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州佛山寺曾出土金代窖藏铜币一千多斤、达170个品种

汝州佛山寺曾出土金代窖藏铜币一千多斤、达170个品种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李献奇、侯鸿钧/文

1969年11月上旬，在临汝县（今汝州市，下同）城关西北佛山寺西约200米的地方，距地表近2米深处，发现两瓮窖藏铜钱。我们闻讯后，便偕同县文化馆的同志赶赴现场，对铜钱出土地点进行了勘查，并收回了这批铜钱。这批铜钱总重510公斤，上迄西汉，下至金代，前后十五个朝代，共170种。

这里为什么会藏有这么多年代相去久远的钱币呢？除了收藏者因战乱和某种个人原因外，主要是与临汝的地理位置、商业情况有关。据《汝州全志》载：临汝古称汝州，它“面临汝水，背负嵩山，左控荆襄，右联伊洛。叩元机于崆峒，銮驾留名，瞻晓于温泉，方成衍泽，属东都(洛阳）胜辅，允称南国化疆”。宋时，“汝州又称辅州，汴京东西两路俱为京师辅郡。玖和五年（公元1115年），升为陆海节度，属京西（开封）北路。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金废。金为汝州隶河南路。”因为临汝地处交通要道，四通八达，又是豫西重要的商埠之一，特别宋代、其位置处于东西两京要冲，为聚敛钱币者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批铜钱，为我们研究古钱币提供了以下方面的可贵资料：

第一、唐“开元通宝”到两宋的铜钱，背穿上下左右分别铸有直道、“星”点、“月纹”，或“星”、“月”并存。自南宋淳熙七年后，这三种标记不复再见。以前，曾有人说钱背“月纹”，是唐某皇后的指甲痕，后人曾写诗“金钗坠地无因见，藏得开元一念痕“（金·李俊民）。问题是唐开元钱背有月、星共存，或是有直道、星点者作何解释？在唐以后，特别是两宋，钱背直道、星点、月纹越来越大，有增无减。因此，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钱背所铸直道、星点、月纹，是某地某铸监的标志。至于这些标志，具体代表某地某铸监，尚待进一步研究。

第二、关于对制钱，这个窖藏中发现十国南唐的“开元通宝”和“唐国通宝”二对；北宋的“天圣元宝”等二十六对；南宋的建炎等七对。共计三十五对对制钱，在宝丰县的古垛村曾发现8对北宋对制钱①，临汝佛山寺的窖藏发现的对制钱，从时代到品种远远超过了宝丰县所发现的对钱。对制钱的钱文书法、铸造水平较高，可以说是一种赏心悦目的工艺品。这批为数众多的对制钱的发现，对研究对钱增添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第三，唐会昌开元背穿上所铸纪地钱共有二十二种，临汝佛山寺发现会昌开元通宝背穿铸地十三种，其中绝大部分是长江以南各地所铸。南宋高宗偏安江南，北方广大地区为金人统治，这里发现建炎以后六个年号所铸的钱，为研究当时大江南北人民的商品交换有一定的价值。

第四，关于“崇宁通宝”和“崇宁重宝”的币值，有人认为“崇宁通宝”分小平、折十；“崇宁重宝”为隶书大钱（当十）。临汝窖藏中发现以上两种铜钱引起笔者对这种说法的怀疑。“崇宁通宝”从大小、重量分应是：折十（图四：14)、折五（15）、折三（16）、小平（17）四种。崇宁重宝”应是：折十（18-20），这三个钱平均在10克以上，折五（21、22），其重量均是7.9克，折二（23），重4.7克，小平（24），重2.4克。后二种，在《古钱大辞典》上可以找到同样的拓本。徽宗时盛行大钱，这里发现的“崇宁通宝”和“崇宗重宝”，共35.7公斤，95%以上是大钱。当时私铸者毁小钱铸大钱，这就使当十大钱太小，重量不一。由此，造成今天研究这一时期币值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