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管理层及员工集体退缴薪酬，迟来的追责终至

恒大管理层及员工集体退缴薪酬，迟来的追责终至

文/资深国际政治军事观察员
2026年4月14日 深圳/北京

窗外的深圳，木棉花开得正艳，但这座城市的空气里似乎依然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焦虑。今天是2026年4月15日，距离恒大债务危机爆发已经过去了四年半。对于很多人来说，恒大这两个字早已不是一家企业的名字，而是一个时代的注脚，甚至是一道尚未愈合的伤疤。

就在这个春天，一场关于“迟到正义”的清算终于落下了实锤。恒大集团针对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及部分员工的退薪工作，像一场迟来的暴雨，彻底淋湿了那些曾经在地产黄金时代肆意狂欢者的衣衫。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企业内部整改，这是一场涉及数万家庭、数千亿资金，关乎中国资本市场法治底线的“国家级清算”。

作为一名长期观察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的观察者，我看过太多高楼起，看过太多楼塌了。但恒大这一案，其复杂性、其残酷性、其标志性意义，在中国商业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它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关于公平、关于责任、关于那个“躺着赚钱”时代的终结。

一、 漫长的三年：从惊雷到细雨

把时钟拨回2021年9月。那是恒大财富无法兑付理财产品的至暗时刻。当时的市场恐慌如今想来仍心有余悸，但谁也没想到，真正的“秋后算账”会等到三年后的2024年11月底。

为什么是三年？因为法律的齿轮转动需要时间，更因为利益的盘根错节需要理清。

2023年8月，深圳警方对恒大财富的立案侦查，是第一声真正的号角。这意味着事情的性质变了，不再是企业经营不善，而是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紧接着，2024年3月，证监会那份沉甸甸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彻底撕开了恒大的画皮——2019年虚增收入2139亿，虚增利润407亿；2020年虚增收入3501亿，虚增利润512亿。

这是什么概念？这不仅仅是数字游戏，这是把纸面上的财富变成了高管口袋里真金白银的薪酬。

到了2024年8月5日，恒大清盘人在香港高院起诉许家印、夏海钧等7人，追索60亿美元。这一招“关门打狗”，直接锁定了核心层的资产。三个月后，2024年11月29日，那封要求退缴薪酬的通知，终于发到了每一位相关员工的手机上。

这三年的等待，对于那些买了恒大烂尾楼的业主、那些血本无归的理财受害者来说，太漫长了。但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这三年是在织一张法网，一张足以兜住这些巨头的巨网。

二、 天价薪酬的黑幕：谁在裸泳？

当我们翻开恒大的旧账本，那种“纸醉金迷”的气息扑面而来。这哪里是企业，简直就是一台印钞机，专门为极少数人印钞。

2017年到2021年，恒大主要管理层的薪酬总额超过54亿元。54亿！这是多少普通家庭几千年都赚不到的财富。

最刺眼的名字叫夏海钧。这位“中国最贵打工仔”，2017年一天就能赚74万元。五年时间，他从恒大拿走了10.72亿元。哪怕按现在15%的退缴比例，他也要吐出1.6亿。但这1.6亿对他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

还有任泽平，这位号称“年薪1500万”的首席经济学家，三年多拿走近5000万。潘大荣、史俊平，这些名字背后都是千万级的年薪。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钱，真的是他们“创造”的价值吗？

证监会的处罚告诉我们：不是。这些钱，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虚假业绩上的“空中楼阁”。他们是在分食投资者的血肉，是在分食国家金融安全的基石。当一家企业的利润有60%到80%是虚构的时候，发给高管的每一分钱，本质上都是诈骗所得。

这不仅是贪婪，更是对商业伦理的践踏，对法律尊严的挑衅。

三、 基层的悲歌：被碾碎的“螺丝钉”

如果说高管的退薪是“割肉”，那么基层员工的退薪就是“剔骨”。

这次退薪政策最让人意难平，也最引发社会争议的，就是那个“双重标准”：理财佣金全额退（100%），高管工资只退15%。

我在调研中认识了张桦（化名）。她只是一个前行政主管，2020年就离职了。2024年11月，她突然接到前同事的电话，要求她退还1900元的理财佣金。

这1900元，是她当年为了完成KPI，硬着头皮让母亲买了20万理财产品换来的。结果呢？恒大爆雷，母亲的20万只拿回不到2万，亏损8万多。现在，公司不仅不赔她的钱，还要她把那1900元的“提成”吐出来。

“我自己家里亏了8万，还要倒贴公司1900元，这找谁说理去？”张桦在电话里哭着对我说。

还有更惨的。一位一线销售，自己投了80万进去，血本无归，现在却被要求退还12万的佣金。他现在连饭都吃不上，拿什么退？

更荒谬的是，很多离职五六年的员工，早已转行，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却突然被这笔“旧账”找上门。对于高管来说，退缴是“割肉”；对于基层来说，这是“逼命”。

这种政策设计，从执行层面看或许有其“法理依据”——非法集资的佣金属于违法所得，必须全额追缴。但从人情和社会公平的角度看，这无疑是在向那些最无力反抗的人挥刀。

基层员工是什么？他们是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当年公司要求全员营销，不买理财就扣绩效，他们敢不买吗？他们是被裹挟的受害者，如今却成了被追责的“共犯”。

四、 猫鼠游戏：高管的资产大逃亡

就在基层员工为几千块钱发愁时，那些真正的“大鱼”在哪里？

夏海钧的操作堪称“教科书式”的金蝉脱壳。早在2021年8月，恒大危机爆发前夜，他就精准减持了恒大物业和恒大汽车的股票，套现1.16亿港元。紧接着，他又抛售了1.28亿美元的债券，虽然亏了点，但保住了本金。

2024年6月，就在清盘诉讼期间，他又急售香港柏傲山豪宅，折价亏损7800万港元也要卖。为什么？因为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在转移资产，他在通过“洗大澡”的方式藏匿财富。

这种行为，不仅是不道德，更是涉嫌犯罪。所以我们看到了香港高院的“玛瑞瓦禁令”，冻结了他高达600亿港元的资产。2026年初，香港上诉法庭驳回了他的上诉，这意味着这张网正在收紧。

但这也暴露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对于拥有复杂离岸架构、海外信托的顶级富豪来说，追赃的难度极大。他们有最好的律师团队，有最隐秘的资金渠道。相比之下，基层员工的工资卡就在那里，一查一个准，一冻一个死。

这就是为什么公众会愤怒地质疑：这是不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五、 法治的亮剑：不仅是退薪，更是追赃

面对质疑，我们需要从法律层面看清这次行动的本质。

很多人问：当年发的工资，合法合规，为什么现在能要回去？

这里有个核心概念：这不是简单的“退薪”，这是司法层面的“追赃”。

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意见》，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用这笔钱支付给员工的佣金、提成，必须依法追缴。这就是为什么基层员工的理财佣金要100%退还——因为那是赃款的一部分。

至于高管的工资，情况更复杂。2025年9月证监会发布的新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明确规定：因财务造假追溯重述财报的，必须追回高管超额发放的薪酬。2024年证监会的处罚认定了恒大造假，所以现在的退薪，是依据新法对旧账的清算。

更重要的是，这确立了一个原则：高管的薪酬不再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而是与企业真实业绩挂钩的“风险抵押金”。如果你的业绩是假的，你的薪酬就是不当得利，国家有权也有义务把它拿回来。

这在中国资本市场法治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点。它打破了“离职免责”的潜规则，确立了“终身追责”的硬规矩。

六、 行业的余震：地产金领梦碎

恒大这只靴子落地，砸晕了整个房地产行业。

万科，曾经的优等生，2024年亏损494亿，2025年又亏了820亿。虽然郁亮等高管辟谣了“退薪传闻”，但那种风声鹤唳的氛围是掩盖不住的。碧桂园的杨惠妍、莫斌，直接把年薪降到了12万元——这不是作秀，这是求生，也是姿态。

融创等其他出险房企，也在经历类似的司法追责。整个行业都在“刮骨疗毒”。

过去二十年，地产行业是中国的造富神话。只要能拿地、能融资，就能拿天价年薪。那种“无论公司死活，高管先富”的怪象，终于要结束了。

未来的地产高管，薪酬结构将彻底改变。股权激励要有更长的锁定期，奖金要和交付、回款强绑定，甚至要引入“追索扣回机制”——公司倒闭了，之前发的奖金也要吐出来。

这对国家来说是好事，对行业来说是阵痛，但对社会公平来说，是必要的代价。

七、 公平的拷问：我们真的做到了吗？

尽管大方向是正义的，但在执行细节上，依然有很多让人意难平的地方。

第一，退缴比例的“双标”问题。高管只退15%，基层退100%。虽然法律依据不同（一个是绩效追回，一个是赃款追缴），但在普通老百姓眼里，这就是“刑不上大夫”。夏海钧拿了10亿，退1.6亿，还剩8亿多，依然是富豪；基层员工拿了几千佣金，退回去就是全家的生活费。这种落差，如何服众？

第二，税的问题。通知里没说退的是税前还是税后。如果是税后，员工当年交的个税怎么算？税务局会退吗？如果不退，员工等于双重损失。

第三，资金去向。基层员工退回来的这些“佣金”，最后去了哪里？是进了国库，还是用于赔付烂尾楼业主？目前看，这笔钱大概率是作为涉案资产被冻结，用于统一清偿。但对于那些已经山穷水尽的基层员工来说，这种“远水”解不了“近渴”。

这些问题，不仅是法律技术问题，更是社会治理的温度问题。如果追责的过程本身造成了新的不公，那么正义的成色就会打折。

八、 终章：一个时代的落幕

站在2026年的春天回望，恒大退薪事件，注定会被写入中国商业史。

它标志着那个“野蛮生长”时代的彻底终结。在那个时代，胆量比管理重要，杠杆比产品重要，关系比法治重要。

恒大用2.6万亿的债务，换来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这场退薪风暴，追回的8亿元对于2.6万亿的债务来说，确实是杯水车薪。但它的象征意义远大于金钱——它告诉所有后来者：不要以为可以通过财务造假蒙混过关，不要以为离职了就能一走了之，不要以为法律的利剑挥不到你的头顶。

它撕开了地产金领的遮羞布，让人们看到，那些西装革履的精英，在潮水退去时，可能只是一群裸泳的既得利益者。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场清算还没有结束。许家印的案还没判，夏海钧的资产还在博弈，无数烂尾楼还在等待复工。

对于那些基层员工，我充满了同情。他们是时代的尘埃，却背负了最重的大山。但对于那些掏空公司的高管，我没有丝毫怜悯。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哀嚎而停留。恒大的故事翻篇了，但关于公平与正义的追问永远不会停止。

当退薪通知成为一种“迟到的正义”，当基层员工的微薄收入被强制划扣，而巨头们仍在海外通过复杂的信托基金享受生活，我们是否真的建立起了一个让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敬畏的法治环境？

盛宴已散，贪婪者买单的时刻到了。但这单，买得够不够彻底？买得够不够公平？

这不仅是恒大的问题，也是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思考题。毕竟，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不应该只有小人物在为大人物的错误买单，更不应该让“责任”二字，成为弱者的枷锁，强者的通行证。

当法律的追光灯终于打在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巨头身上时，我们是否也该问问：下一个被照亮的，会是谁？而那些已经随风而逝的无辜者的眼泪，又该由谁来擦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