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战争：世界最关键技术的争夺战》第二部分：晶体管推销员

《芯片战争：世界最关键技术的争夺战》是美国经济史学家克里斯·米勒撰写、蔡树军翻译的科技类著作。该书以半导体产业全球分工为主线，追溯从冷战至今的芯片技术发展历程，阐释芯片在现代军事、经济和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地位。全书涵盖美国通过技术博弈确立主导地位、台湾半导体产业崛起、华为5G技术受限等案例，分析全球芯片短缺与供应链危机背后的国家竞争。书中提及美国《芯片法案》补贴政策、EUV光刻机研发困境等议题，揭示大国在人工智能与军事技术领域的核心博弈。

晶体管推销员

1962年11月，当日本首相池田勇人（Ikeda Hayato）在华丽的爱丽舍宫拜会法国总统戴高乐时，他给戴高乐带来了一件小礼物：一台索尼晶体管收音机。戴高乐不仅是一个形式主义者和礼节主义者，还是一个有传统思想的军人，他认为自己是法国贵族的化身。相比之下，池田勇人认为他的国家的选民是直截了当的物质主义者，并承诺在十年内将他们的收入翻一番。戴高乐在会后对一名助手说，日本只不过是一个“经济大国”，池田勇人表现得像一个“晶体管推销员”。 但不久之后，全世界都会羡慕日本，因为日本将通过半导体产品的成功销售，比戴高乐想象的更加富裕和强大。

集成电路不仅以创新的方式将电子元件连接起来，还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家连接成一个网络。苏联通过复制硅谷的产品，无意中成为这个网络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日本有意融入美国的半导体产业，这一过程得到了日本商界精英和美国政府的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些美国人曾设想剥夺日本的高科技产业，作为对日本发动残酷战争的惩罚。但在日本投降的几年内，华盛顿的国防官员采取了一项官方政策，即“一个强大的日本比一个弱小的日本风险更小”。 除了短暂关闭过日本核物理研究外，美国政府支持日本作为一个科技大国复兴。 其中的挑战在于，帮助日本重建经济，同时将日本与美国主导的体系捆绑在一起。让日本成为晶体管推销员是美国冷战战略的核心之一。

晶体管发明的消息最初是通过占领日本的统治者美国军事当局传到日本的。菊池诚（Kikuchi Makoto）是位于东京的日本政府电工实验室的年轻物理学家，该实验室雇用了一些日本顶尖的科学家。有一天，他的老板把他叫到办公室，透露了一个有趣的消息，说美国科学家把两个金属针连接到一块晶体上，能够放大电流。 菊池诚明白这是一项非凡的发明。

在被轰炸的东京，人们很容易感到与世界顶尖物理学家隔绝，但位于东京的美国占领军总部为日本科学家提供了查阅《贝尔系统技术期刊》（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应用物理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和《物理评论》等期刊的途径，这些期刊发表了约翰·巴丁、沃尔特·布喇顿和威廉·肖克利的论文。这些期刊在战后的日本是不可能直接获得的。菊池诚回忆道：“我会翻阅内容，每当我看到半导体或晶体管这个词时，我的心跳就会加快。” 几年后，1953年，当美国科学家在一个炎热潮湿的9月前往东京参加纯粹与应用物理国际联合会的会议时，菊池诚遇到了巴丁。巴丁被当作一个名人对待。对于想给他拍照的人数，他感到震惊。巴丁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闪光灯。”

在巴丁访问东京的同年，盛田昭夫从羽田机场起飞前往纽约。盛田昭夫的父亲是日本著名的清酒酿酒厂第十五代继承人，曾希望他的儿子成为第十六代继承人，管理清酒生意。盛田昭夫从出生起就被培养来接管家族企业。但盛田昭夫儿时喜欢摆弄电子设备，长大后获得了物理学学位，这为他指向了另一个方向。在战争期间，这种物理专业知识可能挽救了他的生命，使得他被送往研究实验室，而不是前线。

盛田昭夫的物理学学位在战后的日本也被证明是有用的。1946年4月，日本仍处于废墟之中，盛田昭夫与一位前同事井深大（Masaru Ibuka）合作，创立了一家电子公司，该公司很快被命名为“Sony”（索尼），其名字来自拉丁语“sonus”（声音）和其美国昵称“sonny”。他们的第一台产品电饭煲是一个“哑弹”，但他们的录音机工作良好，销量更好。1948年，盛田昭夫了解到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并立即抓住了晶体管的潜力。盛田昭夫回忆道，这似乎是“奇迹” ，他梦想着彻底改变消费电子产品。

1953年，抵达美国后，盛田昭夫对美国的幅员辽阔和非凡的消费能力感到震惊，尤其是与战后东京的贫困相比。盛田昭夫想，这个国家似乎什么都有。 在纽约，他会见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高管，他们同意向盛田昭夫颁发生产晶体管的许可证。他们告诉盛田昭夫不需要制造比助听器更有用的东西。

盛田昭夫清楚戴高乐所没有意识到的：电子是世界经济的未来，晶体管嵌入硅芯片中将使难以想象的新产品成为可能。盛田昭夫意识到，晶体管的更小尺寸和更低功耗将改变消费电子产品。他和井深大决定将公司的未来押在不仅面向日本客户，而且面向世界上最富有的美国客户销售这类产品上。

日本政府表示支持高科技。同年，盛田昭夫前往美国贝尔实验室，日本皇太子访问了美国无线电研究实验室。日本强大的通商产业省也希望支持电子公司，但该部门的影响好坏参半，一度将索尼从贝尔实验室获得晶体管许可证的申请推迟了几个月，理由是该公司未经该部门同意，就与一家外国公司签订合同是“不可原谅的暴行”。

索尼在日本具有人力成本低的优势，但其商业模式最终是创新、产品设计和营销。盛田昭夫的获得“许可”策略与苏联官员肖金的“复制”策略大相径庭。许多日本公司以无情的制造效率著称。索尼利用硅谷最新的电路技术识别新市场，并以令人印象深刻的产品瞄准新市场，表现出色。“我们的计划是用新产品引领公众，而不是问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产品，”盛田昭夫表示，“公众不知道什么是可能的，但我们知道。”

索尼的第一个主要成就是晶体管收音机的发明，比如池田勇人送给戴高乐的收音机。几年前，TI曾试图销售晶体管收音机，尽管它拥有必要的技术，但在定价和营销上搞砸了，随后放弃了这项业务。 盛田昭夫却抓住了这个机会，很快就销售了数万台索尼收音机。

但像仙童这样的美国芯片公司继续主导着芯片生产的前沿领域，比如与企业主流计算机相关的业务。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日本公司在知识产权方面支付了相当高的许可费，将芯片销售总额的4.5%交给了仙童，3.5%交给了TI，2%交给了西部电器。 美国芯片制造商很乐意转让它们的技术，因为日本公司似乎落后了几年。

索尼的专长不是设计芯片，而是设计消费类产品和定制人们需要的电子产品。计算器是日本公司改造的另一类产品。1967年，TI董事长帕特·哈格蒂要求杰克·基尔比制造一台手持半导体计算器。但TI的营销部门认为，廉价的手持计算器没有市场，因此该项目搁浅。日本夏普不同意这一观点，将加利福尼亚州生产的芯片用于计算器，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简单和便宜得多。夏普的成功保证了20世纪70年代生产的大多数计算器是日本制造的。哈格蒂后来感叹道，如果TI早一点找到销售自己品牌产品的方法，TI“就会成为消费电子产品的索尼”。 但复制索尼的产品创新和营销专业知识，被证明与复制美国的半导体专业知识一样困难。

美国和日本之间出现的半导体共生关系涉及复杂的平衡行为。每个国家在供应和客户方面都相互依赖。到1964年，日本在分立晶体管的生产上超过了美国，而美国公司生产了最先进的集成电路芯片。美国公司制造了最好的电脑，而索尼和夏普等电子制造商生产的消费品推动了半导体消费。日本的电子产品（包括半导体和依赖它们的产品）出口从1965年的6亿美元激增到20年后的600亿美元。

相互依赖并不总是顺利的。1959年，美国电子工业协会呼吁美国政府提供帮助，以免日本进口产品损害“国家安全”和协会的底线。 但让日本建立电子产业是美国冷战战略的一部分，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华盛顿从未就此问题向东京施加过多压力。原本可能会站在美国公司一边的《电子学》等出版物指出，“日本是美国太平洋政策的基石……如果日本不能与西半球和欧洲进行健康的商业往来，日本将在其他地方寻求经济支持”，比如中国或苏联。 美国的战略决策要求日本获得先进技术，建立尖端企业。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后来表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不会满足于制造晶体管收音机。” 他们必须被允许甚至鼓励开发更先进的技术。

日本高管也同样致力于让这种半导体共生关系发挥作用。当TI试图成为第一家在日本开设工厂的外国芯片制造商时，公司面临一系列监管障碍。索尼的盛田昭夫碰巧是哈格蒂的朋友，他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以换取部分利润。他吩咐TI的高管们要隐姓埋名地访问东京，用假名在酒店登记，不要离开酒店房间。盛田昭夫秘密去了酒店，并提议成立一家合资企业。TI将在日本生产芯片，与官僚打交道的工作则交给索尼。盛田昭夫告诉TI的高管们：“我们会为你们打掩护。” 得克萨斯州人认为索尼是一家“无赖公司”，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恭维。

在盛田昭夫的帮助下，在经历了许多烦琐手续之后，日本官员终于授予了TI在日本开设半导体工厂的许可。对于盛田昭夫来说，这是另一场“政变”，使他成为太平洋两岸最著名的日本商人之一。对于华盛顿的外交政策战略家来说，两国之间更多的贸易和投资联系，使得东京与美国领导的体系联系得更加紧密。对于像池田勇人这样的日本领导人来说，这也是一次胜利。池田勇人提前两年实现了日本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日本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了一个新的席位，这要归功于像盛田昭夫这样勇敢的电子企业家。晶体管推销员的地位远比戴高乐想象的更有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