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美国科技右翼政治影响力上升——原因及展望 | 全球改革观察

编者按· 2026.04.13

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军事与国家安全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化，一批来自硅谷的科技企业与技术精英开始更为频繁地出现在美国政策讨论与战略实践之中。从国防承包到科技政策制定，从产业竞争到科技外交，这一群体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其影响力亦呈现上升趋势。那么，科技右翼的崛起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时代的必然？

以往对于科技右翼的关注常常停留在政策与技术层面，本文提出，这一潮流背后的思想转向也许更应值得重视。作为保守主义思潮的一部分，以彼得·蒂尔为代表的科技右翼所反思的核心议题实际上是美国自由主义所依赖的条件，而这正与美国精英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及美国国内治理模式的反思合流并轨。科技右翼不仅助推了这两方面的反思，并且为特朗普政府主导的改革提供“弹药”。

思想是时代的产物。科技右翼的崛起远非偶然。其与美国既有政治经济结构之间的深层关联，及其对美国未来走向与国际格局的潜在影响，值得长期关注。

2026年以来，美国频繁将以AI为代表的前沿科技运用于打击对手的军事行动。从年初强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到近日对伊朗的战争中，都能明显地看到帕兰提尔（Palantir）、人工智慧（Anthropic）、安杜里尔（Anduril）、太空探索（SpaceX）等科技公司的影子。此外，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硅谷科技精英如迈克尔·J.克拉齐奥斯（Michael J. Kratsios）[1]、大卫·O·萨克斯（David O. Sacks）[2]、斯里拉姆·克里希南（Sriram Krishnan）[3]、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4]、雅各布·赫尔伯格（Jacob Helberg）[5]等先后进入特朗普核心班底，成为关键科技和外交政策的起草者。这一切都揭示了一个事实，即硅谷科技右翼的军事与政治影响力正在快速上升。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科技右翼崛起这一事实的重视不够，很多观点肤浅地将其视作为了自身商业利益，鼓吹技术加速主义、去监管、技术精英威权治理的资本家。我们认为，应当对科技右翼对于美国制度的批判性反思加强重视。科技右翼“以实力捍卫国本”的主张正与美国精英层向外反思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向内反思自由民主的思潮合流并轨，对美国乃至全球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科技右翼的思想脉络

普遍观点往往将科技右翼视为“加速主义”的鼓吹者，认为他们的核心主张是通过技术发展解决美国当下一系列社会问题。这种说法忽略了科技右翼对美国制度全方位批判与反思的一面，而正是后者构成了其影响力的基础。以彼得·蒂尔为代表的科技右翼所反思的核心议题实际上是美国自由主义所依赖的条件。他们认为，美国自由主义的实现依赖于国家的绝对实力，以及基于绝对实力优势之上的对敌对国家的威慑。当下对于自由和民主肤浅化、形式化的理解和追求正在损害美国的国家能力，并最终导致个人自由和权利失去保障。

（一）悲观的人性论

要理解以彼得·蒂尔为代表的科技右翼观点，首先需要回到他们对人性问题的认识上。彼得·蒂尔对人性的看法总体上是悲观的，这一点与大多数保守主义思想家类似。蒂尔高度推崇法国哲学家勒内·基拉尔的“模仿”和“替罪羊”理论。后者认为，人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总是受相互模仿的欲望驱动。这种“模仿欲望”是普遍的，导致嫉妒，进而引发暴力。历史上，各种社会曾使用替罪羊的方式，即将暴力冲动转向社区中某位无辜的成员，以疏导和控制这些情绪，为避免战争和大规模杀戮提供了一个发泄口。耶稣就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替罪羊”之一。正因人性具有如此的特征，彼得·蒂尔主张对政治秩序建立的基础这一问题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

（二）世俗主义政治

解决方案的不稳固性

彼得·蒂尔认为，以启蒙主义运动所开启的世俗化政治实践实际上是对政治的回避，而政治是无法回避的。以建立社会契约为代表的世俗主义政治解决方案是一个“核心谎言”，忽略了根植于人性中的暴力因素，具有高度的不稳固性。

彼得·蒂尔的观点可以从反思现代性的思想家如卡尔·施密特、列奥·施特劳斯的理论中找到基础，后者长期以来是美国右派的思想来源。施特劳斯认为，即使在美国这个历史上最自由的政权，政治上仍然存在不正确的禁忌。在何为善与正义这个问题上，答案时常是晦暗不明的。因此，永远不能指望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政治解决方案（这里暗含的是对自由民主这种世俗政治解决方案的否定）。而施密特认为，永远不会有一个在政治上团结全人类的方案，宗教会成为终极的认同来源。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straʊs/ STROWSS， 1899年9月20日—1973年10月18日），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其思想被认为是美国保守主义的重要来源（图源：网络）

彼得·蒂尔高度认同这些保守主义哲学家对于政治秩序基础的反思。他认为，美国《独立宣言》中对于“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呼吁与前现代的旧传统形成了对比。这种做法有一个深刻缺陷，即回避了人性、美德、正义等本质问题，而是代之以社会契约这种世俗化的处理方式。然而，由于人性本身的特征，在这样社会里，“剩下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国家，而是文化、文明、经济、道德、法律、艺术、娱乐等等”。并且，“糟糕的是，暴力并不会消失，而是会以另一种方式在娱乐化的现实世界中归来”。

蒂尔认为，世俗主义政治秩序带来了两大后果并最终威胁自由。其一是广泛的经济停滞。蒂尔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后，美国就迷失在“不确定的乐观情绪”当中，即盲目地相信未来会变得更好，但失去雄心壮志和行动力，无视繁荣表象之下技术发展停滞的现实。早在斯坦福校园时期，蒂尔就曾著书批判文化多元主义，认为那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无足轻重的领域中去。其二是国家安全受到广泛威胁。在2007年所发表的名为《施特劳斯式的时刻》的文章中，蒂尔提出世俗主义政治正在威胁国家安全。他写道，“当那一方（注：蒂尔原文中指代伊斯兰世界）保持战斗姿态；而这一方每个人都像霍布斯一样把现世的生活看得比死亡更重要，每个人都会逃避战斗和对抗，从敌人面前逃跑。我们最终会失败——不管一开始在数量和技术上的优势有多大。”蒂尔认为，为了自身的安全，美国人需要重新反思政治上的世俗主义。“9·11事件”发生后，蒂尔感到对抗“世俗主义政治”的任务愈加迫切。不久后，蒂尔创立了服务于国防军工的科技企业帕兰提尔（Palantir）。

位于Palo Alto 火车站对面的帕兰蒂尔公司

（图源：作者摄））

（三）保障美国自由的解决方案

以彼得·蒂尔为代表的科技右翼的终极目标是寻找保障美国自由的解决方案。很多人对于蒂尔一方面自诩为自由意志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深度涉入国防军工行业表示费解。但是，如果放在保障美国所代表的自由这一目标下来看，这两者或许并不矛盾。因为为了捍卫美国所代表的“上帝”，对于敌对国家或组织（即“敌基督”的化身）所采取的任何军事手段无疑是正义的。

在具体政策路线方面，科技右翼具有如下主张：

一是经济上的极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蒂尔认为，在自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创造增量”对于解决人类困境至为关键，科技创新是仅有的创造增量的方式。他认为，创造新空间（网络空间、外太空、海上定居）是摆脱一切形式“政治灾难”的终极解决之道。他主张政府应当去除一切形式的监管，为“从0到1”的创新留足空间。科技右翼很少讨论科技发展的社会后果，而是强调打破僵局、创造变化本身的重要性。

二是政治上的国家主义。科技右翼并不排斥国家，而是认为强大的国家将是公民自由的最好保证。在《科技共和国》中，帕兰提尔CEO亚历山大·卡普认为，绝对的技术优势能够转化为足够的威慑能力，从而带来和平。他写道，“为了让美国及其盟友保持其全球优势——并维护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软件行业必须重新致力于解决我们最紧迫的挑战，包括人工智能的新军备竞赛。”

三是文化上的反多元、反平等主义。尽管科技右翼内部对于是否回到基督教所代表的传统家庭文化存在分歧，但他们基本上都对文化多元主义持批判态度。彼得·蒂尔曾在支持特朗普竞选的共和党集会上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表示自己此举是要说明他并不主张为同性恋群体赋予特殊的权利。科技右翼也反对平等主义。他们认为不平等不是问题，而是进步的必要条件。弱势群体不应当寻求制度“保护”，而是通过市场和技术来实现改善。

2016年7月21日，201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克利夫兰举行的最后一天，彼得·蒂尔在Quicken Loans球馆发表讲话（图源：时代周刊）

从边缘到政治舞台中央

科技右翼起初只活跃于硅谷科技和创投圈。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是硅谷的“异类”，不为自由主义同僚所容。尽管人们认可彼得·蒂尔等人在商业上的成功，但从未对他们的政治影响有过太多想象。从2008年总统大选开始，彼得·蒂尔先后支持过罗恩·保罗、特德·克鲁兹这些极端右翼共和党政客，但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2016年总统大选中，彼得·蒂尔公开支持特朗普，并随着特朗普的胜选和组阁，硅谷科技右翼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因此，不可否认，与特朗普的成功结盟是科技右翼政治影响力上升的关键因素。然而，除此之外，应当注意到科技右翼所代表的保守主义之所以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产生如此大的政治影响，跟其与当下美国精英两方面的反思合流并轨有关。科技右翼不仅助推了这两方面的反思，并且为特朗普主导的改革提供了“弹药”。

（一）与对自由主义

国际秩序的反思合流

早在1833年，托克维尔就曾指出，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无法保证制定出好的对外政策。美国宪法的初衷是为了防止权力的过度集中进而形成独裁政治格局，但它同时也使美国缺乏一个管理美国对外关系的统一权威。这具体表现在：第一，国会在对外政策领域的权力全面扩张，制约总统行为；第二，行政部门内部的分裂和连续性缺乏，以及行政部门与独立部门的分歧与斗争极大地妨碍了美国制定有效的对外政策；第三，分立政府陷入政党政治。

然而，二战后美国凭借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的绝对优势，支撑其建立了独特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表面上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表现为集体安全、自由贸易和民主价值为核心原则，但实际上高度依赖于美国对国际公共品的提供。在这背后是在苏联威慑下远东、欧洲的权力平衡。美国将其付出的经济代价看作是暂时的，其终极目的是推动构建大西洋联合体，以及超越这一目的、塑造一个立足于自由贸易和非歧视性原则的全球多边体系。苏联解体后，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消失，在冷战时期形成的维持国际秩序的结构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延续下来。它给美国国内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带来的冲击逐渐显露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批判全球化的声音日益受到关注。科技右翼虽没有在全球化问题上持激进反对立场，但总体上认为全球化使得美国丧失创新动力。在《从0到1》这本书中，彼得·蒂尔认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本质上是把一些在某处发展得很好的东西带到世界各地，它本质上是靠“复制”驱动的“从1到n”横向发展。这种发展模式使美国陶醉于“低质量”的增长，抑制了“从0到1”创新的出现。

（二）与“要民主还是

要国本”的反思合流

从长期的历史过程来看，民主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西欧的民主和宪政始于英国，其背景是在极为特别的条件下英国社会力量对王权构成制约，民主本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了争取政治权利的制度安排。此时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参政议政的排他性民主。此后，随着西欧国家社会权利觉醒和社会运动的发展，才带来民主范围的扩大。在美国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民主亦未被作为值得推崇的一种价值和制度安排。

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推广与传播亦与美国二战后综合实力的大幅领先有着直接关系。二战之后，美国在欧洲实行马歇尔计划、在亚洲积极扶持日本韩国，同时将民主作为一种“软实力”输出。事实上，不论是当时的欧洲还是日本，都称不上是民主的范本，但由于美国让渡的利益，这些国家也开始奉美国“软实力”为圭臬。民主由此成为一种话语和意识形态，越来越少的人关心真实世界中的民主运作过程。

从2010年前后的“茶党运动”，到2016年大选、再到2021年“国会山事件”，美国社会分裂不断升级。美国社会在种族、移民与性别议题日益对立，并逐步外溢为制度层面的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精英层对美国深层文化与认同建构的思考趋向主流。这无疑与科技右翼反思文化多元主义、批判世俗主义政治解决方案具有内在一致性。

2021年“国会山事件”期间，催泪瓦斯在国会大厦外投放，支持特朗普的示威者冲进位于国会山的美国国会大厦（图源：维基百科）

科技右翼不仅推动了这两方面的反思，更成为美国当下改革强有力的“弹药”。一方面，科技右翼推动先进科技赋能于国防军工，提升美国打击敌对国家的作战能力。另一方面，科技右翼主导科技政策制定，制定大量对业界友好的政策来促进创新、巩固科技霸权。在科技外交方面，科技右翼政策以美国科技能力为筹码，吸引或胁迫盟友在美投资，帮助美国实现“再平衡”。在这些方面，科技右翼的商业利益与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利益实现了完美融合，联手推动针对美国既有利益结构的变革。如果说特朗普发起的是“美国保卫战”，那么科技右翼则成为特朗普推行其政策的有力“抓手”。

启示

科技右翼政治影响力的上升将对美国及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并且，由于科技右翼与美国政界精英的共识，其影响恐怕并不会因特朗普任期的结束而终止。

在政治实践中，科技右翼的思想表现出三个明显特征：

一是构建“他者”。美国的核心认同往往在构建“他者”的过程中体现。政体的不同往往被放大为“原罪”，并且将差异上升到善、恶区分的程度。这可以理解成是美国别有用心的一种叙事，其深层次目的是重新建构美国的身份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种新认同合法性的论证不再是基于自由民主的话语，而是重新找回了宗教性。

二是政体决定论。高度强调制度或政治体制的决定性作用。例如，认为“非民主政体”自我纠错能力的缺失会导致一系列负面经济社会后果，以及对外侵略和战争等行为。这种看法将政体看作一个“种子”，决定着经济社会、对外政策的方方面面。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在传播上非常有效，因为大众天生不喜欢复杂。相比之下，任何对多元主义的辩护都被理解为对邪恶的辩护。讽刺的是，有关最优政体的标准则由美国定义和垄断。

三是正义战争论。为了捍卫美国所代表的“上帝”，对于敌对国家（即“敌基督”的化身）所采取的任何攻击或军事手段都将是正义的。用彼得·蒂尔的话说，“一个国家在紧急状态下做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手在做什么。”

从要求去除一切政府监管、去除一切“政治正确”、对敌对国家发起“正义战争”的政治纲领来看，科技右翼本质上是一支激进的政治力量。历史上，从来不缺少激进的改革声音。特别是发展高度失衡的社会常常成为激进思想的温床。科技右翼的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这些措施能否撼动美国的既得利益格局、实现美国经济的“再平衡”，以及保护美国社会。本质上是科技右翼所提供的解决方案能否应对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周期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科技右翼政治影响力的上升意味着我们面对的将是更具竞争性的美国和崩塌的国际秩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美国针对中国的打压和围堵可能不再受任何道德和法治约束。在此背景下，中国一方面需要反思我方AI发展过度生活化和娱乐化的问题，探索前沿科技赋能军事实力的可行路径。另一方面，应认清自身从全球化中受益的基本事实，从事实上的G2格局出发，尽可能拉住美国，创造两个大国合作承担国际责任的局面。同时，我方需要有效管控国内民粹主义情绪，不与美国陷入意识形态叙事“向下竞争”的陷阱。

[1] 迈克尔·克拉齐奥斯：现任总统科技事务助理、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他是专注于科技行业的风险投资家，曾经投资过Facebook、Uber、SpaceX、Palantir等。在加入特朗普政府之前，克拉齐奥斯是蒂尔资本的负责人，并曾担任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的幕僚长。

[2] 大卫·萨克斯：现任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特别顾问。早期曾在PayPal担任首席运营官，被认为是“PayPal 黑帮”中的一员，与彼得·蒂尔私交甚好。萨克斯在大学时就曾与彼得·蒂尔合著《多元神话：斯坦福大学的多元文化主义与不宽容政治》（The Diversity Myth: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Intolerance at Stanford）一书，批判高等教育中的“政治正确”。他也因此被看作是硅谷科技右翼的思想灵魂人物之一。

[3] 斯里拉姆·克里希南：现任白宫人工智能高级政策顾问。他是一名风险投资家，曾担任安德森·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 a16z）的普通合伙人，与安德里森、马斯克都有较为亲密的联系。

[4] 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现任总统科技顾问，风险投资公司安德里森·霍罗威茨（Andreessen Horowitz，a16z）创始人之一。

[5] 雅各布·赫尔伯格：现任国务院经济增长、能源与环境事务副国务卿。他曾担任国防科技公司帕兰提尔（Palantir）首席执行官高级顾问。在组织动员层面，他参与推动连接国会山和硅谷的“山谷论坛（Hill and Valley Forum）”等跨界平台。

本文作者

王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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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罗行健

排版 | 詹蕴第

初审 | 王希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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