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决策的荒谬性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奥派经济学）

文丨古原

2026年4月15日，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举行了一场听证会。

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罗素·沃特坐在证人席上，面临来自两党议员越来越尖锐的追问，战争到底要花多少钱？

他的回答很简单，我不知道，我连个大致的数字都给不出来。

就在同一天，五角大楼已经向白宫提交了一份2000亿美元的追加预算申请，用于支持自2月28日开始的伊朗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白宫正在推动一份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的年度国防预算草案，其中国防支出在可自由支配预算中的占比将从2025年的56%飙升至68%，而非国防开支则被削减约10%。

这件事如果只从政治角度去看，你会看到党派之争、审计问题、预算程序的纠缠。但如果从经济学的视角去审视，你会看到一个远比政党斗争更深刻、也更具警示意义的问题，当一个政府用强制手段从社会中抽取资源时，它所面临的不是一个关于如何更有效率地花钱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性的认知困境，它无法像市场中每一个普通人那样，进行有意义的经济决策。

为什么？

就拿这次战争来说，对外宣称的是为了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那么，相对于这一目标，美国民众要花多少钱，才是值的？

1美元还是10万亿美元，或是100万亿美元？

是牺牲一个士兵的生命，还是要1000人，还是100万人，或是1000万人？

相对于不让伊朗拥有核武器这个目标，多少代价是合理的。

你看，政治决策，就面临这一困境，他无法进行经济计算。

你想打造一个天下无贼的社会，让一个贼都不出现，征收所有公民财产的99%的财产，可以吗？一个人配一个警察随身安保，可以吗？

你一定会认为，这很荒谬，不，一点也不。

你经历过类似事件，亲身经历过。

美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东西两大洋，外敌无法登陆美国，南北皆为附庸国或弱国，还有世界上第一强大的反击能力，哪个国家敢主动攻击美国？

但是，美国国防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的文职人员，就有一百万人。

美国一家的军费，是除其以外的其他十余个强国加起来还要多。美国国会发生的这一幕在告诉美国人，这些军费，还不够！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资源都是稀缺的。一美元花在了导弹上，就不能再花在医院、学校、道路或者粮食上。

这个道理简单到几乎不需要解释，但它隐藏着更深层的含义，一个决策是否正确，取决于人们是否知道这些资源在其他用途上能够产生多大的价值。

在市场体系中，这个问题的答案以一种极其精妙的方式浮现出来。

每个普通人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你走进超市，面对十几种品牌的牛奶，你选择了一款。你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告诉生产商你更偏好这个品牌，告诉配送商这个渠道更有效，告诉奶农这个品质更受欢迎。

价格和利润就像一根无形的指挥棒，引导着无数分散的个人决策，最终汇聚成一个复杂的、自我调节的资源分配系统。

这个系统从来不是完美的，但它有一个根本性的优势，它能从实际的选择中不断学习、不断调整。

然而，当资源分配从自愿的市场交换转向强制性的政府决策时，这根指挥棒就消失了。

政府不是用自己的钱在消费，它用的是从纳税人那里强制征收来的钱。它不面对盈亏检验，不面对消费者的直接反馈，不面对市场那套残酷但有效的奖惩机制。

表面看，国会、议会审查政府预算是在监督，但请问，要怎么监督？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笑话，却被无数人当作真理。

他们以为选举一批议员，去审政府的预算，对着政府官员一顿猛批，就可以节约预算，防止浪费，能做到吗？

我前面已经告诉你了，这是一个在逻辑上不成立的事，因为没有不可能进行经济计算和判断。

美国政府可以恐吓民众，安全是一切，如果没有国家安全，如果伊朗有核导弹，那么，将来会出现美国人被核武器攻击，几百万人死亡的事件，在这种恐吓下，征多少税，都会被接受。

因为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

所有国家穷兵黩武，都是基于未来的想象中的恐吓，因此来说服民众接受庞大的军队和军备支出。

市场的逻辑是，任何选择都有代价，而这个代价是由选择者本人来承担的。你花一百块钱买一双鞋，你就失去了用这一百块钱买书或者吃饭的机会。但你知道自己在放弃什么，因为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坐网约车有没有风险，有！你要打2块一公里的车，和打5块一公里的专车，安全系数肯定不一样。谁来决策，自己！安全和价格，由自己的偏好决定。

一个月入三千的姑娘，半夜打车，她可能也会选择月入两万的白领平时也不打的专车。

比亚迪去巴西的建筑工人，是选择去巴西住公寓，拿一万一个月，还是选择住工地临临棚屋，拿两万一个月？

这是他人自己通过偏好进行的选择。

但政府预算的逻辑恰恰相反，做决策的人不承担决策的后果。

哪怕是议员，他们虽然是选上去的，他们并不能真正代表选民，因为他们的选民，也有不同的风险偏好，要花多少钱去战争，选民们之间也没有共识，因为只有具体的个体能根据本人的风险偏好进行决策，他人是无法代表的。

佛蒙特州众议员贝卡·巴林特质问沃特，她指出了一个令人事实，预算中为伊朗战争预留的3500亿美元，足以将奥巴马医改的税收抵免延续整整十年。

这是一个具体的、可感的数字，它把抽象的预算争论转化为了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权衡，一个十年的医疗保障，还是一场为期数周、数月甚至更久的战争？

这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没有任何机制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没有人能代表不同的纳税人做出这个判断。

战争非但不会降低生活成本，反而会推高能源价格、粮食价格、通胀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风险已经导致从化肥到小麦、从玉米到面包的价格全面上涨，这种连锁反应最终会冲击到每一个美国家庭的餐桌。

但正如我前面举的例子，生活水平的下降，能代表风险偏好就要调整吗？勒着肚子，也要打赢XXXX的人有没有，议员凭什么依据这一点就否认扩大战争，增加预算的要求呢？

不能。

以上，我没有站在美国反对战争的议员的角度，也没有站在美国行政部门要推动战争的角度，我是在说，这一套体制，是永远不能决策这种事件的。

因为，任何脱离自愿交易的经济安排，都无法进行真正的经济计算。市场的价格体系不是某种武断的发明，它是无数个人在自愿交换中逐步形成的知识网络。每一笔交易都传递着关于稀缺性、偏好、成本的信息。

当你看到一个苹果卖一美元时，这个价格浓缩了种植者的劳动成本、运输者的燃料费用、消费者的评价偏好、替代品的相对稀缺，所有这些信息被压缩在一个简单的数字里，然后被每一个市场参与者解读和利用。

但政府的预算数字不具备这种性质。一亿美元的军费开支，这个数字本身不告诉你任何关于资源真实成本的信息。你不知道这亿美元如果留在私人部门会产生多少价值，你不知道纳税人对这笔钱的其他用途有多大的偏好，你不知道战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被折现了多少。

预算数字是一个单方面的命令，而不是一个双向的信号。它的性质与市场价格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一些读者可能会想，那市场体系就能解决战争问题吗？战争难道不是市场失灵的典型案例吗？

这是一个常见的误解。政治战争本身不是市场的产物，它恰恰是市场体系之外的存在。在纯粹的自愿交换体系中，资源不会被用于破坏性目的，因为没有人会自愿为摧毁他人的财产付费。

战争是霸权的体现，是强制对自愿的取代。市场逻辑从不宣称它能解决战争问题，它只是揭示了战争的真正代价，这个代价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理性的个人都不会选择它。但问题在于，政府决策不遵循个人理性，它遵循的是另一种逻辑。

当政府决定发动战争时，它实际上是在做一个无法被市场检验的决策。没有利润和亏损的信号来告诉决策者他们的判断是否正确。没有消费者的选择来引导资源的流向。没有投资者的恐惧和贪婪来约束过度扩张。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政治程序，而这套程序天然地倾向于低估战争的代价、高估战争的好处。

为什么？因为决策者本人不需要为他们的决策承担全部后果。战争的成本分散在数亿纳税人身上，而战争的好处却集中在少数利益相关者手中。军工企业可以从国防预算的扩张中获得巨额利润，政客可以从展示强硬姿态中获得选票，军事官僚可以从权力扩张中获得个人满足。

这是一种经典的激励扭曲，受益者是集中的、可见的、有组织的，而受损者是分散的、隐蔽的、无组织的。

在市场中，会有会有军事行动？有，但这不能称之为政府战争。

美国人会买枪，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但买多少把，他们自已会决策 ，大部分美国人也不会在家里配上几挺加特林。

面对有组织的军事攻击，私人一样可以组织起来自卫。

不管是美国早期殖民地时期的自治安保武装，还是中国古代乡绅建立的民团，都是由那些愿意支付代价保护自己的人建立的。

他在有威胁时就进行准备，在威胁消灭后就降低规模，毕竟 是花自己的钱，谁也不愿意，在太平年间节衣缩食去养大量的军队。

早年间的美国，甚至欧洲都是如此，平时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常备军，只有战时，才开始组织，因为没有必要。

但在二战之后，各国维持大规模的常备军，军事预算不断增加就成为了现实，为什么？因为附着在军队上面的利益集团已经尾大不掉了。

为了能持续保持大规模的军事支出，他们还需要不断地制造敌人。

伊拉克战争，美国政府公然造假，用虚假的谎言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花费了上万亿美元的军费，造成了伊拉克当地上百万人的死亡，最后也没有找到伊拉克有什么大杀器。

为什么？

这就是政治，政治无法经济计算，就需要操纵民众的主观价值偏好，他会不断地夸大外部威胁，以建立更为强大的武力，以维持庞大的军队、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可不止是指军工巨头，还包括军工生产企业的员工，军事承包商的员工，国防部与退伍军人事务部一百万公务员，还有分散在美国几十个州的军事生产基地所影响的议员们。

这些人要维持自己的利益，就需要不断地宣传，外部有敌人，所以我们需要多花钱。

民主党的议员们，只是为了搞倒川普的共和党，所以在议会批评美国行政机构，但他们在推动其他战争时，一样用的是这套手法。

两党不断地宣传外部有威胁，于是美国只能不断地增加军费，最终要增加国债，直至帝国崩塌。

这就是政府资源分配体系的宿命，它天然地倾向于将资源从分散的、无组织的大众手中，转移到集中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手中。这不是因为某个政客的品德问题，也不是因为某个机构的效率问题，这是由强制资源分配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当决策与后果分离，当收益集中而损失分散，当利润信号消失而政治博弈取而代之，扭曲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这不是说市场中的人不会犯错。市场中人每天都在犯错，亏损的企业天天都在倒闭。但市场有一个自我修正的机制，犯错的人被淘汰，正确的人被奖励。

这个机制不需要中央计划，不需要预算审批，不需要层层听证。它自动运行，永不停歇。而当政府介入时，这个修正机制就被切断了。错误的决策不会导致决策者个人破产，只会导致纳税人集体受损。亏损的政府项目不会被清算，只会被追加预算。无效的军事行动不会被叫停，只会被描绘成必要的牺牲。

这就是政府资源分配的根本困境，它不是通过让人们用自己的钱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来分配资源，而是通过让人们用别人的钱为别人的选择负责来分配资源。前者产生知识，后者产生无知。前者产生效率，后者产生扭曲。前者产生和谐，后者产生冲突。

如果只是钱，倒还好，都算是幸运了。这是因为美国是发达国家，有钱。有美元地位，不断的印钞后果全球人分摊，如果是更差一点的国家，他们在进行战争决策时，还有一个巨大的成本，叫人命。

政客把一个国家的几百万人口的生命投入战争，在他们眼里，这都不叫代价。现代国家，有议会，有三权分立，就是什么文明国家吗？不，这依然是奴隶制国家，否则，为什么政客能直接将人的生命当作战争的燃料呢？

在战争下，平民的财产、生命，都不过是政客手中获取胜利的资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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