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曾是伊朗与世界大国之间的重要契约,尽管唐纳德·特朗普于2018年单方面宣布退出。在该协议全面生效的三年间,它成功维系了某种平衡,而这种平衡是如今的武力威胁、战争冲突,乃至周六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短暂和谈都无法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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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当年,历经欧洲十年的斡旋与两年的艰苦谈判,德黑兰在签署协议后,将其核设施置于严格的国际核查之下。作为减轻国际制裁的交换条件,伊朗当时销毁了97%的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将铀浓缩丰度限制在3.75%以内——这一丰度足以满足民用发电需求,但远达不到制造核武器的标准。
伊朗方面的这一示好举动似乎并未奏效。美国依然强硬要求伊朗交出超过400公斤、丰度高达60%的浓缩铀库存。这一丰度已经极其接近制造核武器所需的90%武器级标准。
情报显示,这些高浓缩铀目前极有可能仍被深埋在伊朗中部伊斯法罕或纳坦兹的地下核设施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为期12天的连续打击中,这些地下设施曾遭到猛烈轰炸,美国当时也参与了相关军事行动。
更为核心的诉求在于,华盛顿明确提出了所谓的“零浓缩”底线,即要求伊朗彻底放弃自主生产核燃料的能力。美国的逻辑在于,维持民用核电站的日常运转根本无需自主浓缩铀,更遑论将浓度提升至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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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士指出,这种高纯度的浓缩铀除了用于军事目的外,几乎没有任何民用价值。当然,也有部分专家倾向于认为,伊朗此举更多是为了增加谈判筹码,将其作为向西方施压的战略工具。
针对核燃料来源问题,美国方面坚称伊朗完全可以通过进口获取这一战略物资。从理论层面来看,这一方案确实具备可行性。
以西班牙为例,该国尽管坐拥欧洲第二大天然铀储量,但其境内五座正在运行的核电站所需的浓缩铀燃料,却全部依赖从国际市场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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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比忽略了两者在政治与地缘战略上的天壤之别。西班牙作为欧盟和北约的正式成员国,拥有稳固的国际地位;而伊朗则长期处于孤立状态,其政治体制在过去数十年间一直承受着国际社会极其严厉的制裁与封锁。
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对自身的浓缩铀供应链充满信心,但德黑兰却缺乏这种安全感。这种深层的不安全感,一方面源于其将反抗“西方帝国主义”视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深深扎根于西方国家在核问题上屡次背信弃义的历史记忆中。追本溯源,这种不信任感早在被推翻的巴列维国王时代便已埋下伏笔。
当前的战火无意间放大了历史的吊诡之处:当年正是美国,亲手将第一座核反应堆交给了亲西方的巴列维政权。1967年,伊朗接收了这座名为“德黑兰研究反应堆”的设施,主要用于生产医用放射性同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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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蜜月期,华盛顿联合多个西方国家,主动提议为这个盟友建造用于发电的商业核电站。作为交换条件,西方成功说服了当时的伊朗统治者放弃自主浓缩铀的计划,转而完全依赖进口核燃料。
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其秘密警察在国内大肆监禁、酷刑折磨甚至暗杀政治异见人士,而西方国家却在外交舞台上对这位君主铺设红地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伊朗政府向法国提供了一笔高达10亿美元的巨额贷款,以此入股“欧洲气体扩散法浓缩铀财团”。
根据当时的协议,这笔巨额投资赋予了伊朗一项关键权利:获取法国东南部特里卡斯坦核设施每年10%的浓缩铀产量。随着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并推翻了巴列维王朝,新成立的伊斯兰共和国在未收到哪怕一克浓缩铀的情况下,便单方面宣布终止该合同,并要求全额撤回投资。
浓缩铀财团的股权纠纷随即引爆了德黑兰与巴黎之间的外交战,这一事件也成为此后数十年两国关系恶化的分水岭。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伊朗境内接连发生扣押法国人质事件,同时伴随着多起恐怖袭击和暗杀行动。
法国官方坚信,这些暴力事件的幕后黑手正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纷直到十多年后才得以平息。经过漫长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协议,巴黎方面于1991年12月向伊朗偿还了10亿美元的本金。
1979年伊朗宣布退出欧洲浓缩铀财团后,西方企业开始全面撤资。当时正在伊朗西南部负责承建布什尔核电站的德国企业迅速中止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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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命途多舛的核电站随后陷入长期停滞,直到俄罗斯接手并完成后续工程,才于2011年勉强并网发电。值得一提的是,布什尔核电站至今仍是伊朗境内唯一一座投入运营的核电站。法国法马通公司也单方面撕毁了1977年签署的在伊朗境内援建两座核电站的合同。
阿佐迪进一步指出,过往的惨痛教训已经让伊朗人彻底清醒:“历史已经向他们证明,一旦面临能源危机,无论是欧洲还是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都绝不会向他们伸出援手提供核燃料。”
此外,巨大的沉没成本也是伊朗难以割舍核计划的关键因素。多年来,德黑兰在基础设施建设、本土技术研发以及核物理学家培养方面投入了数以百亿计的资金。在此期间,以色列情报机构甚至暗杀了数十名伊朗顶尖核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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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高昂的直接投入,核计划引发的国际制裁更是让伊朗经济雪上加霜。据“经济研究论坛”组织对宏观经济和人均损失的综合测算,仅在2011年至2022年的短短十余年间,制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12000亿美元。
分析人士指出,这一惊人的经济代价甚至超过了1980年至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的消耗总和。而最终承受这些苦难的,并非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而是日益陷入贫困的普通伊朗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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