唐王朝建立后，曾经经商的武士彟获得了李渊的擢升，也确实有一些政绩。但李渊班底的痕迹，不仅使得武士彟在李世民继位后遭受政治上的冷遇，而且还连带使得后来入宫的武则天，根本不受宠爱。

武则天一飞冲天的机遇，实际上是在她战胜王皇后、萧淑妃而成功成为李治的皇后之后，对高宗从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世家中夺回权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获得。如书作者所说，武则天主动清洗曾严重苛待过自己的武家兄长，消除了李治对于外戚专权的忧虑，进一步获得了信任。而武则天在经济、科举、军事等方面的政治见解，更是让李治心悦诚服。换言之，李治需要这样一个可靠的政治盟友，所以放心授予其更多处置国事的权力。这时的李治，并没有估量到自己的寿命会比妻子短上许多。

书中谈到，狄仁杰在民间留下断案如神的印象，这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误会。狄仁杰确实曾辗转担任过唐朝最高的审判机关大理寺等机构的官职，断案裁决非常公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这主要是他能严格遵守律令，对于哪怕是皇帝、皇后下达的打破律令的干预意见予以抵制、劝说，敢于“逆龙鳞”。

垂拱二年（686），武则天将狄仁杰从宁州召回长安，担任冬官侍郎（工部侍郎）。不仅如此，狄仁杰还被武则天派遣到江南，寻访起兵反武、兵败逃走的徐敬业的行踪。巡视过程中，狄仁杰下令摧毁江南各地泛滥的民间神祠，只保留大禹、吴台伯、季札、伍子胥四人的祭祀庙宇，而将项羽等其他人的庙宇祠堂一概摧毁。

垂拱四年（688）八年，李唐宗室多人联合起兵反武，其中就有李世民第八子、越王李贞，其所在的豫州有大量百姓牵扯其中，按照律令，这些百姓都将被处斩。狄仁杰身处当时那种敏感微妙的改朝换代时刻，格外小心地向武则天上书，强调被牵连的百姓与越王谋反无关，恳请降低处罚。书作者指出，武则天之所以赦免豫州百姓，是因为经由狄仁杰提醒，他要想事业千秋万代，就必须赢得尽可能多的人的支持，将政治斗争控制在朝廷高层范围内，不能过度波及百姓。所以，狄仁杰为民恳请宽恕，本质上还是从武则天的根本政治需求出发。

武则天发动武周革命过程中，大肆屠杀李唐宗室以及政治上忠诚于李唐、反对改朝换代的大臣，大封武氏宗室。在这个过程中，狄仁杰显然没有公开反对，甚至还从众支持，数组则认为，狄仁杰晚年一直争取让武则天复立李氏子为接班人，可见其心系李唐，“在政治底色上始终是高宗和李唐的忠臣。但忠于李唐和高宗，并不意味着……要拼死抵抗作为高宗政治盟友的武则天的武周革命”。这其实也是当时大多数朝臣共同的选择，因为登基时的武则天，已经六十七岁，“一个即将古稀之年的老太太，究竟能在皇位上坐多久”，大家都很清楚，“没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反抗武则天在大唐航道上拐的一个弯”。所以他们接受“武则天改唐为周的政治现实，他们需要为将来回归李唐的政治斗争留下有用之身”。

《狄仁杰与武则天：武周革命与平民官僚的崛起》书中也谈到了在武唐初年，武氏子弟为争取皇嗣之位，勾结酷吏在朝堂中掀起恐怖政治的情况下，狄仁杰如何通过自己的才智、胆识、变通和坚持，最终扭转了酷吏政治，也没有过分伤及武则天的帝王颜面，尽可能地保全了一批干才。

武则天统治的最后十年，武李之争始终无法回避，而女皇本人则在传位于武氏还是李氏问题上保持摇摆。武氏子弟先后多次构陷已经在政治上陷入极大困境的李氏，武则天采取了相当程度上的偏袒。为了树立武氏子弟的名声，武则天多次擢升武氏子弟官职，并安排其到边境平息契丹等异族的攻击，却接连迎来狼狈的惨败。无奈之下，武则天只好安排狄仁杰前往河北稳定局面，并筹建防御体系。再联想到狄仁杰治理地方、处理中央经济事务、秉公司法等方面的能力和政绩，尤其是狄仁杰每每进谏均是从增强女皇皇权权威、服务王朝根本利益的角度出发，武则天增强了对狄仁杰的信任。这也为狄仁杰得以推动复立李显、选任对于李唐皇室抱有深厚感情的干才进入宰相班子创造了条件。

书作者认为，狄仁杰生前很可能确实对张柬之等人有过个别或集体的政治交代，但应该只是要求对方迎立李氏子为新天子、维护武则天的政治地位、抑制武家日后在李唐复兴后的政治参与，并不至于具体部署政变细节。甚至而言，狄仁杰甚至很可能要求从武周重新转回李唐的过程中，要避免过度刺激武则天以及李显，但张柬之等人在具体实施政变中，不免有冒进贪功的心思，也就是试图凭借拥立之功更进一步。

《狄仁杰与武则天：武周革命与平民官僚的崛起》书中最终分析认为，从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再到武则天，以及之后的玄宗李隆基，经济、政治、军事体制持续改革的方向保持一致。甚至而言，在武则天辅政、执政期间的施政，为后来的开元天宝盛世奠定了关键的政策支持和制度支撑。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国之柱石的狄仁杰，“对高宗的忠诚和对武则天的忠诚是一体的；对李唐的忠诚和对高宗的忠诚，是没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