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育率降至历史新低，全球趋势难以逆转

美国最新数据显示，去年的一般生育率降至每千名15至44岁女性53.1个新生儿，创历史最低水平。

有专家指出，与经济不确定、政治环境变化有关。

这样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显然仅仅解释了短期影响，而非趋势性因素。

二战以来，美国经历过太平盛世也经历过经济危机、政治动荡，但整体而言生育率是越来越低。

不止美国，全球发达国家和中国这样的工业化中等收入国家，生育率也在走低。

最近几十年，全人类都越来越不爱生，全球总和生育率1950年是约4.7，1990年降到了约3.3，2024年只有约2.2。

真相是，在当代，经济越发展，人们生育意愿越低，几乎不可逆。

当前，我们很难逆转生育率走低的趋势，但依然要重视人口问题，尽量减缓生育率下降对社会经济的冲击。

清朝康熙帝时期，实施“摊丁入亩”，宣称“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这一政策成为“康乾盛世”的重要标志。

“盛世滋丁”的表述背后，其实透露了古代社会的一个深入人心的观念，即大家认为，凡是“盛世”，一定会“滋生人丁”，在古代社会，经济越发展，人口增长越快。

到了后工业时期，或者说“后现代社会”，彻底变了。经济越发展，人们反而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

在传统农业社会，人口是核心的生产要素甚至是“财富”。古代战争中经常有“掳掠人口”的描述，因为“抢人”，有时候跟抢金银、粮食一样，是抢夺财富。

古代农业经济以土地和劳动力为基础，人口越多，意味着耕作能力、家庭收入越高，也是养老和家族延续的保障。劳动力的培养成本极低，在古代，几乎不需要任何教育，即可投入农业生产。

可以看出，在农业社会，大部分情况下，“多生孩子”在经济上是一个很“划算”的决策，这才有了“多子多福”的观念。

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会促进人口增长。在“盛世”，政治稳定、粮食充足、耕地开垦，这为人口繁衍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增长的人口又反过来创造更多财富，形成“人口-经济”的正向循环。

到了工业化时期，生产活动从家庭场景的耕种，转移到工厂、城市。社会分工细化，意味着培养劳动力必须付出教育成本。同时，教育、医疗、养老等功能逐渐被社会化和市场化。这就让养育孩子的成本变得高昂。

进入后工业时期或者说“后现代社会”，这一趋势更加强化。

大城市聚集了更多人口，养育孩子需要的刚性资源，如住房、优质教育变得越来越昂贵。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人与人的教育、职业竞争更加激烈，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观念深入人心。个人价值观兴起，一些年轻人家庭观念变得淡薄。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劳动参与率提升，生育与女性职业发展之间出现冲突。

当前，我们所有人口、婚育政策的目标，都是减缓生育率下降对社会、经济的冲击，而非根本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出生率下降过快，人均寿命延长，会加剧人口老龄化。学校、产科会过剩，养老、医疗设施会不足。

养老金体系也可能受到冲击，因为“缴纳基数”小了，“领取基数”大了。

老龄人口占比高，还可能抑制内需。因为老年人需求天然不足，会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

我们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出生率下降太快，从而为转型争取时间。

当下，“内卷”并非中国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

在当代，绝大部分人并不存在“生存”危机，但社会经济结构的设计，倒逼人们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无限努力，进行存量竞争，这才是“内卷”的本质。这种“内卷”环境下，全社会的生育意愿不可能高。

必须先解决“内卷”问题，才能讨论如何从根本上提升生育意愿。

未来，可能需要AI和机器人，帮助人类解决这一困局。

例如AI可以提高生产力，降低人们的劳动时间，让人们有更多精力关注组建家庭。机器人可以从事家务劳动，减少育儿需要付出的劳动和时间。

当然，这一切并不会自然发生，而是需要通过制度设计，让技术革命转变为社会红利，而非仅仅是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