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蒙古史十二：人减地缩，青海蒙古日渐衰敝

从雍正三年（1725年）到道光元年（1821年）的近百年时间里，青海蒙古社会和与之相邻的共同游牧于青海草原上的藏族社会，都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也没有什么大的事件或变故。

按照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经历了战乱后的和平环境下的社会应该是人口日繁、牲畜日增、百废待兴。然而与此相反，这一时期的青海蒙古的历史发展却进入了一种令人极度困惑的时期。在社会稳定平静的表象之下，却逐渐发生着生活贫困、人口锐减、经济萧条的全面衰落，并且一发不可收拾。这种景象与清王朝早期经济繁荣的“雍乾盛世”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

走向贫困

在经历了战乱之后，雍正、乾隆两朝青海地区社会相对稳定，但是蒙古各旗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休养生息，社会经济也没有得到恢复，相反，却逐渐出现了“人畜两敝”的恶性循环。蒙古各部普遍陷入“荡产失业”“贫穷流离”“资生窘乏”的困境之中。雍正、乾隆时期，青海蒙旗中就有牧民因生计艰难而流落迁移到边内的，其中甚至有毫无产业的赤贫户。呈现出“各旗蒙古，俱已贫穷”的景象。

由于上述窘困，以至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以后，西宁办事大臣每年例行的查旗、会盟、祭海等活动都因为蒙旗牧民生计艰难，没有能力承担差役而无法正常进行。社会经济的全面凋敝终于导致了蒙古牧民的普遍贫困化，其主要表象就是缺乏牲畜。由于丧失了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畜牧业生产就无法维系，大量蒙古族牧民或挖盐捉鱼，运往丹噶尔、西宁、大通等地出售，以资糊口；或在荒滩寻割柴草，捡拾蘑菇，变卖度日；或委身寺庙，流落他乡赖以求食；还有很多牧民因游牧没有牲畜，谋食又无手艺，最终沦为乞丐，以乞讨为生，以至于穷困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再加上嘉庆、道光时期，黄河以南循化、贵德两厅所辖的大批藏族部落因地狭人众频繁越黄河向北游牧，不断对蒙旗进行攻击抢掠，蒙旗各部不能安心游牧，这就使得本已衰落的蒙古各部雪上加霜。由于畏于藏族的频繁攻掠，环湖各蒙旗避居于西宁、丹噶尔、大通等地，到道光初年竟有数万人“散处甘、凉、宁、肃边内，插帐住牧及沿途乞食”，其中“锅帐牲畜俱无”的赤贫牧民达4000人。

牧地缩小

雍正初期清廷的善后举措是依据当时蒙古族和藏族各部各自住牧的实际情况，实行划界编旗和千百户制度，其初衷在于“限蒙”“弱蒙”。但是，蒙古各旗占有大片优良草场，除在黄河以南安置有5旗外，其余或远或近，都在地旷草丰的青海湖四周住牧。在当时，游牧生息在广大牧业区的蒙藏各部都相安无事。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在蒙藏两族中出现了强烈的反差：蒙古各旗经济日渐衰败，人口日减，环湖牧场广阔而人畜稀疏。

与蒙旗的衰败局面相反，游牧于黄河以南今贵南、贵德、泽库、同仁等地的藏族部落自雍正初年摆脱了和硕特蒙古贵族的奴役之后，经过雍正、乾隆两朝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口日增，由此所带来的是人众地狭的矛盾日渐突出。这样，地旷草美而人丁日减的环湖各蒙旗便成为藏族部落迁移的目标。于是，黄河以南的藏族部落开始向孱弱不振的蒙古各旗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夺草场牧地的争斗。

早在乾隆时期，住牧于黄河以南的各蒙旗多次遭受循化和贵德两厅所属藏族部落和果洛（郭罗克）藏族的攻掠。清廷为了加强对黄河以南藏族各部的控制，将循化和贵德二厅所属的76族“熟番”和77族“生番”划归西宁办事大臣管理，随后又下令将此二厅的文武官员也归西宁办事大臣调遣。然而隶属关系的改变并没有从根本上起到约束藏族部落的作用。这些藏族游牧部落地处偏远，游徙不定，非常难以控制。他们仍然频频攻掠河南各部蒙旗，最终导致黄河以南的蒙古5旗于嘉庆初年移往黄河以北的尚那克地方住牧，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又复搬回。

然而自从黄河以南5旗移往河北以后，随之便引发了藏族部落大规模的北移活动。嘉庆时期，上下刚咱等藏族部落先后渡河而北，占据盐池（今茶卡一带）和环湖一带牧地，清廷多次派兵驱赶，但都无济于事。嘉庆六年（1801年），清廷曾派人“勘定青海卡伦，禁蒙古擅出，番子擅入”，意在将蒙藏牧民固定在其各自的游牧地，企图用不准移动的方法维持其原有秩序。然而，黄河以南藏族部落仍然不断地渡河北移，驱蒙而居。嘉庆七年（1802年），察罕诺门汗旗也因不堪忍受藏族部落的攻掠，渡河北移。到嘉庆末年和道光初年，黄河南藏族9个部落大规模渡河北移，占据蒙古牧地，“抗不回巢”。

藏族北移和频繁的攻掠，使蒙古各旗苦不堪言，人畜遭抢劫，牧地被侵占，各札萨克台吉们不断要求清廷采取措施，给予解决。清廷也鉴于藏族北移造成了青海蒙藏地区的社会动荡，就采取以武力来控制的策略。嘉庆四年（1799年）以后，西宁办事大臣广厚、台布、贡楚克札布等都曾以武力驱剿移入河北的藏族部落，并且勒令退赔劫掠蒙古的人畜，但收效甚微。到嘉庆八年（1803年）时，由于黄河以南藏族部落不断北移攻掠，使得游牧于环湖地区的大批蒙古牧民纷纷避入内地。这一年，仅进入丹噶尔境内的蒙古牧民就有9000余人，蒙藏地区的动荡开始波及日月山以东。嘉庆十二年（1807年），循化厅所属沙布浪等3个藏族部落甚至深入到处于内地边界的大通进行抢掠。

此举引起了清朝政府的震动，于是派遣将军兴奎、陕甘总督长龄以及西宁办事大臣那彦成前往查办。兴奎等分率8000名官兵对沙布浪等河南诸部进行讨伐进剿，之后又奏准在黄河北岸鄂伦布拉克、恰卜恰及助勒盖3处驻官兵600名，以防止藏族北移。但是，随着防河官兵的逐渐裁撤，黄河以南藏族部落北移活动又重新开始。

矛盾日积

自从清廷实行“善后”以后，蒙古贵族再也不能向广大藏族部落索取贡物了，为了弥补这一经济损失，蒙古各旗封建主便加重了对蒙古内部的经济剥削，以满足他们奢侈豪华的贵族生活。当时，青海蒙旗封建领主对属下贫困牧民的经济压榨非常沉重和残酷，他们“不知体恤属下，差徭派累日繁”，以至于“人心涣散”。惨重的经济压榨使得经历了雍正初年战乱重创的青海蒙古社会经济难以有喘息复苏之机，不仅使得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而且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众多的蒙古民众因不堪忍受重负而纷纷逃离蒙旗。

正如道光初年办事大臣那彦成所奏：“蒙古虐其下，反投野番谋生”。也有一部分蒙旗贫苦牧民因痛恨封建主的压迫，也常常和藏族联合起来，抢夺领主的牲畜财产，杀死蒙古王公。他们“勾通番贼，抢窃其主，以致其主伤毙”。

如乾隆四十年（1775年）南右中旗札萨克公礼塔尔在出猎时就遭遇杀害，南左中旗札萨克台吉河喇布礼也毙命于此类的抢案之中，这些都是札萨克属下蒙古民众因不满压迫联合藏族民众所为。正如陕甘总督松筠所奏“蒙古不能体恤属下，多方苦累，因而属下之人与番贼勾通，以图报复”。这种矛盾冲突自嘉庆以后日积月累，愈演愈烈。清廷一方面下令青海蒙古王公抚馁部属，以防属下与藏族部落里应外合进行抢劫，另一方面还发放银粮给穷苦蒙古民众，对他们予以赈济。但是，蒙古封建主的苛虐和残重的经济压迫，使蒙古民众彻底走向了贫困的道路，这也是蒙旗经济持续衰败的重要原因所在。

人口锐减

青海蒙古的人口，在清初时有11万左右，自从经历了雍正初年的罗卜藏丹津叛乱以后，大规模的战乱使人口减少到不足9万人，这是青海蒙古人口的第一次大规模减少。雍正初年编旗时，青海蒙古29个札萨克旗共有佐领114.5个，按每个佐领150户的定制计算，29旗的总户数为17175户，此外察罕诺门汗旗有4个佐领，应有600户。按照户均人口5人计算，30个旗的人口数约为88875口。这种人口的巨大损失，与清军在平叛过程中的滥杀与掳掠有着很大的关系。其目的在于彻底摧毁青海蒙古与清王朝的对抗力量。正如年羹尧在他的平叛奏折中所言“凡逆贼部落强悍者略已诛锄，所存者虽留青海，经臣宣旨，分赏满汉官兵，共计男妇一万余名口，以杀强暴之气”。

前面已经说过，经历了战乱之后，青海地区社会相对稳定，然而蒙古社会并没有因此实现休养生息，反而走向了“人畜两敝”的衰败道路，青海蒙古人口持续呈大幅度下滑趋势。

至嘉庆十五年（1810年）青海蒙古29旗的户数由雍正初年初编时的17775户剧减为6216户，总人口数仅为28963人。其中初编时人口最多的左翼前首旗（河南亲王所属，拥有11个佐领，1650户，约8250人）也仅存有530户，1743人。而不足百户的旗也由初编时的2个增加到8个。南左次旗则早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时，因为仅存有23户而被裁并到南左翼首旗。嘉庆年间以后，青海蒙古人口流失的局面仍未能扭转，根据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的统计，青海蒙古29旗的总户数仅有1989户，人口数仅为5139口，此时不足百户的旗已猛增到了24个，有的旗甚至仅存有一二户，平均计算每旗不足70户。如此看来，作为行政、军事、生产和经济单位的蒙旗，从建置上讲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了。

青海蒙古人口的这种持续锐减，主要原因在于蒙旗制度的实施和蒙旗内部封建领主制的剥削和压迫。在蒙旗制度下，清朝贯彻“分而治之”“涣散其势”的原则，将不足9万人的青海蒙古分编为30个旗。其目的在于加强控制和统治，防止蒙古各部的统一和团结，使他们居于较小的范围之内，以限制其势力的壮大，使其永远形成不了割据一方的反对力量。

旗的规模虽小，但是“五脏俱全”，各旗除札萨克（旗长）以外，还设有协理台吉、和硕章京、梅楞章京、札兰章京、苏木章京、昆都、笔齐等一系列官职，同时又授各旗贵族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以及四等台吉等世袭爵位，还详细规定了按照爵位高低所拥有的随员数额。如一个亲王身边就有长史、头等护卫、四品典仪、二等护卫、五品典仪、三等护卫、跟役等37名随从。这样，在各旗便形成了一个以王公贵族为主体的数额不小的寄生阶层，这个阶层的生活来源便在于对一般牧民的压榨剥削。加上从罗卜藏丹津叛乱以后，清廷将广大藏族部落从和硕特蒙古的统治下分离出来，实现了对藏族的直接管理。这样，蒙古贵族再也不能向广大藏族部落索取贡赋。为了弥补这一巨大的经济损失，各旗封建主便加大了对蒙古牧民的经济剥削，不堪重负的牧民纷纷逃离蒙旗，人口流失进一步加剧。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在各蒙旗流失的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逃入“番地”的。

总而言之，蒙旗制度的实施和蒙旗封建领主惨重的经济政治压迫，是蒙旗人口持续减少的主要症结所在。再加上黄河以南藏族部落频繁北移，不断攻击抢掠蒙旗，使得相当一部分蒙旗因畏于藏族的攻掠而避居散落，从而加剧了蒙古人口的持续减少。而这种人口减少的趋势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