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收钱，还是隐私让步？中西社会治理论坛的底层差异

180 |《认知世界的经济学》第十一章·理论课54·免费的往往最贵——公共品悲剧（下）

现实世界的应用

经济学会影响你晚上敢不敢出门撸串的。大家都在中国生活，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是：哪怕是一个年轻女孩，凌晨两点在街边吃烧烤、扫共享单车回家，大概率是安全的。

但在美国或者欧洲的很多大城市，如果你晚上十点以后敢独自在贫民区或市中心晃荡，那简直是在玩命。

为什么？我就用我们本节第54课的知识点来给大家分析。因为中西方对“公共安全”这个产品的定义不同。

在中国：我们将“安全”定义为【纯公共物品】。 用教材用词解释就是，非排他、非竞争。用我给大家的词解释，就是这不是商业模式不好收费，且没有消耗性。

所以它是公共物品，所以它应该由国家出面解决。所以我们看到，我国通过天网系统、禁枪令、密集的警务站，把安全免费提供给了所有人。无论你是亿万富翁还是打工族，你享受的街头安全是一样的。

代价是： 我们让渡了一部分隐私和自由，到处是摄像头，你进地铁还要过安检。

西方特别是美国，他们倾向于把安全变成【私人物品】。它们认为这是可以成为商业模式的，可以收费。并且有消耗性，就是我给你提供警力了，就不能给他提供警力。所以富人们选择自己解决。

富人住在有持枪保安巡逻的封闭社区，出门有保镖。安全变成了商品。有钱人非常安全，没钱人只能听天由命。

这就是经济学的取舍。

就问在坐的每一个人，你是想要一个只要有钱就能买到顶级安全的社会模式， 还是想要一个让渡部分隐私，换取全社会安全底线的社会模式呢？

再看另一个例子。

出过国的朋友都知道，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只要车开出城市二十公里，手机信号可能就断了。进了地铁，可能连网页都打不开。

相反，我们国内在深山老林时，手机大概率也是有4G甚至5G信号的。有些朋友就会得出一种结论，认为是因为我们国家变发达了导致的。

认为欧美不够发达，是这样吗。

不是的，本质上还是物品四分法的划分问题。

就是信号基站属于什么物品？应该由谁来修？

西方的逻辑是，基站是一门生意，属于私人物品。

西方的运营商（如AT&T, Vodafone）是私企，要对股东负责。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修基站，赚钱，抢着修。

在人少的农村修基站，赔钱，绝对不修。

这是典型的市场逻辑。没有利润的地方，就没有市场。

中国的逻辑，基站是准公共物品，是基建的一部分。中国的三大运营商是国企，它们背负着国家意志，普遍服务义务。深山老林里的基站修了以后，可能一百年都赚不回来，但这是国家大一统，书同文，车同轨的一种表现形式。

所以我并不想带着大家一起夸奖谁或者批判谁。从我们的经济学课第一天开始，我就在告诉大家，所有选择都有代价。

作为现实世界的应用，最后我想给大家出一道市长模拟题。假设你所在的城市高架路堵成了停车场，作为决策者，你觉得以下哪种方法最有效？

• 做加法（增加供给）： 既然路不够，那就修更多的高架、更宽的快速路。
• 找替身（增加替代品）： 让公交车上高架，或者疯狂修地铁，把人从车里拉出来。
• 做减法（行政管制）： 外地车禁止上高架，简单粗暴切掉一部分需求。
• 提效率（结构优化）： 鼓励拼车（HOV车道），一人开车禁止上高架。
• 动价格（价格机制）： 也就是经济学家最喜欢的拥堵税，上高架一次收10块、20块。

大家选好了吗？通过这道题，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没有正确答案。

或者说，任何一个选择，都有代价。我们用这节课学过的知识来拆解一下：

先看选项1，修路看起来最顺理成章，但我们用本节课一开头的四象限，拥堵的高速公路是有消耗性的，你上去了别人可能就上不去了。有消耗性的不是公共物品，而是公共资源，公共资源大家会抢着用，买车的人会更多。

所以多修一条高速公路，是提供更多的公共资源，可能会缓解紧张，

但更可能买车的人更多了，不仅拥堵没缓解，停车位则更紧张了。

选项2，替代品是有效的，能从根本上减少拥堵。但肯定有代价，就是巨大的公共财政投入，这些钱没准原来要盖学校或医院。

选项3，一样能缓解拥堵，但你解决不了公平问题。凭什么外地牌照的急救医生不能上高架，而本地牌照的闲人可以去兜风？

选项5，一样能缓解拥堵，但花钱的人肯定不爽，花不起钱的人更不爽。

所以你看，一切都有代价。所有问题都需要你做取舍。

当你只需要解决拥堵的时候，是有很多种办法和手段的。但社会治理可能并不仅仅是一个单一问题。所以我挺烦一些经济学家眼里看问题好像特简单似的，堵车了收拥堵费啊，买不着火车票就说涨价啊。

就像你手疼的时候去问医生，说医生我手疼怎么办，医生说砍了吧，你说砍了我不就没手了吗。医生说闭嘴，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手疼问题，不是有手没手的问题，你怎么不专注讨论，净顾左言他呢。

你看着这医生的时候肯定得想，就这还经济学家呢，这不**吗。

什么是文明

讲到这里，我们课程第54课的知识点部分已经结束了。但在最后，我想请大家跳出经济学的图表，和我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文明？

很久以前，我先生随我回了一趟我的故乡——内蒙古的牙克石。他到了之后非常惊讶，问我：“牙克石只有几万人，几条街道，为什么叫‘市’？而我的老家，镇上就有几十万人，县里甚至上百万人，为什么却只能叫‘县’和‘镇’？”

我给了他一个经济学的解释。 我说，城市的定义，是需要一些硬性的衡量标准的，而这个衡量标准与“公共物品的密度”息息相关。在我出生的牙克石，早在1907年就通了火车。从我有记忆起，我见到的马路从来都是双向六车道的水泥马路，每个路口都有红绿灯，家家户户通水电和暖气。

为什么人少却能建得这么好？ 因为牙克石早年是典型的国营林业经济。国企不仅是企业，更是社会的支柱。在这个体系下，税源集中，税收征缴成本极低，政府或企业有充足的财力去“反哺”城市建设。

我先生的老家，在上世纪主要依靠农村手工业和小商品经济。大家都是分散的小商贩，虽然人多热闹，但因为太分散，所以税收征缴难度极大，成本极高。没有税收，就没有公共物品。

所以虽然人山人海，但路是农村土路的，供电是不稳定的，灯是昏暗的。直到2013年后，全国精准扶贫，以及脱贫攻坚战之后，城市基础设施的覆盖率才大幅提升。

所以，公共物品的背后，其实是国家汲取税收的能力。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更久远的古代。 大家在电影里看过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吧？她们穿着华丽的蓬蓬裙，踩着高跟鞋，手里还要打一把精致的阳伞，这真的是为了美吗？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这更像是一种“生存策略”。那时的欧洲城市，极度缺乏“公共物品”——没有公厕，也没有地下排水系统。 家家户户的马桶满了怎么办？直接开窗户往街上倒。

阳伞是为了防止走在楼下被天污秽淋一身；

高跟鞋，是为了避免走在满是排泄物的街道上弄脏脚；

蓬蓬裙，有说法是为了贵妇们在没有公厕的情况下，方便在方便的时候方便；

浓烈的香水，是为了掩盖满屋甚至满街道的厕所气味。

你看，当一个社会无法提供“公共物品”时，个人不得不发明出各种奇奇怪怪的私人物品比如伞、高跟鞋、香水来对抗环境的恶劣。

与之相对的是，当我们把目光移回中国，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中华文明的起源，本质上就是一部“制造公共物品”的历史。长安城有整齐划一的排水沟渠，宋代繁华的城市有公厕管理，更早的2300年前的战国时期，一个叫郑国的人，率领秦国耗费举国之力修筑了郑国渠，此后郑国渠服务了后续2200年的国民。

而更早的5000年前，浙江的良渚古城，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在没有起重机和卡车的石器时代，良渚人修筑了长达十几公里的堤坝。这意味着当时的良渚，已经不可能是一个松散的原始部落。而应该是有强有力的公权力，能够强制动员成千上万的人，去完成这个巨大的“公共物品”。

所有这些历史，我们能看出，这背后是我国早早发展出的国家形态，这一发展过程是远远早于欧洲的。而政治与文明又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文明依赖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依赖税收，税收依赖强大的政府。

所以什么是文明？

仅从这一节课关于“公共物品”的知识点出发，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文明，就是人类终于承认了“人性本私”，但我们又不想在混乱中同归于尽。

所以，我们达成了一项伟大的“社会契约”：

我们愿意让渡一部分自由——愿意接受红绿灯的限制，愿意忍受管制的繁琐。服从统一的调度，集中力量办大事。

用这些让渡出去的自由，去换取良渚的堤坝、秦国的灌渠、今天的高铁，和一个更长远、更稳定的未来。

这就是经济学眼里的文明——不仅仅是诗歌和艺术，更是每一个公共厕所和每一根下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