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路桂军：安宁疗护不是对生命的放弃，是另一种积极

2021年清明节，路桂军给自己办了一个“葬礼”——先在遗体料理台上体验了故人沐浴和仪容化妆，然后在棺材内接受亲人的告别。

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死亡。直到现在，路桂军在每年清明节之际都会重新写一份遗嘱，“本来是想看看有什么放不下的和要交代的，却发现，每重新写一次，生命就重新启动一次”。

2026年清明节过后，在武汉举办的世界大健康博览会上，经济观察报记者见到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路桂军。从治疗疼痛到治疗痛苦，路桂军从事安宁疗护工作长达25年，经历了成千上万次生离死别。

在路桂军看来，医学层面，当一个生命在疾病中走到尽头，治愈成为一种奢求。退一步，放下治愈性治疗，更加积极地应对躯体不适，让人身体舒适、心理平静、社会关系和谐，这不是放弃，是另一种积极。

“安宁疗护并非放弃治疗，而是让生命末期的患者依然安全，依然吃得下、睡得香。”他说。

路桂军讲了一个例子：一位知名医院的护理前辈找到他，说希望在安宁疗护病房去世，不想被自己单位的同事“折腾”。这位老前辈的老伴一年前在其所在医院去世，但在去世前的一个月里，经历了心跳停了按回来、呼吸停了插管子、肾脏不工作做血滤的“三死三生”，最后还是走了。前辈说，既然医治无效，安详地走也是一种选择。

然而，“安详地走”这样朴素的愿望仍然面临着文化思想、法律伦理、学科建设甚至收费标准和评价体系在内的诸多挑战。

据路桂军介绍，2024年，中国死亡人口是1093万，其中因突发意外或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在200万—300万之间，因慢性病离世人口超过800万，但只有60万有机会接触到安宁疗护。

路桂军说，如果现在不做，当我们自己走向那个阶段时就是不得善终。在社会文明进步中，安宁疗护的发展是刻不容缓的一件事。

2025年，国家卫健委发布《安宁疗护实践指南（2025年版）》，进一步规范症状控制、舒适照护与人文关怀流程。“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为行业发展提供顶层支撑。在路桂军看来，这意味着安宁疗护的春天到了。

【对话】

经济观察报：面对“生老病死”人生四苦，人们往往只愿意谈生，对死亡避之不及。见了这么多生离死别，你对死亡的认识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要给自己办一次葬礼？

路桂军：死亡只是身体和生命的一部分，并无特殊之处。越是回避，越是害怕；只有直面死亡，才能了解其含义，从而变得坦然。

2021年我曾经办过一次生前葬，当时这样做是因为我做安宁疗护时遇到很多问题。例如，如何更接近患者。在工作中，患者会说，你没有死亡经验，很多道理其实是隔岸观火、隔靴搔痒。此外，我发现中国安宁疗护的土壤、生死教育与临床医生没有进行很好的对接，天天谈生死的人，不见生死，不能更好地理解死亡。

在工作中，我会发现，死亡可以简化生命的程序。人生本来就是一个矛盾体，当死亡迫近的时候，这些矛盾会变得日益突出且尖锐，但是死亡可以把矛盾简化。最近，我们收纳了一位32岁患上颌囊腺癌的姑娘。她感慨道，过去自己之所以纠结和偏执，是因为还有时间纠结，现在没有时间了，也就全部放下了。

我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会读到遗憾，但更多的是生命的包容和和解，也只有接纳自己，生命才能圆融。

经济观察报：病房里濒危的病人临终前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安宁疗护可以为他们带来什么？

路桂军：关于病人选择安宁疗护的想法，我非常喜欢一位患者对安宁疗护的理解。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当时我问最后选择安宁疗护的原因，他说，我要把哀伤留在一个家人不常来的地方，我走后家里人还要继续过日子。

这就是安宁疗护。有人怕疼——那我们就用药，让人身体舒适；有人怕再也见不到亲人——那我们就告诉他现在与亲人好好相处，把爱释放出来；有人还有心愿未了——那我们就帮忙安排。最怕的是，从来没有人跟他谈过死亡，死亡突然就来了。

在我们科室的病房里，不仅有医生和护士，还有个案管理师、心理治疗师、医务社工、民俗专家、志愿者、临床营养师、临床药师等人员，在身体、心灵、社会关系和信仰等四个方面对患者进行照护。

经济观察报：在治疗过程中，安宁疗护与常态医疗的区别是什么？

路桂军：安宁疗护和常态医疗有很多区别。常态医疗是拯救生命，在一线治疗中要全力以赴；安宁疗护是善终，让病人最后无痛苦、有尊严、安详地离去。在临床操作层面，常态医疗更多的是依靠医学技术，找一个好的手术方法、好的药物进行治疗，而安宁疗护主要是人文关怀。常态医疗对于疾病治疗是分科室，收治的是患者，疗愈的是受损的器官；安宁疗护收治的虽然也是患者，但疗愈的是整个家庭，因为我们也会关注患者家人的哀伤。此外，在一些医院，病人去世后要进行死亡讨论，探究病因，但安宁疗护研究的是生命的质量，我们关注这个病人走到了生命尽头时身体是否痛苦、心灵是否平安、关系是否和谐。

经济观察报：目前，安宁疗护的市场供需情况是什么样的？有哪些医院会配备安宁疗护科室？

路桂军：从需求端来看，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善终需求越来越大，特别是一些有着良好生死观念的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在生命濒临消逝的时候会有安宁疗护选项。

从供给端看，与需求有着较为明显的错配——三级以上医院的安宁疗护病房，民众信任度高，床位供不应求；社区和基层医院安宁疗护病房床位空置率比较高。此外，一些民营医院因为经营自主权比较高，也可以很好地满足人们对安宁疗护的需求。

安宁疗护是个不赚钱的科室，还需要大量的人力，可以说“一个不赚钱的科室，全靠有温度的院长”。

经济观察报：安宁疗护在中国的发展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原因有哪些？

路桂军：2025年，中国死亡人口为1131万人，如果每一个人有4个直系亲属，一年有4000万人经历丧亲之痛；如果每个人有10个好朋友的话，一年有1亿人经历丧友之痛。安宁疗护是一件值得全民关注的事。

要推动安宁疗护事业的发展，首先要把生死话题打开。中国人不是不怕死，而是太怕了。人们关于死亡的话题永远在第三人称。肿瘤病人也通常不清楚自己的病情，现实中更多的是被告知“回家休养几天就好了”。如果连谈都不谈，连想都不敢想，安宁疗护怎么可能有机会？

其次，要健全法律制度。目前，我们还没有《医疗自主权利法》，深圳有一个“生前预嘱”，但是是地方性法规。选择安宁疗护需要法律制度的托底。一位临终患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住进了病房并要求不插管，但患者儿子不同意，医生担心后续有麻烦，是不敢听患者意见的。

再者，安宁疗护目前没有相应的收费标准。安宁疗护是用科技加人文的手段让生命最后的旅程身心舒适，但人文部分没有收费标准，我们做了很多有爱心的事，但是得不到合理的回应和尊重。

最后，学科建设和评价体系方面也制约着安宁疗护的发展。我们希望在大学有缓和医学学科，在临床有安宁疗护的病房，这样才能保证医护人员有上升的途径。在安宁疗护病房，它的治愈率是零，病死率是百分之百，床位周转率特别差，在现有的医院评价体系里是扣分项。

（作者 姜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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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鑫

金融市场新闻中心资深记者，关注保险行业、证券、新三板、上市公司相关领域，擅长深度报道、人物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