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新政策到创新官僚组织：“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DARPA’们”研讨会综述

2026年4月7日下午，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成功举办“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DARPA’们”专题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1+5”智库联合体系列活动之一。会议特邀《打造创新型国家》（How to Make an Entrepreneurial State）的两位作者——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副所长雷纳·卡特尔（Rainer Kattel）教授、爱沙尼亚塔林理工大学治理学教授沃尔夫冈·德雷克斯勒（Wolfgang Drechsler）教授，以及该书中文译者、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于文轩教授，与中国学者围绕“政府如何有效介入创新”展开深度对话。研讨会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科技与社会研究室主任李辉研究员主持。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党委书记陈海鹏在开场致辞中表示，作为上海市重点智库，科学学所长期围绕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着力把握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与内在机理，探索兼顾长期主义与战略敏捷的科研组织模式，力求在动态寻优中防止战略踏空，从而更好掌握战略主动。

德雷克斯勒教授指出，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与落地之间往往存在“真空地带”，这正是《打造创新型国家》将分析重心置于“创新官僚组织”的关键原因。他强调，成功的科技创新政策执行，需要依托一个能够同时驾驭“敏捷性”与“稳定性”的组织形态。以DARPA为例，其成功不仅源于内部的项目制管理和高风险容忍度，更关键的是它深嵌于一个稳定且赋予其高度政治信任的国防生态体系之中。这种信任使其能够在特定任务牵引下进行敏捷探索，有效服务于国家长远战略目标。

卡特尔教授进一步阐释了“敏捷性稳定”这一核心概念。他指出，人们习惯性地将颠覆性创新与私营部门挂钩，而将政府视为迟缓的化身。但历史表明，政府在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推动者角色。理解创新官僚组织，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机构，而必须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生态系统之中。许多国家在产业发展中遭遇挫折，恰恰是因为未能构建起既可提供稳定支持、又能灵活应变的制度环境。即便在美国，将DARPA模式复制到数字、能源等领域的效果也并不理想。

于文轩教授从理论脉络角度指出，传统创新研究多受西方自由经济学叙事主导，而《打造创新型国家》对政府角色的重视，提供了一个超越“小政府、大市场”范式的独特视角。他强调，创新离不开制度与组织的支撑。夯实规范化的现代官僚制基础，是实现“敏捷治理”的前提。官僚组织创新的核心在于营造具有充分容错与纠错空间的制度环境，以吸引具有公共价值情怀的人才，并破解公共部门因问责压力而难以承担高创新风险的困境。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长李凌从政府角色的演变谈起。他指出，政府在创新体系中的角色经历了一个从具体走向系统、从单一走向多元的演变过程。对科研工作者而言，政府是具体的项目管理者；对市场主体而言，政府是创新生态的构建者。随着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扩展至长三角，跨行政主体的政府协调成为全新挑战。此外，传统同行专家评议机制在识别颠覆性技术方面存在失效风险，呼唤新型科技治理模式的出现。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朱学彦研究员在主题发言中表示，科技创新的逻辑已在发展路径、增长引擎、价值创造与育人理念上发生系统性变化。她将创新生态建设划分为三个核心维度：基础研究阶段的“0到1”、技术攻关阶段的“1到10”与产业发展阶段的“10到100”。政府需统筹承担顶层制度设计者、市场失灵调节者与公共产品供给者这三重角色，持续构建支持创新的生态环境。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眭纪刚研究员指出，如果说马祖卡托的《创新型政府》开启了“创新为何需要政府”的探索，那么《打造创新型国家》则进一步回答了“政府如何有效介入创新”这一实践命题。他提醒，“敏捷性稳定”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组织惯例与制度惯性往往会迟滞创新官僚组织的建设。即便DARPA模式，在美国体系内的复制也产生了诸多变形。他认为，《打造创新型国家》将官僚制重新放回叙事核心，对中国本土创新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清华大学封凯栋教授提出了一个根本性判断：中国本身就是创新型官僚政府的典范——五年规划可被视为一种熊彼特式的结构性自我调整。他指出，任何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塑造都无法脱离特定历史脉络。美国DARPA模式依托的是冷战危机背景下的特殊生态，其突出特征在于对失败的高度宽容以及明确的军事目标牵引。而中国作为非国防技术驱动型的工业国家，在迈入创新“无人区”时，面对的是政府直接对接产业的结构性现实，中间缺少技术孵化地带。因此，不能简单套用他国模式，而必须回归中国自身的社会条件与历史脉络中寻求答案。

复旦大学李寅副教授从中欧比较视角出发，指出过去二十年间，中欧创新政策呈现出有趣的对照关系。欧洲基础科研领先但成果转化滞后，因此主动借鉴DARPA模式设立欧洲创新委员会，试图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的通道。中国则走出了相反路径：企业创新已接近“无人区”，核心难题在于引导创新向上游延伸、进入基础研究领域。他强调，中欧在借鉴美国经验时，或应关注美国在人才培养上的成功实践——庞大的技术转移办公室体系与活跃的行业协会持续输送技术管理、项目管理和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创新官僚，是构建创新官僚组织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重塑创新体系的核心关切所在。

本次研讨会汇聚了中外学者对“政府如何有效介入创新”这一核心命题的多维思考。从德雷克斯勒与卡特尔教授提出的“敏捷性稳定”及创新官僚组织生态观，到于文轩教授对现代官僚制基础的强调；从李凌副院长对跨区域协调与新治理模式的呼唤，到朱学彦研究员对政府三重角色的界定；从眭纪刚研究员对制度惯性的警示，到封凯栋教授对中国路径独特性的剖析，再到李寅副教授对创新官僚人才培养的重视——与会者达成一项基本共识：政府介入创新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复制某种组织模式，而在于构建能够兼顾方向性、学习能力与制度韧性的本土化创新官僚体系。

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 ◆ ◆

编辑邮箱：sciencepi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