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红夺目”的瓷中珍品永乐釉里红高足碗是如何修复的？

《文物医生：当国宝遇见非遗与科技》

作者：戴维康 张珮琛

版本：大方丨中信出版集团

2026年4月

御器厂曾是世界上最强的制造工厂

自元至元十五年（1278）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起，这座资源丰富、地理优越的小镇便成为御用瓷器的核心产地。明清时期，景德镇建立了高度分工的生产体系，涵盖原料开采、成型、烧制、装饰等多个环节，每道工序均由专门的工匠负责。这一高效模式确保了瓷器的大规模、精细化生产，使景德镇能稳定供应国内外市场。其中，御器厂所生产的瓷器应属官窑器，由朝廷设立，其生产为宫廷所需而制，是官窑的特殊形式，只有皇室才能使用。

首都博物馆藏清代青花御窑厂图瓷板是展示清代御窑厂面貌的重要实物资料，虽然绘画的内容是太平军烧毁御窑厂后重建的情景，但这是目前仅剩的实物资料，可以较为全面地展现御窑厂的建筑排布与地理面貌，供大家一窥曾经世界上最强制造工厂的规模。

清道光青花御窑厂图瓷板，首都博物馆藏。

景德镇御器厂的影响不仅在于产品的广泛流通，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种将艺术、技术与权力融合的文化模式。御器厂的存在，使得瓷器从一种日用器物升华为国家文化与审美的体现，其设计理念与制作技艺也间接推动了全球陶瓷工业的发展。法国、德国、英国等地的瓷厂，如塞夫尔、麦森等，均在模仿中国瓷器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本国陶瓷工业体系。

御器厂落选瓷器的处理制度

景德镇御器厂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瓷器制造史上的巅峰存在，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人和优势。然而，景德镇御器厂的辉煌，并非建立在一帆风顺的生产线上，而是在无数次失败与淘汰中铸就的。由于其特殊的御用身份，所承制之瓷专供宫廷使用，质检标准之严苛堪称前所未有。明清两代，凡御器成品若稍有瑕疵——釉面气泡、纹饰偏斜、釉色不匀、釉层厚薄不均、器型轻微变形——皆被判定为不合格品，当场击碎掩埋，严禁流入民间。任何违规流通、私售御瓷的行为，皆属重罪。

考古发掘显示，这些被集中废弃的器物堆积如丘，形成如今考古学中常称的“御器厂废瓷坑”。这些废弃层中，既有因烧造温度失控而釉色暗灰的残片，也有因画师笔误导致纹饰偏斜的精品。它们共同见证着御器厂在“精益求精”道路上的无情与执着。

永乐红釉及釉里红埋藏坑小坑。

将“神明庇佑”纳入生产机制之中

瓷器烧制是一项高度依赖自然环境和技术条件的手工艺。在明清时期，御器（窑）厂所承担的不仅是精美器物的制作任务，更是皇权威严与国家面貌的具体象征。在如此严苛的制度框架下，瓷器的良品率成为决定御窑工匠命运的重要标准。然而，即便景德镇拥有丰富的原料资源、高超的匠人技艺及相对成熟的工艺体系，其瓷器烧制依旧面临诸多难以掌控的挑战。御器厂之所以开始借助神灵信仰，并逐渐将“神明庇佑”纳入生产机制之中，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与精神的调节机制，是在极度压力之下寻求心理慰藉与责任转嫁的社会行为。

瓷业烧制寻求神灵庇佑是一种面对“良品率低”和“皇家产品高标准筛选”的自我辩护手段。瓷器的烧制过程极其复杂，从拉坯、修坯、上釉、入窑，到最终出窑，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因人为疏忽或自然因素导致失败。御器厂工匠和督陶官深知：即使操作再精密，火候掌握再准确，最终成败仍难预料。信仰神灵能够为工匠减轻心理负担，若烧制失败，工匠可将责任部分归咎于“天意未顺”“神明未佑”，既保护了工匠自身，也有助于缓和皇家管理层的责罚。

清雍正九年（1731）青花“佑陶灵祠”匾。

更重要的是，通过构建系统化的神祇崇拜与祭祀制度，御器厂也加强了对窑厂组织的凝聚力与管理效能。在工匠多由各地调派、语言习俗不一、背景复杂的环境下，形成统一的精神信仰，有助于维系工匠间的团结与归属感。祭祀共同认可的“窑神”不仅是一种宗教行为，更是一种行业凝聚力的体现。通过营造神圣仪式与定期的庙会活动，督陶官得以借神灵之名，维护窑厂秩序，避免因工期紧张、工人劳累而引发的罢工、逃逸，甚至暴动等社会问题。

瓷业神灵信仰并非单一的宗教现象，而是皇权政治、生产制度、工艺技术与民间文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它不仅折射出景德镇御窑制度的组织智慧，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在面对不确定与压力时的独特应对机制。在那个以手工艺为主导的时代，神明不只是寄托，也是制度、文化与社会心理的一面镜子。

文物修复的目标和方法：不修亦是保护

明代文献称永乐、宣德年间御窑的红色器物“鲜红为宝”，其光色“鲜红夺目”。这种瓷器被称为釉里红。釉里红的烧制难度极大，因此自14世纪以来就是瓷中珍品。

永乐釉里红瓷器存世量稀少，上海博物馆藏的永乐釉里红高足碗是一件修复件，是来自景德镇御器厂出土的瑕疵品之一。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釉里红高足碗，曾在几十年前由馆内经验丰富的修复师进行过一次极具艺术性的修复。那次修复可谓“化腐朽为神奇”，修复师凭借极高的技艺与审美，不仅准确复原了瓷釉原有的温润质感，还巧妙模拟了釉中铜料经高温烧制后所呈现出的色彩层次与流动感。其修复效果之精致，即使在近距离观察下，也很难分辨出哪些部分是修复添加的，哪些是原始材质，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

明永乐景德镇窑釉里红高足碗，上海博物馆藏。

然而，随着博物馆学科的发展和理念的更新，修复工作的方向也在悄然发生转变。从过去以“物”为中心，强调外观完整与视觉统一，到如今逐渐向“以人为中心”转变，更强调文物信息的真实性、对历史痕迹的尊重及保障公众认知的透明度。这一观念的演变直接影响了文物修复的目标和方法。

现代科技发现的破绽

与几十年前相比，今天的文物修复工作已经不再仅依赖人工经验和肉眼观察，现代科技的加入为文物保护注入了强大动能。各种先进的检测与评估设备正在全面赋能修复工作，让文物修复变得更加科学、精准与可控。

文物科技人员引入了穿透力更强、成像更细致的X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简称X-CT）。这项技术的原理是在不损伤文物的前提下，通过X射线对器物进行全方位“透视”。更进一步，通过让文物在扫描过程中旋转360度，设备可以获取大量不同角度的投影图像。这些数据被传输到计算机中，由专业软件进行三维重建，最终生成文物内部的三维结构模型。这个模型准确显示了文物各个部位的密度分布与结构状态，就像给文物做了一次“体检”，内部的裂纹、填补、拼接情况都一目了然。

CT扫描釉里红高足碗的过程。

通过对这件釉里红高足碗的CT图像进行深入分析，修复师发现器物内部的碎片拼接状态存在一定问题。各碎片之间的契合度普遍偏低，拼接面不仅存在明显的不平整，部分区域还出现了形变。这表明早期修复时可能在碎片配对、黏合方面存在一定误差，或当时的技术条件难以实现更高程度的契合。

进一步通过局部照片的比对观察，我们注意到一些小碎片与相邻大碎片之间的边缘（俗称“茬口”）并不吻合。由此引发了一个重要的疑问：这些小碎片是否真的属于这件器物？换句话说，它们可能来自其他相似的器物，后来被误拼进了这件高足碗之中。

永乐釉里红云龙纹高足碗的CT照片及局部。

面对这件釉里红高足碗的修复问题，修复团队一度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如果选择剥离旧有修复，再实施新一轮修复，势必需要对文物进行拆解，这将不可避免地对器物本体造成新的、不可逆的物理损伤；另一方面，一旦拆分后发现其中存在大量并非原器物的碎片，反而会使后续修复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无法恢复到当前状态。在多方论证与模拟实验后，修复团队最终决定采取“最小干预”保护策略——不拆除现有修复结构，尽可能保留原有的拼接状态与历史痕迹。这一决定不仅基于对文物结构稳定性的考量，更体现出当代文物修复理念的转变：从“重塑原貌”向“尊重历史”过渡。

观察修复痕迹。

这样的决定并非“放弃修复”，而是一种有意识的“不动”——一种在“做”与“不做”之间取得平衡的专业判断。这种克制本身，正是当代文物保护精神的体现：以尊重历史的方式延续历史，以最小干预的手段实现最大保护。

本文选自《文物医生：当国宝遇见非遗与科技》，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戴维康 张珮琛

摘编/何也

编辑/张婷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