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三个省委书记公开反对“两个凡是”，其中一位仍健在

1978年那会儿，中央两边观点撞得厉害，地方大员都懂，看不清风向的时候闭紧嘴巴才是保命准则，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可偏偏就有三个主政一方的省委一把手，主动站出来，明晃晃表态支持实践检验真理，直接碰了“两个凡是”的硬钉子。这三位不怕丢乌纱帽的老干部，到底是为啥要冒这个险？

1977年调任辽宁的任仲夷，接下的是重工业老大哥的烂摊子。辽宁国企密集，计划指令卡得死，一大堆冤假错案等着平反，明明一眼能看出错，就因为当初上级定了性，没人敢碰。任仲夷碰到这个事儿，根本憋不住。

1978年6月开信访工作会，他直接拍板，判案对错看客观事实，不看以前是谁定的。这话摆明了就是打破“两个凡是”的限制，为了把道理说透，他还写了文章明确说任何理论都得经实践检验，没有不能改的老条条。文章先在省委刊物刊发，没多久就被中央大报全文转载，一下子带了节奏，不少省份都跟着表态。

后来任仲夷调到广东当省委第一书记，赶上试办经济特区，他力主放开生鲜农产品价格，让市场自由买卖。政策刚出的时候，广州物价短时间涨得厉害，骂声议论都不少，他愣是顶住压力没回头。就过了几个月，农产品供应一下子上来了，物价慢慢回稳，广东也成了全国最早告别商品票证的地方。

甘肃的情况和辽宁完全不一样，辽宁是工业旧包袱重，甘肃是连老百姓吃饱饭都成问题。地处西北干旱缺水，农业本就薄弱，之前政策管得太死，不准农民搞副业，还清了自留地，粮食产量低到大半人要吃国家返销粮。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宋平，本来就是计委出身，对经济数据门清，下基层转一圈就摸透了问题。

现行的农业政策完全违背甘肃的自然规律，把农民的种地积极性全耗没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出来后，宋平立马抓住机会开省委扩大会，把各地市书记都叫来讨论。他直接说，检验甘肃工作好不好，不看口号喊得多响，就看能不能多打粮食，让老百姓吃饱。

之后甘肃直接出台放宽农村管制的政策，允许开垦荒山，恢复自留地，就连部分地区私下搞的包产到户，也默认其存在。这些贴合实际的政策一落地，甘肃农业很快就有了起色，宋平也因为务实能干，1981年调到中央，历任计委主任、中组部部长，任内大力提拔懂经济的实干干部。出生于1917年的宋平，如今已经109岁，是当年三个人里唯一一个还在世的。

黑龙江的杨易辰，面对的是全国最大的垦区和林区，那时候全按计划指令走，完全不管当地实际。明明有些地方气候水土不适合种指定作物，硬压指标，结果大面积减产，林区只砍不造，越砍越穷陷入死循环。杨易辰看得明白，就是教条主义的框框把生产力捆死了，不破局不行。

1978年10月，他在哈尔滨主持开了十八天的省委常委务虚会，直接让农林部门把账本摆到桌面上，实打实算之前瞎指挥造成了多少损失。亏多少钱明明白白摆出来，参会的人都没话说，很快就达成共识，黑龙江农林生产跟着土壤气候实际走，再也不机械执行瞎指挥的死命令。之后他给国营农场下放不少自主权，慢慢盘活了东北的农林生产。

1983年杨易辰调到北京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那时候国家法治刚恢复，赶上整治治安，不少地方为了冲办案数量，不顾程序乱来，把小错拔高成大罪的情况不少。杨易辰反复跟各级检察机关强调，不管啥时候都要守住法律底线，批捕起诉必须证据确凿，严禁刑讯逼供。他顶住运动式执法的压力，减少了很多冤假错案，稳住了当时的司法秩序。

那会儿这三个人都已经是主政一方的省级高官，只要闭上嘴不表态，按惯例稳着来，安稳保住职位待遇退休根本不是事儿。可他们就是在局势还没完全明朗的时候，把个人政治前途放到台面上，敢碰没人敢碰的问题。说白了还不是在基层看了太多教条主义害死人，见不得老百姓受苦，才放不下手里的责任，赌这一把。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拨乱反正中的三位省委第一书记 光明日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