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现代转型真有“普世模式”吗？｜双体实验室

大家好，我是船长。

中国连续30多年的经济超增长，让“中国模式”成为全球热议的焦点。中国是否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非西方文明的现代转型，究竟是普世模式的简单复制，还是各自传统深层结构的必然延伸？

金观涛老师从中国崛起的挑战切入，系统阐述了非西方轴心文明现代转型的深层逻辑。文章指出，“纯粹学习说”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各文明在转型后大多保留了原有的超越视野。这意味着，引进现代观念必须与本土超越视野相互调适。作者提出“广义的工具理性”概念——如果一个文明已拥有两种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就能最快引进现代价值，日本便是典型；反之，某些伊斯兰社会则步履维艰。

更复杂的是，转型中可能出现社会脱序，导致传统有机体的重建，从而将原有演化模式卷入现代化进程。中国文明的超稳定结构、日本的“类起源”模式、印度的被殖民路径、俄罗斯的飘变与重建，都表明：现代转型的道路各不相同，但目标殊途同归——建立整合性契约共同体。

图：阿道夫·西雷米·希斯彻 《阿喀琉斯之墓》

从中国文明的复杂性讲起

文/金观涛

中国崛起的挑战

在非西方社会现代转型的讨论中，最大的理论困惑源于中国文明的复杂性，特别是近30年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众所周知，19世纪初全球化冲击到达东亚；从那时起，中国文明就不可逆转地被卷入了现代化进程。中国现代化之路曲折漫长，社会长期处于革命动荡之中，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后才实现了经济起飞。令全世界惊奇的是，自1980年以来中国大陆连续30多年保持着经济超增长。

面对中国巨变，学术界一开始有“崩溃”和“崛起”这两种说法。但自 2004年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的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发表《北京共识》一文起，围绕“中国模式”的相关论述便开始勃兴，旨在指导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2008年，在金融海啸的影响下，西方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而中国经济却保持着强劲发展的势头，甚至有人估计15年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一时间，“中国模式论”引起广泛关注。2009年9月，日本著名政论杂志《中央公论》刊登了福山的演讲以及对他的访谈，连颇为顽固的福山都承认“历史终结论”没有考虑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同年，英国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撰写的长篇英文论著正式出版，其标题居然是《当中国统治世界：天朝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衰落》。中国文明似乎可以在不建立现代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力的超增长。

无论“中国模式论”是否成立，20世纪末中国大陆经济起飞作为中国文明150年现代转型中所呈现出的又一新现象，无疑加深了西方社会关于“中国社会特殊”的印象。为什么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如此特殊？其实，如果将研究的时间范围往前推200年，即从分析中国社会的近现代转化，转向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演化，就会发现中国文明演化的特殊性是理所当然的。正如我在第二、第三讲所分析的，不同轴心文明的超越视野不同，由超越视野规定的社会组织蓝图不同，它们与社会行动的互动方式也有所差异。也就是说，每种轴心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其社会结构的演化模式亦大相径庭。

中国文明的复杂性之所以引起诸多困惑，是因为非西方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长期以来只被当作一个纯粹地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它和轴心文明自身的演化不是一回事。正如我在第四、第五讲所分析的，现代性起源于天主教文明，非西方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只可能通过模仿现代西方社会的结构实现。模仿过程包括引进西方的现代个人观念、普遍人权和工具理性，并利用民族认同建立整合性契约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

模仿是否成功则取决于该社会能否实现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张和科技的无限制运用，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超增长。这里，模仿的目标是确定的，模仿是否成功有着明确的标准。换言之，非西方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似乎应该遵循着普遍一致的模式，一旦有轴心文明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与普遍模式不相符的经济超增长结构，就会遭人质疑。

其实，上述“纯粹学习说”是否正确，从未经过严格的理论考察。只要着眼天主教文明现代转型的历史逻辑，立即发现它直接取决于希伯来超越视野（T1）和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T3）的二元分离，无论是加尔文宗社会建立在工具理性之上，还是民族主义导致天主教退出国家和社会制度正当性论证，两者均是如此。而“纯粹学习说”完全忽略了非西方轴心文明的超越视野在其现代转型中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我们目前所知悉的经验事实，非西方轴心文明完成现代转型以后，其超越视野一般都没有发生改变。非西方文明虽然学习了现代社会的结构，但大多没有引进西方宗教，而是保持了自己原有的超越视野。正如第三讲所述，在轴心文明演化过程中，超越视野通常不变，该原则在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依然成立。

图：泰奥菲勒·斯坦兰 《 牡丹 》

如果非西方轴心文明现代转型是一个纯粹学习的过程，上述超越视野不变是不可思议的。在西方现代社会，现代观念和现代社会组织蓝图（整合性契约社会） 建立在本来具有的两种超越视野之上。现代民族国家起源于天主教文明中两种超越视野二元分离，并导致再也无法由某一种超越视野来规定社会组织蓝图。非西方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只是学习引进现代观念和现代社会组织蓝图。

既然其原有的超越视野不变，背后一定存在该超越视野与引进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社会组织蓝图之间复杂的互相调适，否则引进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社会组织蓝图不可能在非西方轴心文明中立足。也就是说，既然不同轴心文明的超越视野所规定的社会组织蓝图，以及它们和社会的互动方式有所不同，这肯定会影响该文明的现代化学习过程。

由此可见，非西方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必定受到一个深层结构的制约，这就是该文明原有的超越视野与现代化学习的关系。这一关系只有在历史的长程演化中才能显现出来，它不仅支配着非西方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还影响了现代社会结构的运作模式及其进一步的变迁。

寻找支配现代化学习的深层结构

一旦发现超越视野和社会组织蓝图的关系是支配非西方轴心文明现代化学习的深层结构，之前分析天主教文明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的整套思路，就可以用来解读其他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

我在之前指出：现代社会在西方最先形成有一个大前提，这就是天主教社会是文明融合的产物，它是建立在两种互相结合的不同超越视野之上的。这样，才有两种超越视野的分离导致再也不能由一种超越视野规定社会组织蓝图，以及工具理性和现代观念系统的形成。

工具理性和现代价值结合形成整合性契约社会，即现代民族国家还需特殊的契机，它只能在加尔文宗社会中诞生。天主教社会的现代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向加尔文宗社会学习的过程，第五讲第四节展示了相关条件，其要点可以概括为通过民族主义使超越视野退出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论证，并通过民族独立引进个人权利观念，使整合性契约社会得以形成。

图：卡尔·克纳茨《 夜窗天竺葵 》

一旦把现代社会在天主教文明中的形成提到这样一种高度，立即发现类似的逻辑在其他轴心文明中也可以成立。不同之处仅在于如下两个方面：天主教社会现代社会的起源依赖于超越视野T1和T3的二元分离，其他轴心文明亦存在两种超越视野二元分离的可能，只是超越视野不是T1和T3而已。此外，在现代化学习过程中，天主教社会的超越视野和加尔文宗社会相同，都是T1；而其他文明的现代化学习必须考虑其超越视野和学习榜样的差异。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区分出三种天主教文明的现代转型中不存在的情况。

第一，除了天主教文明以外，其他轴心文明中亦发生过文明融合。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融合形成的程朱理学就是著名的例子。程朱理学传到日本以后，江户时代的日本官方意识形态亦具备了类似于天主教神学那样的两种不同超越视野互相结合的结构。

尽管日本朱子学与天主教神学所蕴含的超越视野不同（前者是T2和T4；后者是T1和T3），但它们同样会发生二元分离，也会出现再也不能由单一超越视野规定社会组织蓝图的情况。换言之，就两种超越视野的分离共存而言，它与加尔文宗社会相同。那么，与最早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加尔文宗社会相对应的，在非西方轴心文明现代转型过程中上述同构现象又是什么呢？

必须强调的是，并不是任何两种超越视野的分离共存都能催生现代观念系统。现代性起源于天主教文明中超越视野T1和T3分离共存，它对自然法的解构产生了现代观念系统（如科学和人权）。这样，非西方轴心文明即使在演化过程中实现了两种超越视野的分离共存，仍需要通过学习才能建立现代社会。在第四、第五讲，我把T1和T3分离共存称为“工具理性”，指出工具理性是其他一系列现代观念形成之前提；在非西方轴心文明现代转型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把该文明原有的两种超越视野分离共存称为“广义的工具理性”，它本身虽不能产生现代性，却最容易引进T3和现代价值。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具有“广义的工具理性”的社会最容易实现现代转型。

第二，我在之前讨论过，在不具备现代价值的天主教社会的现代转型中，民族主义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些社会只有依靠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所催生出的民族独立，才能学习现代价值。在此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为政治、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并迫使超越视野退出政治、经济领域，最终达成理性与终极关怀的分离；与此同时，个人权利在民族独立过程中得到普及，个体从社会有机体中分离出来，成为建立契约社会的基础。

因各天主教社会的终极关怀相同，我在第五讲中只讨论了民族主义兴起的外部条件，没有涉及强有力的民族主义的形成和终极关怀的关系。显而易见，在非西方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中，该文明的超越视野能否退出政治和经济领域，首先取决于终极关怀的性质，它是决定民族主义能否兴起的关键性因素。

为什么？有道德感的人通常不会去学习（道德上）错误的事物，对社会制度的态度亦是如此。非西方轴心文明原有的超越视野规定了其社会组织蓝图，这是一种原先被视作“正确”的社会制度，如果超越视野及其相应的价值系统不退出政治、经济领域，就无法确立民族国家这一新社会组织蓝图的正当性。更何况任何一个轴心文明都有世界主义倾向，期望将本文明的社会组织原则推至整个人类社会，这时，民族主义不会被普遍接受。如果没有民族主义作为中介，非西方轴心文明又如何接受现代观念呢？换言之，非西方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其超越视野退出社会制度的正当性论证之难易决定了其民族主义是否可以顺利形成。

将上述两种情况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结论：非西方轴心文明现代转型首先取决于“广义的工具理性”形成之难易。这里存在两个极端：如果某个文明本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超越视野共存，引进的T3和原有的超越视野自然不会发生矛盾，这时现代化学习最快；如某个文明的终极关怀极难形成“广义的工具理性”，它实现现代转型的速度一定最慢。日本和某些伊斯兰社会分别是这两方面的典型。日本很早就出现T2与T4两种超越视野的共存，它为迅速引进的T3和T2、T4的分离共存提供了一种基本结构。

只要全球化冲击来临，不同超越视野的分离共存将有利于日本引进古希腊罗马超越视野，学习西方的现代观念和社会组织蓝图。正因如此，19世纪末日本民族主义以雷霆万钧之势兴起。和日本成为东亚最早的现代民族国家相对应，某些伊斯兰社会因极难形成“广义的工具理性”，在走向现代民族国家进程中至今仍步履维艰，从而成为非西方轴心文明现代转型的另一个典型。

轴心文明现代转型的大历史观

除了上述两种情况外，还有更为复杂的第三种情况。天主教文明在向现代社会转型以前，就已经确立了法治秩序，如果某一个天主教社会原有的有机体解体，被解放出来的个人必定会被纳入现代契约社会，进而形成整合性的契约共同体，一般不会出现原有社会有机体解体，但整合性契约共同体尚未形成的社会脱序状态。

非西方轴心文明向现代社会转型，是现代契约社会的法治秩序取代原有社会有机体的过程；但大多数非西方轴心文明不存在天主教文明的法治传统，只要现代民族国家的稳态尚未建成，极有可能发生社会的脱序，特别是对那些大帝国而言。这里，因为非西方轴心文明的终极关怀和天主教文明不同，才会发生西方天主教文明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中很少出现的“现代转型导致社会解体”的案例。

一旦非西方轴心文明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社会整合危机，重建社会秩序立即成为该文明最重要的任务，而对应然社会的追求一直是社会整合的基本力量，这时超越视野必须重新规定社会组织蓝图，以替代整合性的契约共同体。由此导致的结果，或者是原有的超越视野重新规定应然社会，或者是原本分离共存的两种超越视野互相整合，以重构现代社会组织蓝图。

我们不要忘记，根据新社会组织蓝图重建的社会，依旧是一个社会有机体，其形成虽然标志社会整合的达成，但同时必定会将现代市场经济再一次嵌入社会有机体中。由于社会有机体无法容纳生产力的超增长，故无法与现代契约社会相竞争，这些新社会有机体向现代契约社会的转型迟早会被历史再一次提出来。

在这种“现代转型过程中社会脱序—有机体重建—新有机体再转型”的进程中，必定包含了该文明原有的演化模式。这样，我们得到另一个重要结论：非西方轴心文明经历的转型期越长，其社会解体越彻底，该轴心文明独自演化中所具有的深层结构表现得越明显。换言之，只要我们长程地用轴心文明的尺度考察非西方社会现代化学习过程，它和“纯粹学习说”的结论相反。

也就是说，在非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最后完成之前，轴心文明各自演化的历史模式，必定一次次地被卷入其中，故而不同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模式大相径庭。但是，最后要达成的结果是确定的，这就是引进现代价值，建立整合性的契约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如此方能与其他现代民族国家竞争。

如果从长时段来考察非西方轴心文明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全过程，每一种轴心文明所采用的方式在原则上都是不同的，其差别根植于不同轴心文明各自的独特演化方式。“纯粹学习说”主张现代转型的道路具有普世性和同一性，这是现代化研究者考察的时段太短，或者其分析的样本范围过于狭窄所致。由此看来，“中国特殊论”实为历史短视所造成的。

图： C. R. W. 内文森 《 苏塞克斯威尔德地区的风景 》

我要强调的是，虽然每一种轴心文明现代转型所采用的方式在原则上都是不同的，但不同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的目标却是殊途同归，它们最终指向的是整合性契约共同体，而非其他中间形态的文明结构。当然，在不同的轴心文明中，现代观念所立足的互相分裂的两种超越视野各不相同，其所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亦不尽相同，由此会带来现代社会形态的差异性。但此一问题必须纳入另外的层面讨论，而非“中国特殊论”所能涵盖的。

通过本节的讨论，我们发现：可以根据第三讲轴心文明的演化模式来分析非西方轴心文明现代转型的类型。和天主教文明孕育第一个现代社会相对应，支配日本社会现代转型的是“类起源”模式；中国文明现代转型的复杂性，来自超稳定系统固有的文明融合结构；伊斯兰文明现代转型方式大多遵循历史上有过的飘变；印度教文明是通过被殖民模式完成现代转型的；而东正教文明除了蕴含飘变模式外，还涉及现代社会的演化。

本文系摘选自《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一书第六章节第1节。为便于阅读，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删减，推文标题为编者所拟，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文中部分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公众号后台删除。

内容编校：睿扬

编发 审定：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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