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井奎（上）：大家都知道，可为什么没有人说破？

李井奎

为什么有些事情人人心知肚明，却只有在“大家都知道别人也知道”的那一刻，才真正改变局面？

这是史蒂芬·平克常在新作《共同知识》中讨论的一个与日常生活非常贴近的问题。作为《共同知识》一书的译者之一，李井奎认为这本书是平克思想谱系中的一座桥梁，把语言、心智、理性、博弈、社会规范、取消文化等要素串成了一条连贯的线索。

职场中的委婉、亲密关系中的沉默、国际政治中的尊严、市场中的预期等这些看似分散的现实，背后都藏着同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什么信息一旦成为“大家都知道，而且大家都知道别人也知道”的事实，社会就会因此改写规则？

本次访谈，李井奎从语言学、认知科学、博弈论一路谈到战争、面子、取消文化、网络传播、AI与经济预期，勾勒出“共同知识”如何在现代社会中生成、扩散，也如何被刻意回避。

采访者：学人scholar志愿者陈黄蕊、韩宗洋、梁慧琳

01

什么是“共同知识”：从《皇帝的新装》到日常对话

学人： 史蒂芬·平克是“大名头”了，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或者曾听说但了解不深。如果让您介绍一下平克，您会怎么介绍他？同时，还想请您讲一讲您和平克以及这本书的“结缘”，您是如何走向对平克的翻译和研究的？

李井奎：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是一位享誉全球的加拿大裔美国实验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和科普作家，现任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Johnstone Family Professor） 。他因广泛宣传演化心理学和心智计算理论而闻名，被誉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我最早知道平克教授，是因为我的太太叶星，也就是《共同知识》这本书的第一译者，她毕业于浙江大学心理系。她是平克教授的粉丝，经常提到平克教授的著作。

同时，也是因为湛庐文化引进了他的大部分著作，比如《语言本能》《思想本质》《心智探奇》《当下的启蒙》《理性》等等，使我有机会深入了解他的思想。他给我打开了另外一扇知识的大门，让我了解到如何通过认知心理学来理解人类的思维、情绪和语言，尤其是他对语言的分析，让我感到尤为震撼，把我从经济学“理性人”的迷梦中惊醒。当然，或许也可以这样说，他的这些著作深化了我对“理性”的认识和理解，这本《共同知识》就是这样的著作。和平克这本书结缘，可能是始于我对生活中“仪式”问题的痴迷，我在译者序里也提到，我读《三国演义》时对禅让大典这类仪式感到很不解，因为它似乎并没有实际的意义。直到后来读到了韩裔美国政治学者崔硕庸教授的《理性的仪式》一书，我才如醍醐灌顶一般，对“理性”的社会含义有了更深刻的领会。我参加过湛庐文化的几次活动，自然也向湛庐文化表达过对他们引进平克著作的感谢，她们也了解我的读书和研究兴趣，于是就邀请我和我太太来翻译这本书。这也是我和我太太的荣幸，使我们有机会与平克这位思想大师作这种方式的思想交流。

学人：这本书的核心概念是“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一般读者对这个概念可能会比较陌生，您作为译者如何理解“共同知识”？它与“广为人知”的关键差别是什么？平克主要做语言学的研究，他在这本书中由“共同知识”这个概念，讨论了很多社会中常见或热门的话题。在您自己的翻译理解里，这本书和平克平素的思想体系有什么样的联系？

李井奎：不错，要理解“共同知识”，确实需要先从概念辨析入手，再将其置于平克宏大的思想体系中。“共同知识”是这本书的基石，它与我们日常所说的“广为人知”有着天壤之别。为了更直观地说明，我们还是来看书中引用的《皇帝的新装》这个例子。《皇帝的新装》里，在孩子喊出真相前，每个大臣和市民都私下知道皇帝没穿衣服，但他们以为只有自己知道（或不确定别人是否知道），所以都保持沉默。在孩子喊出“他什么也没穿啊！”之后，这句话将所有人的“私人知识”瞬间转化为“共同知识”。大家不仅知道皇帝是光着的，而且知道别人也知道，于是哄笑和议论才成为可能。 这里的关键差别是，“广为人知”是静态的、平行的信息堆叠；而“共同知识”是动态的、循环的认知确认。它创造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或“明摆着的事实”的场域。正是这种“我知道你知道”的无限确证，赋予了它改变游戏规则的力量——它能打破“沉默的螺旋”。

翻译完这本书，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共同知识》并非平克思想体系的“旁逸斜出”，而是一座精心搭建的桥梁，将他过往研究的几个核心板块完美地串联了起来。平克以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身份闻名于世，他的早期作品如《语言本能》《思想本质》都旨在揭示语言是洞察人性的窗口。在《共同知识》中，语言再次成为主角。平克指出，语言是“最早、最无所不在的共同知识”。想想我们使用的每一个词，比如“盐”。我能自信地向你要“盐”，不仅因为我知道这个词指什么，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你也知道，并且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如此循环。词语的意义本身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共同知识”，是社会协调的最基本工具。这本书可以说是他从“共同知识”这个全新且根本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语言的社会契约本质。

平克一直致力于用认知科学和进化心理学的“计算理论”（心智就是一套计算器官）来解释人类的各种现象。在《共同知识》中，他直面了一个难题：人脑的“工作记忆”有限，根本装不下“我知道她知道我知道……”这种无限嵌套的句子，那我们是如何处理共同知识的呢？他的解答非常“平克式”：我们的大脑并非真的在进行无限计算，而是进化出了一种强大的直觉。我们能够凭借一个“公共事件”（比如公开的宣告、明显的信号），瞬间感知到某件事已经成为“明摆着的事实”。这正是用认知科学的理论，去解释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的心理机制。如果说《思想本质》探讨的是语言如何反映我们的空间、时间、因果关系概念，那么《共同知识》则将这个窗口完全打开，让我们看到整个社会世界的运转逻辑。

《共同知识》

作者: [美] 史蒂芬·平克

译者: 叶星，李井奎

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出品方: 湛庐文化，2026-1

学人：最近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开战，美国多次施压，最终不宣而战，特朗普公开劝降伊朗，而伊朗现政府拒绝谈判，在之前的谈判中，美伊之间常常在谈判的共识上出现问题，在这本书的论述中，有关于战争的部分，讲述有很多战争，并不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的，而是从公开的尊严等 “共同知识” 的角度爆发的，您能否解释一下“共同知识”在战争中的作用？

李井奎：用平克的框架来观察当前美伊的紧张对峙，确实能让我们看到很多传统的利益分析之外的东西。“共同知识”在战争与和平的博弈中，扮演着一个既微妙又决定性的角色。它并非直接引发战争的“火药”，而更像是一个无形的“战场”或“协调机制”——战争的爆发与避免、升级与降温，往往取决于相关各方是否成功建立或摧毁了某种“共同知识”。

在国际关系中，公开的宣战、最后通牒，或者像特朗普那样公开“劝降”，都具有这种将局势“升维”的魔力。在美伊关系中，双方其实都清楚对方的底线和诉求（比如伊朗知道美国想限制其核能力，美国知道伊朗想解除制裁）。但在谈判桌上，这些都属于可以讨价还价的“私人信息”。然而，一旦特朗普通过推特或电视讲话公开呼吁伊朗领导人“坐下来谈”或“做出选择”，这就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共同知识：全世界、包括伊朗的民众和军方，都同时知道了美国的这个公开立场。这极大地压缩了伊朗领导层的回旋余地。

平克在书中论述，很多冲突并非为了实在的利益，而是为了“尊严”。这正是因为“尊严”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共同知识问题。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被公开“劝降”或羞辱时，这个“羞辱”就成了全世界都看到的共同知识。如果他此时选择屈服，那么“软弱”和“屈服”本身也会成为新的共同知识，这会严重动摇其在国内的政治合法性和盟友间的信誉。因此，即使从利益角度出发，谈判可能是最优解，但从维护尊严（即维护自己在各方认知中的地位）的角度出发，公开拒绝甚至对抗，反而成了唯一的选择。你提到的“伊朗现政府拒绝谈判”，很大程度上正是对这种公开形成的“共同知识压力”的必然反应。

传统的博弈论认为，只要双方对彼此的实力和意图（即“基本面”）有完全信息，就能找到避免战争的方案。但是谈判失败，甚至走向战争，还有一个核心的原因，那就是出现了 “关于不确定性的不确定性”。怎么讲呢？这就好比是在“我知道”和“我知道你知道”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假设美国提出一个方案，伊朗私下觉得可以接受。但问题在于：美国不知道伊朗是否真的认为“美国认为伊朗会接受”。这是一种递归的、无限嵌套的猜疑链。美国可能误判，认为伊朗已经明确知道了美国的决心和底线（即“这是最后通牒”）。但伊朗可能并不这么认为，或者伊朗认为美国误判了伊朗的决心。最致命的是，双方都无法让对方确信自己已经“知道”了对方知道的东西。事实上，几十年的敌对，导致双方极度缺乏信任。这种信任缺失，使得任何一方的公开表态和私下传递的信号，都很难成为对方眼中的“共同知识”。伊朗可能会想：“美国说谈判，但国内强硬派会同意吗？以色列会施加什么影响？”美国也会想：“伊朗最高领袖说可以谈，但革命卫队会听吗？他们是不是在拖延时间？”当这种对“对方是否真的知道”的疑问无法消除时，谈判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任何小的误解都可能被无限放大，最终导向冲突。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学人：书里最有现实冲击力的部分，就是避免“共同知识”。人类不仅制造“共同知识”，也经常刻意避免“共同知识”，如委婉、暗示、保持可否认性，因为说破会破坏关系或秩序。您觉得书里避免“共同知识”的论证，最能解释哪类日常现象？比如职场、外交、亲密关系、舆论……在中文语境，委婉、面子等概念是不是天然就带有“避免共同知识”的功能？

李井奎：在《共同知识》这本书的论证框架下，我认为最能解释，也最能让中国读者感同身受的现象，莫过于 “潜规则”的运作、人际关系的“温差”调节，以及公共舆论的边界感知。而中文语境下的“委婉”、“面子”等概念，确实天然就是“避免共同知识”的最精妙的社会工具。

想想你在工作中遇到的情况。比如我想求同事帮忙，想让同事帮忙分担一个棘手的项目，你不会直接说：“这个活儿你帮我干了吧。” 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个项目deadline太紧了，我一个人实在搞不定了，真头疼。”如果同事说：“是啊，最近大家都不容易，我手头也还有三个报告呢。” 你就懂了，他在婉拒。关键在于，这个“拒绝”并没有被“说破”。它没有成为“共同知识”。因此，第二天你们见面，依然可以谈笑风生。你保留了“我并没有开口求你”的体面，他保留了“我并没有拒绝你”的余地。双方都心知肚明，但谁也没有那个可以“实锤”的证据。关系得以在安全的“灰色地带”继续，避免了因直接冲突而产生的尴尬和裂痕。这就是“可否认性”的神奇力量。

再比如说，夫妻吵架后，一方主动做顿饭，或者帮对方倒杯水。这是一种示好，但并没有说“我错了，我们和好吧”。因为一旦说破“我错了”，就相当于承认了之前的争吵中自己是过错方，这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争论。通过行动（而不是言语）传递的和解信号，保留了双方的面子，让关系可以在心照不宣中恢复。

中国有句老话，有些事“不上秤没有四两重，上了秤一千斤打不住”。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中国式观察。在舆论场上，很多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私下议论纷纷（这是“广为人知”），但只要没有被主流媒体公开报道、没有被官方定调、没有被刷上热搜，它就还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知识”。

中文里的委婉语极其丰富，其核心功能就是避免让尴尬或伤人的事实成为“共同知识”。关于死亡：我们不说“死”，而说“走了”、“老了”、“去世”、“千古”。这不仅仅是为了好听，更是为了软化那个残酷事实带来的冲击力。当我们说“他走了”，这句话本身没有把“他死了”这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以一种斩钉截铁的方式摆到台面上。它留下了一点想象和缓冲的空间，让听者自己去体会，从而保护了说话者和听者之间关于悲伤的共同情感。再比如说，我们不说“上厕所”，而说“去洗手间”、“去补个妆”。这在社交场合至关重要。如果直接说“我去拉屎”，这就创造了一个关于你当前正在进行不雅行为的“共同知识”，会让在场的其他人感到不适，破坏了就餐或聊天的氛围。

再比如说“面子”。“面子”的本质，就是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和尊严在公众中的“共同知识”。给别人“留面子”，就是刻意避免创造一种不利于对方的“共同知识”。假如你发现朋友的伴侣出轨了，或者你看出朋友的窘境，你选择不说破，给他保留面子。因为一旦说破，那个残酷的真相就成了你们之间无法回避的“共同知识”，你们的关系将不得不面对这个沉重的压力，再也无法回到从前那种轻松的状态。“看破不说破”，就是用沉默来维系关系的现状，避免被“共同知识”摧毁。

学人：书中反复提到，一条信息从私下传播跃迁到公开传播，会触发行动相变。您认为这个跃迁通常由什么触发？是制度公告、媒体事件、权威表态，还是某种仪式？结合书里“房间里的大象”和“皇帝的新装”的典型场景，为什么信息已普遍存在，却仍然没有力量？反过来，有哪些机制能把“共同知识”“压回去”，让它重新变成“大家都懂但不说”？

李井奎：你问“为什么信息已普遍存在，却仍然没有力量？”——这正是“房间里的大象”的困境。每个人都知道那头大象（比如公司内部的腐败、单位里的派系斗争、某个敏感的社会问题），但它却毫无力量，因为它只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私人知识。它无法促成集体行动，因为每个人都在观望，不确定别人是否真的会站出来，更不知道别人是否知道自己会站出来。那么，是什么力量让这头大象瞬间苏醒，变成那个“说破”的孩子？平克的论述揭示了几个关键的触发器：一个是权威的公开“认证”。

当某个拥有制度性权力或道德威望的个体或机构，将那个秘密公开说出来时，它就完成了从“私下议论”到“公共事实”的跃迁。第二是媒体的“放大效应”。在传统媒体时代，头版头条的报道；在社交媒体时代，一个话题冲上热搜榜榜首。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共同知识”的机制。第三是仪式的“公开宣告”。你提到的“仪式”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婚礼、葬礼、阅兵、公审大会……这些仪式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内容，更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共同知识”的机制。

“压回去”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如何让“共同知识”重新变成“大家懂但不说”？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趣。如果说“触发跃迁”是把大象赶出房间，那么“压回去”就是把大象重新关回去，或者让大家假装它不存在。这在现实中同样普遍，也更为复杂。

《共同知识》书中虽然没有专门一章讲“压回”，但我们可以从它的论述逻辑中推导出几种机制。首先就是制度的“冷却”与“消音”，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比如，当某个事件引发全网热议后，相关部门迅速介入，撤下热搜、删除帖子、约谈当事人，让这个话题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这种做法并非否认事件的存在，而是切断了它作为“共同知识”被持续讨论和发酵的通道。当信息无法再被公开传播，它就逐渐从“公共的”退回到“私人的”领域。人们私下里依然可以议论，但失去了集体行动的触发机制——那个能让所有人同时看到、同时确认的公共平台。

史蒂芬·平克

第二是制造“替代性共同知识”，这是一种更高明的“议程设置”。不是直接打压，而是用一个新的、更引人注目的事件或话题，来覆盖或稀释原来的“共同知识”。当一个负面新闻成为全民关注的“共同知识”时，官方媒体突然集中报道一个重大的正面成就（如航天发射成功、重大工程竣工），或者引爆一个娱乐性的八卦热点，将公众的注意力和舆论的焦点引导开。这是因为人的注意力和社会的舆论场都是有限的。当一个新的、同样具有震撼力的“共同知识”被创造出来，它就能有效地“挤占”原有的认知资源。久而久之，原来的那个“大象”虽然还在，但已经很少有人再去谈论它，它在公共层面被“压回”到了私人记忆的角落。当然，还有其他的“压回”机制，那些可能会涉及更加微妙和复杂的社会心理机制。

02

平克的思想谱系：从语言心智到社会协调

学人：延展来说，“共同知识”作为一种社会运作的背景，是不是也会因为时代、社会不同而有变化？近几年来，年轻人的一些新风尚也一直是热门话题，平克有没有对这种“共同知识”有阐释？也请李老师分享一下，您是怎么认识和看待这种不同的？

李井奎：是的，平克在书中确实对此有深入的阐释。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把这一理论与当下的代际变迁对照来看，会发现一种深刻的张力：每一代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划定“该说的”与“不该说的”、“可知的”与“不可知的”边界。

平克在书中专门探讨了“共同知识”的历史演变。他敏锐地观察到，现代文明的一个核心趋势，就是将越来越多的“私人知识”转化为“共同知识”。这个过程被他称为“祛魅”（借自韦伯的术语）。在过去千百年间，许多事情是“大家心知肚明但公开肯定”的——比如君权神授的神话、英雄人物的完美形象、传统道德的绝对权威。而现代科学、专业史学、新闻媒体和民主制度，则一步步将这些“假象”戳穿。

你提到的年轻人新风尚，比如“搭子文化”、“社交自觉症”、“边界感”，在我看来，本质上是一场对“共同知识”的主动重构。传统的熟人社会，依赖的是大量“不言自明”的潜规则——那些需要靠长期相处、察言观色才能领悟的“言外之意”。而年轻人面对流动的、原子化的社交环境，选择将这些模糊的期待“明码标价”。这种变迁，是从“我猜你的潜台词”到“我们共同确认规则”的转变。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平克所说的“可否认性”的一种消解——年轻人似乎在说：与其保留那份模糊的安全，不如用清晰的共识来换取高效和舒适。

然而，吊诡的是，与这种对“清晰边界”的渴望并存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景焦虑”。平克在哈佛 Gazette 的访谈中，对此有精辟的分析。他指出，社交媒体创造了一种“感觉像是共同知识，但又不是真正共同知识”的奇怪状态。因为信息是通过“个性化推送”分发的，你无法确定别人是否真的看到了你看到的东西。但“点赞”、“转发”和“热搜”机制，又制造了强大的“病毒式传播”，让任何一条信息的受众都可能呈指数级增长。这种机制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取消文化”的兴起。

平克认为，社会规范本身就是一种共同知识——它的存在依赖于“所有人都知道它存在”。当有人在公开场合违反规范而未受惩罚，规范就会受到威胁。社交媒体赋予了每一个普通人成为“规范警察”的机会和诱惑，他们通过公开谴责来维护规范，同时也在自己的社群中获取声望。这就像一群孩子出于害怕成为被霸凌者的恐惧而加入霸凌者的行列，最终形成一场“羞辱的雪崩”。

作为译者，读到这些部分时，我深感平克不仅仅是在做学术分析，他实际上在为我们这个时代画像。年轻人追求“极简关系”和“社交自觉”，本质上是在一个高度不确定、高度暴露的环境中，试图重新找回对“共同知识”边界的掌控权。一方面，他们厌倦了传统社会那种模糊、黏腻、充满权力不对等的“言外之意”，希望用清晰的共识来构建平等、舒适的关系。这是对“透明”的追求。另一方面，他们又生活在人类历史上监控最密集、记忆最永久的社交网络中。一个不慎的发言、一张过去的照片，随时可能被挖出来，变成全网周知的“共同知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这使得他们对“被看见”又充满了恐惧，不得不发展出极其复杂的“印象管理”策略——小号、分组可见、阅后即焚，都是在主动“压回”共同知识，为自己保留一些不被算法和他人目光穿透的“私人空间”。

所以，与其说年轻人创造了全新的“共同知识”，不如说他们正身处一场关于“共同知识”的剧烈博弈中：既要享受透明带来的高效与自由，又要抵御透明带来的脆弱与风险。他们是在为数字时代的社交，重新发明一种既能利用“共同知识”促成合作，又能避免被其灼伤的生存智慧。

而这种努力，恰恰印证了平克全书最核心的关怀：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永远在“制造共同知识”与“避免共同知识”之间寻找那个微妙的、动态的、能够安放自我的平衡点。每个时代、每代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续写这个永恒的故事。

学人：“共同知识”如何显化，如何成为桌面上的游戏规则，其中很重要的机制是传播。现在的传播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不同，每个人都能成为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平克有没有对未来网络社会，甚至AI社会的想象？

李井奎：平克写这本书时，显然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传播革命。而作为译者，我也深深感受到他对未来网络社会和AI社会的想象，既充满洞见，又带着一种冷静的审慎。

早在2010年，当被问到“人类思维如何与互联网共同进化”时，平克就给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回答。他并不认同互联网正在“改变”人类思维这个流行命题。他的理由是：电子媒介并不会改变大脑处理信息的底层机制——它不会取代“假言推理”或贝叶斯定理，不会改变我们如何从证据中得出结论的基本方式。

相反，平克观察到的是一个更有趣的趋势：互联网并非在改变人类思维，而是在“适应”人类思维。十几年前万维网的诞生，其飞跃体现在用户界面——图形浏览器，它基于计算机的线性处理器硬件，却成功模拟出了人类熟悉的、带有窗口、图标和按钮的视觉世界。而近年来的趋势，则是更自然的设计取代了传统的呆板模式：更自然的用户界面、对人类专业知识更优化的模拟，以及互联网技术在社会和情感方面的应用。

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它意味着，当我们讨论“共同知识”在网络时代的变化时，平克提醒我们：底层的认知机制没有变，变的是这个机制运作的外部环境——信息传播的速度、广度，以及“谁在传播”的规则。

平克在书中其实隐含了一个前提：当我们说“共同知识”时，通常指的是某个相对完整的社会单元（一个国家、一个社群）内部的共识。但在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和“回声室”效应下，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现象：不同圈层的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共同知识”世界里。A圈层人人皆知、视为铁律的“事实”，在B圈层可能闻所未闻，甚至被视作荒谬。这造成了一个吊诡的局面：信息前所未有地丰富，但全社会层面的“共同知识”却变得前所未有的稀缺。每个人都知道很多事，但“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那个无限递归的链条，被圈层的壁垒切断了。这正是平克在新书宣传中反复提到的困扰——在一个观点日益分裂的世界里，人们究竟如何实现协作？

我们之前深入讨论过“避免共同知识”的艺术——委婉、暗示、保持可否认性，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但网络传播环境正在系统性地摧毁这种可能性。你的一句私下调侃，被截图发到群里；一段过去的朋友圈，被挖出来作为“呈堂证供”；一个在封闭社群里的发言，被搬运到公共广场示众。这种“语境的坍塌”，使得过去那种依赖于“这里只有我们俩”的默契而存在的可否认性，变得越来越难以维系。私下与公开的边界被技术抹平，导致“共同知识”的风险无处不在。 这正是平克在分析“取消文化”时指出的核心困境：年轻人生活在人类历史上监控最密集、记忆最永久的社交网络中，任何言行都可能瞬间成为全网周知的“共同知识”。

平克对AI（尤其是大语言模型）的态度是审慎而务实的。一方面，他承认这些模型“确实在某些方面具有智能”——它们能通过极其复杂的计算来达成目标（比如延续对话）。这意味着，AI正在成为一个全新的、非人类的“共同知识”生产者。它生成的内容，如果被大量传播和采纳，完全可以成为社会认知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平克反复强调，AI的智能运作方式与人类截然不同。人类的心智是经过数百万年进化、为解决特定生存和繁殖问题而设计的“计算器官”，而AI只是一个基于海量数据统计的模式匹配系统。这就带来一个根本性的问题：AI可以模拟“共同知识”，但它并不“理解”共同知识。当AI“知道”某件事时，它只是在统计层面上知道这个词经常与那些词共现。它不知道这件事背后的人际关系风险、不知道它说破某件事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不知道“可否认性”为何物。这正是大语言模型会产生“幻觉”的深层原因之一——它缺乏人类那种对“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直觉性理解。

一个更深远的问题是：当AI越来越多地介入人类的信息传播和社会协调，它将成为“共同知识”规则的主宰者吗？平克在2024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尽管AI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人类，但我们还远不能让它“跑简单的差事、照看婴儿，甚至在城市街道上开车”。原因就在于，这些任务都需要对人类社会中那些“不言自明的共同知识”有深刻的理解——比如，一个手势意味着什么？一个犹豫的表情该如何解读？这些对于人类来说近乎本能的东西，对于AI来说却是巨大的挑战。

那么，当AI生成的“共同知识”与人类社会的“共同知识”发生冲突时，谁说了算？当算法成为“共同知识”的主要分配者（决定什么信息被推送给什么人），它背后的设计者、训练数据的选择者，实际上就在潜移默化地塑造整个社会的认知框架。这是平克没有在书中详细展开、但我们可以从他的理论框架中推导出的一个重要忧虑。

学人：您又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呢？

李井奎：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共同知识”进化实验。传播权力的去中心化、信息传播的实时全球化，以及一个非人类智能的深度介入，这些都要求人类这个物种，在延续了数百万年的“面对面小范围互动”的认知模式下，如何应对一个所有对话都可能被记录、所有私语都可能被公开、所有发言都可能被算法放大或扭曲的全新环境。平克的洞见在于，他既看到了这种变化带来的新的可能性（比如那些被压制的“大象”有了被看见的机会），也清醒地指出了其代价——年轻一代的焦虑与孤独，某种程度上正是源于“他们的生活环境充满监控，同侪可以因为一点点的‘微歧视’就向专责单位提出检举”。

在我看来，未来的出路不在于回到那个没有网络的时代——那是不可能的。而在于，我们能否像平克所期望的那样，发展出一套适应新环境的“理性工具”：学会在信息爆炸中辨别真伪，学会在众声喧哗中保持独立思考，学会在算法推送的“圈层共识”之外，依然能够构建跨越圈层的、真正的全社会“共同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重新发明一套数字时代的“避免共同知识”的艺术——那些能够保护隐私、维护关系、保留可否认性的新礼仪和新规范。

正如平克所说，互联网最有趣的发展趋势，不是它改变了人类思维，而是它正在“适应”人类思维。那么，我们作为人类，也需要主动地去塑造这种“适应”的方向——让技术服务于我们保持理性、维系关系、构建共识的深层需求，而不是反过来，让技术的逻辑主宰我们的认知和生活。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而《共同知识》这本书，正是我们理解这个进程、参与这个进程的一份珍贵的地图。

学人：平克在本书中讨论了之前在美国社会中有很大声量的“取消文化”这件事，在不同的文化社会中，我们好像都有着某些禁忌以及自我审查，宽容与自由的空间好像才是异类。请问审查与取消是如何从人性中生发的，平克是如何论述与思考这件事的？

李井奎：在平克看来，审查与取消不是文明的偶然病变，而是深深植根于人性的本能。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自由为何如此脆弱，又如此珍贵。平克在书里问了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人类身上到底是什么，导致了那种审查、惩罚、让他人因观点而沉默的冲动？”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尤为尖锐。因为学术界的立身之本就是“评估观点”。平克指出，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只有通过把观点摆出来、证明它们错在哪里，我们才有希望共同接近真理。那么，悖论就产生了：为什么最应该拥抱思想交锋的学者，反而如此热衷于“封杀、审查、撤稿、剥夺平台”？

平克的论证，如同一把解剖刀，层层剥开了“取消”的心理机制和社会机制。首先，平克观察到，人们（尤其是学者）往往不是把观点看作“有待检验的假设”，而是将其视为“内在道德价值的标志”。其次，公开谴责违反者，就是在向所有人宣告：“看，这个规范仍然有效，我们仍然在共同维护它。” 通过惩罚“异端”，群体重新确认了自身的边界和共识。平克还进一步分析了这种文化如何内化为个体的心理机制。但平克并没有止步于批判“取消文化”，他将这一现象置于更宏大的文明演进图景中审视。

一方面，他承认现代文明的趋势是“祛魅”——将越来越多的“私人知识”转化为“共同知识”。史学揭发英雄的缺陷，新闻媒体披露真相，民主制度鼓励透明。这带来了巨大的进步：政府的裙带与腐败无所遁形，压迫式道德观（如男尊女卑、同性恋污名）被解构与削弱。但另一方面，平克尖锐地指出，完全透明、彻底诚实的理想，恰恰是最不诚实的。他用一系列生动的案例证明，有些事情一旦从“私人思虑”变成“共同知识”，就会引发轩然大波。在他的这本书里，他举了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花花公子》访谈中坦承“心中对女性有过欲望”，就让他的民调领先优势瞬间蒸发。帕斯卡三百多年前就道破了这个真理：“如果大家都知道别人私下怎么说自己，人在世界上的朋友不可能超过四个。”

图源：David Klein

在哈佛大学的一次公开讲座中，平克清晰地阐述了他的立场。当被问到“课堂上极具冒犯性的言论是否应该受到限制”时，平克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 “不” 。他说：“是的，当有人批评你的某个观点时，是会受伤。但…… ‘那又怎样？’ 如果你是学术共同体的一员，你就必须接受一个约定：你的观点是可供讨论的，你不能因为它们被批评，就主张自己拥有某种排他性的利益。”他主张的理念是：只有通过表达观点，我们才能发现它是否站得住脚。压制观点，等于关闭了通往真理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