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默又头疼了！安乐死法案死灰复燃，首相不敢站队两头为难

英国关于协助死亡的激烈辩论即将卷土重来。协助死亡法案的支持者正计划采取前所未有的策略，以打破英国议会的僵局，此举可能会引发自脱欧时代以来未曾见过的激烈对抗。

利德比特的反对者们恐怕难以获得喘息机会。利德比特上周已与政府官员会面，讨论重启法案的计划，并打算在5月13日新议会会期开始后的几周内付诸行动。她的盟友、曾是托尼·布莱尔亲密盟友的查理·法尔科纳声称，如果有机会，多达150名后座议员愿意以自己的名义重新提交利德比特的法案。随后，他们计划利用一项罕见的程序，在法案再次受阻时绕过上议院的批准直接通过。

“我们要再来一次，”利德比特在接受采访时挥拳表示。她补充说：“法案肯定会回来，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绝不是一个会消失的议题。”

此举将为英国自脱欧以来最激烈的立法纷争火上浇油。双方议员公开指责对方缺乏诚意。利德比特和法尔科纳表示，他们的法案旨在赋予人们选择死亡的权利，且得到了下议院议员的支持，并指责少数上议院议员“阻挠议事”，将宗教或道德层面的反对包装成细节调整。反对者则指责他们无视合理关切，强行推动一部存在缺陷的法律，使弱势群体在缺乏适当保障的情况下陷入生命危险。

这场重启的斗争将给首相基尔·斯塔默带来新的头痛。斯塔默多年来个人一直支持协助死亡合法化，但拒绝为该法案提供任何形式的政府背书。在斯塔默深陷战争、政治闹剧以及努力扭转工党民调支持率的泥潭时，其盟友对于这场可能消耗更多时间和头条新闻的争议感到疲惫。不过，双方阵营中均有人认为，政府介入是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

利德比特和法尔科纳的计划核心是利用1911年和1949年的《议会法案》。在极少数情况下，该法案允许法案在遭到上议院否决或陷入僵局时仍能通过。历史上该法案仅被使用过7次，上一次是在22年前禁止猎狐，且此前从未用于私人议员法案。

该方案要求下议院议员以2025年6月投票时的几乎完全相同的形式通过利德比特的法案，即保留下议院原有的修正案，但不包含上议院此后提出的任何修正案。随后，法案将提交至上议院，如果再次陷入僵局，法案将无需上议院的参与直接通过。汉萨德协会主任鲁思·福克斯评估称，这一策略成功的几率是“五五开”。她表示：“这在理论上可行，但协调时间和程序机制将充满挑战。”

这一大胆计划必须克服三道难关。第一步是赢得私人议员法案的抽签。利德比特计划再次参加抽签，如果获胜，她将重新提交法案。如果失败，她将与团队建议其他议员以个人名义提交。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支持该法案的议员愿意这样做。法尔科纳称“可能多达150人”，但这一数字是基于那些私下要求斯塔默给予法案更多时间的议员。

第二步是在下议院委员会阶段推动法案通过，且不进行任何新的修正案。支持者西蒙·奥弗建议，整个公共法案委员会可以完全由支持者组成，以降低出现修正案的风险。反对该法案的保守党前立法事务主任尼基·达科斯塔认为，这属于“滥用职权”，因为委员会应当反映议员观点的广度。

第三步是在下议院全会通过法案，并移交给上议院。要在此环节失败，至少需要12名此前支持该法案的议员倒戈。利德比特指出，一些去年反对该法案的议员现在对僵局感到“震惊”，可能转而支持；而反对者则认为，一些当初因认为法案会受到进一步审查而支持的议员，现在已心生退意。

如果法案走完上述流程，即便上议院阻挠，支持者也能获胜。在议会年度结束前夕，如果法案仍处于僵局，下议院议长林赛·霍伊尔将“证明”该法案可以绕过上议院并提交给查尔斯国王批准。届时，协助死亡将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合法化。

利德比特表示，她对那些渴望改革的家庭感到“愤怒”，并认为这种僵局损害了上议院的声誉。“我认为上议院改革现在已提上议程，”她说，“我不认为公众会因为议会未能达成决定而对它抱有好感……公众对这个由非民选人员组成的、不知如何进入议会的上议院并没有多少尊重，我认为他们给自己造成了损害。”

反对者认为，上议院的辩论暴露了法律中下议院审查未发现的漏洞。工党上议院议员露西安娜·伯格指出，该法案拥有广泛的权力和59个条款，远超任何已知的私人议员法案。她质疑道：“这一过程表明，我们无法获得一部安全的法案。”

反对者还警告，滥用程序将为未来的极端势力开创“危险的先例”。达科斯塔表示：“一旦进入上议院，就没有‘关闭开关’了。议员们将被要求确认是否愿意让这部充满缺陷的法案成为法律。”

法案支持者面临的另一个选择是斯塔默介入，但首相目前不愿这样做。利德比特承认，政府保持中立是“正确做法”，但并未明确斯塔默是否应像2012年戴维·卡梅伦在同性婚姻问题上那样，在允许议员自由投票的同时更坚定地表达支持。

一些反对者也认为政府的中立立场站不住脚。伯格表示：“政府怎么能不对协助死亡如何引入及其对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影响持观点？显然它有观点，但却不愿表达，这根本不可持续。”

尽管过程充满敌意，但利德比特坚称，现在是议会做出决定的时候了。“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在这个议题上发生了变化，”她说，“我认为这就像同性婚姻一样，当法律最终改变时——它终将改变——我们会回过头来问，为什么这花了这么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