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之问的一个回答

刘远举：李约瑟的观点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这种单一的哲学观，并不足以说明“何以发生”，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差得那么远。

20世纪30年代，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首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近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引发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的广泛探讨。

李约瑟本人提供了一些解释：中国没有具备适宜科学成长的自然观、哲学观；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经验阶段等等。

回顾西方科学发展历史，早在古代希腊时期便诞生了“毕达哥拉斯主义”，就认为“物理世界、宇宙的秩序是由绝对和谐、永恒的数学规律所构成的”。这种观念把数学和自然结合在一起。柏拉图继承并发扬了这个观点，把世界划分为数学规律和表象两个世界。这种二元论，鼓励人们抽象出现象的数学规律，深深影响了整个西方的哲学观。比如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就是从行星运动抽象出引力方程。

所以，李约瑟的观点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这种单一的哲学观，并不足“何以发生”，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差得那么远。

差距是从文艺复兴时期拉开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人的理性的觉醒，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为工业文明奠定了基础。说到文艺复兴，人们都会联想到绘画、雕塑，那么，仅仅是艺术中蕴含的人性力量推动了科学发展，还是另一些更具体的东西？

我认为，这一更具体的东西就是透视的发明、理论化和普及。

“透视”一词源自拉丁文prospectiva（光学），简单地说，即所有平行线会向一个或多个灭点（消失点）汇聚，构建三维空间纵深感。透视法的形成与建筑学、数学发展密不可分，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产物 。

早在1028年，海什木（Abu Ali al-Hasan ibn al-Haytham），撰写了一本视觉理论著作《光学之书》（Kitāb al-Manāzir）。200年之后，此书在欧洲流行，并在13世纪至15世纪催生了大量视觉制作实验，最终形成了线性透视。

文艺复兴时期，乔托等艺术家开始探索在图画中表现空间距离的效果，但未掌握系统的透视法。15世纪初，著名的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建筑师，发明了一种光学技术，他在画面的垂直光线与消失点相交之处钻了一个小孔。他邀请观者透过这个小孔观察一面镜子，镜子中反映出洗礼堂的图像。1413年左右，布鲁内莱斯基就可以将物体的位置映射到一个平面上，远处的物体看起来更远。此后十年，几乎没有画家使用了这一技术。

过了大约二十年，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在1435年出版的《论绘画》（On Painting）中，描述了用于精确放置物体的透视网格。把透视理论化、系统化，为写实绘画打下了基础。

又过了20年，1452年，洛伦佐•吉贝尔蒂雕刻的，被米开朗基罗称为“天堂之门”的佛罗伦萨圣若望洗礼堂之门，其中一幅著名的浮雕作品《以撒与以扫》，就熟练地应用了透视法。1465—1469年期间，保罗•乌切洛的《亵渎圣体的奇迹（场景二至六）》完整地展示了线性透视法。待到我们熟知的达•芬奇的创作时代，也即1470年到1519年，透视已经是一种熟能生巧的技能了。我们小时候学的达•芬奇画鸡蛋，练习的正是透视。至此，透视成为西方古典写实绘画的基石技法，它对绘画的改变是，可以画得非常写实。

文艺复兴发生于14世纪到16世纪，即1500—1600年，接下来，17世纪，就是科学革命和全球殖民时期。到了十八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了。从时间线上看，透视在科学革命之前。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透视，使得大规模、低成本传递、扩散、传承技术、科学知识成为可能。

人类获得信息90%以上都源于眼睛，看到，对人类很重要的。看到月亮和星星，能启迪人的思考。发明望远镜，观察行星、带来了万有引力理论。发明显微镜，看到微生物，开启了现代医学。解剖实体，看到人的器官，也是推动现代医学发展的动力。但“看到”，并不容易。望远镜、显微镜一开始都很贵，也需要场地；解剖人体一开始更是禁忌。而正是建立在透视之上的写实绘画，使得更多的人坐在书桌前，就可以“看到”，低成本地学习知识。

印刷术当然是重要的，但在印刷术之前，画得像是一个逻辑上的前提。“画得像”，使得画画可以成为一个产业。产业则能刺激从业人数规模，提升行业技能。然后，“画得像”这个技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会赋能其他行业。达•芬奇亲自解剖了30多具尸体，这种精神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他的手稿中，对人体骨骼、肌肉和器官的描绘，精准度极高，甚至与现代解剖图谱不相上下。他画的机械设想图，也都是三维的，非常写实。再比如牛顿并不是一个画师，但他手稿中的三维绘图，技艺已经非常熟练。

透视作为一种观察方法，是可以直观体验的，中国的南北朝时期，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就已认识到“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的近大远小的透视原理。唐代王维在《山水论》中关于景物远近、大小的论述，也与焦点透视法相吻合。但这些技能没有被数学化、理论化，也没有广为传播，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人不能知道明代古人的样子。同样的，明《天工开物》中的各种图，都缺乏三维结构。

直到明末利玛窦传入西方透视知识，透视才逐渐被引入绘画。清代年希尧的《视学精蕴》推动了透视理论的本土化，焦秉贞、郎世宁等宫廷画家结合中西技法进行了实践。但这些技能没有被普及。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是对中医的一次大修正，提出了解剖图谱和一些生理学方面的新观点，但遗憾的是，其解剖图仅仅是一个示意图，做不到写实。显然，妨碍了医学知识的传播。

更关键的是，除了“画得像”对技术传播的改变，它也改变了“社会对技术的认知”，改变了技术的地位。

在古代中国，虽存在工程技术活动及工部等管理机构，但技术知识未被纳入主流教育体系。一方面，理工实践主要依赖工匠群体，因战乱或社会变动失传，难以形成持续积累。另一方面，文人以从事技术为耻。这是因为没有绘画，就没有技术书籍，就不能进入课堂，无法纳入科举等考核制度，就不能成为筛选人的标准，技术、技术人才，在政治上就没有上升渠道，就没有话语权。技术在政治上就是低端的技能，即便能提供便利，提高生产效率，也不过被谓之“奇技淫巧”。

这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也能看得到遗迹。让今天的大学物理、土木、机械、工民建专业的学生，都在工地学习三年，这些专业也没人愿意去。正因为可以坐在教室学习，这些专业才能成为观念中的“阶层跃升的专业”。这种专业性，提供了文凭，文凭是筛选的基础，而筛选，则是成为人上人的制度安排。

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坚持，西方绘画的透视法则是从单一、固定的视点出发来表现画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国山水画却始终没有运用这种透视法，绘画采取的是“散点透视”。这仅仅是一种艺术观念差异。作为艺术的透视技法可以争论，但其对实践的作用，却是明确的。

透视不仅影响了技术的传播，它也深刻地塑造了人们对技术的观念，塑造了人才制度，再反过来影响技术的发展。所以，透视，是技术发展历史上的关键一环。中西方技术的差异，也就此拉开了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