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林县制瓦厂——我心中永恒的记忆

我人生中第一个有印象的工业企业，就是虎林县制瓦厂。因为这个企业生产区和居民区，基本和我所居住的区域混为一体，上学时每天都会从制瓦厂厂区中穿行。同时，我人生第一次到企业打工，也是在这家企业。

虎林县制瓦厂，位于虎林镇东北小山（现五虎山）东侧。占地面积3.45万平方米， 生产用地3904平方米，建筑面积3874平方米，其中生产车间744平方米，办公室405平方米。

虎林县制瓦厂是虎林县地方工业一个集体性质企业，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城乡建设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承载着边陲小城工业发展的岁月记忆，从一个手工作坊到机械化现代企业，是虎林地方工业发展的经历者和见证者。它的发展历程和共和国发展脉络紧紧捆绑在一起，如一艘破浪前行的航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劈波斩浪，经历了市场的狂风骤雨，也经受了多次企业变革的阵痛。企业经历了耐火材料厂、土陶社、编织社和杨岗铁木社油毡纸车间等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企业合并演变的历程。

虎林县制瓦厂前身是虎林县耐火材料厂，成立于1958年，是伴随大跃进的号角而诞生的。在那个国民经济工作指导思想逐渐转向“以钢为纲”火热的年代里，为大炼钢铁修建炼钢炉提供耐火砖，虎林县成立了政治需要大于经济需求的耐火材料厂。老干部敖培林被委任为首任厂长，负责企业的筹建工作。王春义、贾忠生等40名老职工，成为耐火材料厂的第一批职工。政府拨付基建经费35.5万元，作为企业的启动资金。

耐火材料厂时第一批职工王春义和爱人1958年

企业在现五虎山东坡利用原关东军长友后勤供应部队的旧建筑，兴建了高温倒烟室、干燥室、熟料室和职工宿舍，共计760平方米。当年建成后投产，生产耐火砖1000块，为大炼钢铁建小高炉提供了物资支持。不知是企业生产的耐火材料未形成规模，还是品种过于单一，企业经济效益没有达到预期，1959年5月20日，虎林县耐火材料厂改名为虎饶县陶瓷厂，敖培林仍任厂长。

企业最初的设想是工业和民用陶瓷同步开发，形成两条腿走路的产品结构布局。建厂之初，就外派王春义等技术工人到牡丹江陶瓷厂，学习工业绝缘子（瓷瓶）陶瓷生产技术。但回厂后所生产的工业用针式绝缘子、柱式绝缘子，在电气性能、机械性能、耐候性能等方面未达到电力线路可靠性和安全性技术要求，最终企业只能放弃了工业陶瓷的生产，转而将企业定位于民用陶瓷生产企业，主要生产民用大缸、饭碗、盆、盘等陶瓷制品。当年正是农垦局和地方局县合一时期，牡丹江农垦局为企业投资18万元，购置轮碾机、挤出机、球层机、制碗机等设备，企业正式转产。老职工钟宝家、荆宝善、宋德和、赵德茂、罗汉臣、丁庆友、吕炳信等，大多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进入陶瓷厂。

制瓦厂的人员构成以当地城乡招工和县派干部为主，转业官兵和支边青年比较少。当然也不是没有这些人员，只是相对占少数。如赵德茂，他是从农垦局857农场调入陶瓷厂（瓦厂）的。赵德茂，1940年出生于山东省蓬莱，1959年支边来到虎林县，最初在857农扬务农，六十年代初调入当时的陶瓷厂，从事粉碎间配料工作。后陶瓷厂改烧红瓦，他为拉模工。因手在工作中受伤，不能继续从事拉模工作，继而调去虎林县农机修造厂，任翻砂工。因其心灵手巧，善于精修，约在1968年左右，调到钟表社工作。后又调酱菜厂，任采购员。最后调煤建公司，并在此退休。

1963年左右赵德茂和爱人赵国珍

1960年8月8日，位于原自来水公司位置的虎饶县集体所有制的土陶社，整体转入虎林县陶瓷厂。两厂的合并，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陶瓷厂整体实力有了明显的提升。县土陶社成立于1956年手工业合作化时期，当时有职工9人，历年生产土陶缸、坛、盆等九千件，企业成立三年以来，每年实现产值5—7千元。与县陶瓷厂合并后， 终止了土陶制品的生产。

1962年4月，为贯彻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虎林县陶瓷厂划归县手工业管理局。陶瓷厂经过整顿，缩编成立了陶瓷社和编织社两个单位，陶瓷厂转为集体所有制的陶瓷生产合作社，归县手工业管理局(手工联社)领导。在以陶瓷产品为主的同时，企业开始生产少量红砖。

六七十年代瓦厂女工合影，自左至右万某、兰忠玲、宋某、赵桂珍。

1958至1962年“二五”期间，企业实现总产值12.1万元(缺1959年数)，生产红砖1万块，大缸1250个。盈亏相抵净亏9.4万元，上缴税金5.6万元。

1964年5月23日，陶瓷厂停止陶瓷制品生产，改产红瓦，但企业名称仍叫陶瓷厂。企业当年生产红瓦10万片。第二年企业实现产值5.2万元，生产红瓦20万片，实现利税1.2万元。

1969年1月，陶瓷生产合作社更名为虎林县制瓦厂。3月26日，县编织社因草柳编织品销路不畅，县委决定编织生产合作社并入制瓦厂。这是继土陶社之后，第二个并入制瓦厂的企业。当年10月，企业自筹资金新建制瓦车间635.6平方米竣工使用，年生产红瓦能力达到120万片。

1966年欢送张忠财参军合影

左至右，前排莫松凤、高金玉、莫松山、敖培林、张忠财，吕某、莫松梅。二排兰春玲、林晓、丁庆友、张登云、钟金英，尹某、莫松华。三排贾忠生，某某、夏德余、王文志、刘峰来、罗汉臣、孙毅。四排池英哲、毛国喜、刘文志、赵德茂、荆宝善、白京生。

1966—1970年“三五“期间，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45.7万元，红瓦产量182万片，利润总额5.2万元，税金总额6.8万元，全员平均劳动生产率1330元。

1971—1975年“四五”期间，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95.3万元，红瓦产量33.2万片，四年利润总额6.8万元，税金总额7.1万元，全员平均劳动生产率2407元。

1972年，瓦厂公出介绍信

从以上两个五年计划经济指标来看，制瓦厂是一个典型的微利企业。1971—1975年的“四五”期间，产值最高年份22万元，最低16万元。利润最高年份3万元，最低4千元。1985年之前最高年份产值81万元，利润率只有2.96%，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最高利润率是1971年，17.6%，但产值过低，只有17万元。

1976年6月，虎林县杨岗铁木生产合作社关闭，其油毡纸车间与制瓦厂合并。这是制瓦厂兼并的第三个企业，当然这并非它主动兼并，而是被动的接受上级的安排。当年10月，以并入的油毡纸车间设备和人员为班底，建成了211.7平方米油毡纸车间。该车间最初在烘干室边一栋简宜的平房内，后在通往四师批发站的东西路北，兴建一栋坐南朝北的车间。当年油毡纸项目是否正式投产，有些记不清楚了。但有记载的油毡纸生产，是1985年，年实现产值3.7万元。

1979年本人在道北的油毡纸车间前留影

1977年7月，技工丁庆有自制五角翻模压瓦机一台，取代了池英哲建厂之初研制的手拉翻模压瓦机，提高工效1.2倍。为此，工厂奖励丁庆有一级工资，后期丁庆友还担任过瓦厂厂长。

1976—1980年“五五”期间，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41.2万元，红瓦产量470万片，利润总额9.4万元，税金总额16.2万元，全员平均劳动生产率2289元。

七十年代瓦厂部分女工合影，自左至右前赵国珍、耿福荣。后薛某、关某、张某。

1983年工厂贷款20万元，开始对企业进行扩建改造，在工厂的东侧自建十八门轮窑一座。这栋窑可以烧红瓦，也可以烧红砖。企业又购置制瓦机组一套，年生产红瓦能力提高到200万片。这个时期，制瓦厂隶属关系归虎林县城建局。1984年，成立虎林县建材公司。制瓦厂从城建局分出，归建材公司领导，黄宜芝任副经理，主持工作，刘崇学任党委副书记。1985年5月30日，县委又决定撤销工业公司、建材公司，其所属企业单位归县经济委员会直接领导，制瓦厂又划归县经济委员会管理。

九十年代瓦厂厂区，由西向东拍照片左为烘干室，右为新窑，后高烟囱为旧瓦窑。

2010年，由东向西拍瓦窑和烘干室

1984年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岗位工资加奖金等分配形式，调动了职工积极性， 企业经济效益逐步提高。当年实现产值62万元，创历史新高。产值和利税分别比上年增长37.7%和40%。同年11月工厂红瓦被评为虎林县“信得过产品”。产品不但畅销全县城乡，还销往县内农场和林业局及邻近的市县。

1985年10月，工厂试制玻璃钢制品成功，制造玻璃钢活动房40平方米，售价8000元。1985年底，工厂设有红瓦和油毡纸两个车间，有职工128人。从官方记载来看，瓦厂只有红瓦和油毡纸两个车间。但我记得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瓦厂还生产过石棉瓦，生产车间在厂区坐东朝西的烘干室东南侧，这是一栋在通向四师批发站道路的道北。石棉瓦一度销售情况不错，但石棉瓦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车间，只是瓦厂产品中的一个品种。后期石棉瓦生产被叫停，生产权被安排给虎林镇制瓦厂（厂址位于原完达山制材厂俱乐部）。

九十年代瓦厂办公室

大约在八十年代中期，瓦厂为了调整产品结构，拟扩大油毡纸车间生产规模，在原篮球场南新建了一栋坐南朝北的车间。后因市场因素新项目没有上马。当时县领导还到瓦厂，对该项目为什么上马既下马进行了问责。厂领导无法向领导解释清楚市场变化及厂领导及时止损的决定，就让思维清晰，语言表达能力强的宫少田会计进行汇报。

宫会计从市场变化宏观对油毡纸项目的影响，到民间私人恶性竞争将带来的价格战对企业利润的茧剥，以及企业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策略防止盲目再投入的理性，向领导说明了企业面对无法挽回的小损失时，勇于承认并果断切换，快速抽身，避免更大的投入带来不可承受的后果。同时，企业将盘活现有低效资源，并依此将劣势转化为资源优势，为投入下一个创新领域奠定坚实基础。瓦厂领导不是只是嘴上说说，在实干上也下足了功夫。为了盘活闲置资产，将沉睡的资源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企业产品转型升级的良性循环。瓦厂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的方式引入一制鞋厂，生产轻盈透气、软底松紧口布鞋（老头鞋），企业实现了闲置资产的有效再利用。

瓦厂后盖的油毡纸车间

瓦厂从耐火材料厂、陶瓷厂、到制瓦厂，厂长都是敖坯林。文革敖培林被打倒后，先后有何永昌、簿明久、夏德余、荆宝善、李天柱、丛树卿、孙继友、王德、王永春、丁庆友、谢明远等先后担任过厂长，陈秀清、李桂友、王显刚等先后任书记，李德奎、宫少田等任会计。

制瓦厂厂区和居民区，和我从小生活的四师批发站厂区和居民区是混在一起的一块地区。这一地区过去被百姓习惯的称为“东仓库”，其起因是此地原为关东军在县城东面的仓库。驻军为日军第十七野战兵器厂，该部队隶属由“东三省兵工厂”改名的关东军野战兵器厂，部队番号为2634部队，也被百姓称为长友后勤供应部队。瓦厂瓦窑和大烟囱，就是用原关东军营房旧青砖砌成的，八十年代时仍然存在。

九十年代瓦厂厂区，左为粉碎间和制瓦车间，右为先后改过烘干室、制瓦车间。

制瓦厂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小企业，我们上下学就从厂子中间穿过去。工厂和我们这一片民居基本融为一体，离我家不足百米。瓦厂办公地和维修车间共用一栋平房，为一趟坐西朝东的砖瓦平房。房子北头是维修间，里面有车床、钻床、电焊机等维修机器。南头是办公室，还有一个小会议室。生产车间坐北朝南，从西往东依次为粉碎间、原料间、制瓦生产车间、烘干室。工厂的东部有一个青砖砌成的瓦窑，窑边上伫立着一根高大方形青砖烟囱，孤伶伶的在空旷的瓦窑边，成为了瓦厂的标志性建筑。这根烟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长友部队留下的建筑，2005年之后拆除。

2010年的瓦厂厂区，青砖烟囱为原瓦窑，后面红砖厂房和烟囟为烘干室。

由于住的近，我们和瓦厂的子弟十分熟悉，经常在一起玩耍。同时，瓦厂的子弟很多也是我的同学或高我几届的师长，如钟连英、贾宝成、贾宝新、赵志国、荆福仁、池美玉、池美华、宋继东、钟连生、池光旭、罗齐林、罗齐坤、钟金玉、夏凤香、荆云霞等。还有一些比我小一些的小伙伴彼此也都认识，如丁立娟、赵文国、贾宝国、夏广胜、钟连友、荆福军、韩淑华、罗齐华、钟金兰等。还有许多老职工，和我父亲他们也是十分的相熟。比如钟宝家、荆宝善、宋德和、罗汉臣、丁庆友、张同云等……

制瓦厂当时公产住房很少，大部分人员都是自建住房。如钟宝家，荆宝善、夏德余、宋德和、罗汉臣、赵德茂，张同云，丁庆友，贾忠生，都是自建住房。穿过四师批发站家属区，再往北约一公里左右，在通往牧养场的道边，有几间房子依道边而建，人们管这里叫三间房。这几间房，全部住的是瓦厂职工，当时是公产还是私产不清楚。我记得韩淑华父亲，大个子于希友，我小学同学陶树芬家，还有杭州知青姚永年和鹤岗知青宋德芹结婚，也在那住了一段时间。三间房最大的特点，附近没有水井，吃水要从厂子里挑，大约有一公里多路途。

2010年的三间房

制瓦厂由陶瓷厂转为制瓦厂，是由手工向机械化的一次转型。建厂之初，无资金无技术，困难相当大。在建厂中老厂长敖坯林作为旗手，在企业如何发展上运筹帷幄，在产供销把控上胸有大局，为企业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很不幸，特殊时期敖培林老厂长被迫害至死。

作为被厂长敖坯林三顾茅庐请来的技术负责人的池英哲，则在技术革新和设备研制等方面，因地制宜，修旧利废，自制出了粉碎机、搅拌机、输送带等设备，在短期内让制瓦厂步入良性循环轨道。为企业正常生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池英哲在技术革新改造中

池英哲是朝鲜族人，他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文化也不高，但却精通机械和制图，天生就是个能工巧匠。他虽然只是个工人，却拿着八级工的大工匠工资，比厂长工资还高。车、钳、铆样样精熟，电焊、氧焊也是行家里手。对于机械维修，他有着卓越的天赋和精湛的技艺。无论企业设备出现什么问题，他都能展现出了非凡的专业水准和精湛技艺，凭借不懈的努力和创新的思维，成功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为企业生产正常进行保驾护航。由于池英哲在创建瓦厂的工作中成绩突出，文革中他被选为劳动模范，并到各地进行宣讲报告。但遗憾的是他的汉语不好，讲用报告都是他的徒弟夏德余替他在会上宣讲。

我对制瓦厂的熟悉，有毗邻而居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我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个企业就是制瓦厂。

1977年7月高中毕业后，在夏天最炎热的时候，我来到了瓦厂当临时工，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次社会实践。在这个属重体力工种，又是高温环境的艰苦环境中，我在风雨中不断磨砺和成长，从手忙脚乱到游刃有余，每滴汗水都在浇灌着由学生到工人的蜕变。在这里我熟悉了制瓦的混料、甩板、拉模、跑板、上架、装窑、出窑等各个工种。也认识了谭青年、张树清、敖玉波、管艳福、丁兆龙、于希友、赵长江、龙文广、小孔、小万、小李等职工，还结识了杭州知青姚慰芳、姚永年、付荣华、赵永生、李波、陈四龙、老邱等。

当年16岁的我，身躯瘦削，体单力薄。在瓦厂从事这么繁重的体力劳动，对我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为改变家庭困难的动力驱使，让瘦削的我爆发出惊人能量。我不但完成了传送带上瓦坯往烘干室转送的工作，还经常为了半个工的加班费，冒着粉尘弥漫和炙人热浪去扒窑头。半年的制瓦工的锤炼，让我稚嫩的肩膀已拥有了承载着不为人知的坚韧与毅力。在这种艰苦却没有退路的经历中，我找到了只能坚持的理由。在迷茫困惑的喧嚣中，我找到了内心的那份宁静。

七十年代时，瓦厂分红瓦车间和苦土瓦车间，红瓦车间主任张同云，苦土瓦（又称土石绵瓦）车间主任莫松斌。瓦厂也生产脊瓦，但不算单独车间，只有两个人，手工操作。一个小丁，一个姓张。小丁后和红瓦车间小李结婚，小张和小贾结婚。

八十年代中前期，制瓦厂生产经营和以前差距不大，属于利润不大但年年有的微利企业。1981—1985年“六五”期间，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247万元，红瓦产量670万片，四年利润6.5万元。但进入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制瓦厂的形势和全国所有的建筑行业企业一样，遇到改革开放后严冬的无情考验。随着建材技术升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传统砖瓦使用率急剧下降。铁皮瓦、彩钢瓦这些新型建材，以其重量轻、强度高、色彩丰富、施工方便快捷，抗震、防火、防雨、使用寿命长，几乎无需维护的特点迅速占领市场。传统红瓦从广泛应用到鲜有问津，再到日渐式微，大约是在九十年中期，制瓦厂最后彻底的熄了窑火。

1996年之前瓦厂管理人员在新办公室前合影。

前排左起：王华，吴少奎（副厂长），丁庆友（厂长），莫松山（副厂长），王妖芝。后排左起：任有全，周长德，宫少田（会计），龙振广，万珍珠，

2010年瓦厂北烘干室

瓦厂关门后，厂区开始租赁给一家制作环保空心砖的企业。中间我到过几次瓦厂，只见最初的瓦窑孤零零地伫立着，原来的方形烟囱孤零零地矗立在蒿草深处。曾经繁华喧嚣的厂区，回归原本的寂静，不见一丝人气。在残垣断壁的废墟里，堆着一些新厂生产的空心水泥砖。砖垛周围都是荒草，想进去看看，却找不到一条能行走的小道。

2010年瓦厂粉碎间及制瓦车间、北烘干室。

2010年时，烘干室的旧房还在，但也破败不堪了。后来再到2016年左右，所有的旧车间厂房和窑基本全拆了。一片遮天蔽日的仓储区，将原来的厂区覆盖上了，除了办公室和路边一栋七十年代末建的油毡纸车间，一栋八十年代初原本为扩大油毡纸车间而兴建的红砖平房车间，七八十年代之前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了。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瓦厂屈指可数残留的遗墟，顽强地矗立在那里，见证了企业奋斗的历程，也见证了我青春的岁月。如今每当我想起那消失的瓦厂和远去的岁月，心中总会涌起一丝莫名的惆怅和难以言喻的情感……时间让过去成为我无法触及的距离，但从瓦厂迈出的人生第一步，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永远铭记在我记忆的深处。

素材及老照片提供：《虎林县工业志》《虎林县志》，王春义、贾宝成、宫少春、丁丽娟、赵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