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在南方的街巷思念北方的歌

山有山路，水有水路，那是人们跋涉出来的路。

云有云路，雨有雨路，那是大道自然形成的路。

而这条街巷是我上下班要走的路，在南方，离故乡三千里，走了二十年。

这条路大约三公里，说近不近，说远不远。远近是相对的：同样的路，岁数、身心状况或出行方式不同，远近的感觉就会变化。快慢也是相对的：开车快吧，但上下班高峰难免塞车，常常堵得你心焦；骑电单车快吧，见缝能钻，机动灵活，但不够安全，欲速或不达。我宁愿选择步行：时间充裕，就走大街，赏街景；时间有限，就穿小巷，抄近路。

街巷的喧嚣从白昼直到深夜；凌晨时分，方得寂静。此刻大多数人正在甜甜的睡梦中，但近年来的我常常早醒，醒后又特别清醒，眼睛大大地看着窗外的天空，大脑这“机器”迅即运转起来。都市工作的压力、生活的重担以及人情的冷漠就像无形的大山，沉甸甸地压在心头。与其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不如简单洗漱一下上班。我喜欢独自走在这街巷，此时的心是自由的，什么都可以想，什么也可以不想，就像蓝天上的白云，走走停停，舒卷随意。

步行半小时的路程刚刚好，既做到了低碳出行又锻炼了身体。行道树上叽叽喳喳的鸟鸣，以及马路上呼啸而过的装满鲜肉蔬菜的三轮摩托的轰鸣，奏响了今朝的序曲。街边摊上描龙画凤的黄毛青年吆喝着划拳，餐桌上杯盘狼藉，显然是从深夜喝到现在。他（她）们或吞云吐雾，或醉气醺醺，或大呼小叫，或窃窃私语，或埋头昏睡，或四仰八叉，上演着昨夜的谢幕。两边高低错落静穆矗立的建筑如一舞台戏的背景，此时行走其中，一瞬间我有些恍惚，不知自己是一个没买门票误入其中的看客，还是一个临时客串免费出演的“路人甲”？

此刻路灯突然熄灭，但天尚未大亮。只觉路面一暗，我便低头看路，发现一只蟑螂正慢悠悠地爬着。我停下脚步等它先过，它竟然也停住，似乎还看了我一眼，仿佛在对我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看到自己的鞋带开了，就蹲下系好，一抬头就不见了蟑螂的踪影。在人的角度看，蟑螂显然是不速之客；但在蟑螂的眼里，无处不是它的家。它每天过得很充实，饿了就找吃的，闲了就传宗接代，浑浑噩噩却无忧无虑。蟑螂为自己而活的一生也是挺幸福的。

但我宁愿做故乡的小蜜蜂。都市难觅它的踪影。记得小时候，春天的暖阳里，老屋的土墙上星星点点的小洞眼中，有许多蜜蜂时不时地钻进钻出。我和几个小伙伴用青霉素的空玻璃瓶放在洞口，等蜜蜂出来，进到瓶内，就用扎了针眼（用来透气）的瓶盖封住，近距离地细看它黑黝黝的眼睛、毛茸茸的身子，以及像老虎一样黑黄相间的条纹。睡觉时也把它放在枕边，听它振翅发出的嗡嗡声，震得耳蜗麻酥酥的。怕它肚子饿，第二天一早就放了它，再抓新的。它从不轻易蜇人，除非你让它意识到危险。我就被蜇过，火辣辣地疼，不一会儿就肿起一个大包，哇哇地哭，心里便对蜜蜂讨厌起来。奶奶带我到村里有奶孩子的人家，要点奶水抹在肿起处，很快就不疼了，肿包也消了，只留下一处浅红的印记，过几天就不见了——我对蜜蜂的讨厌也迅即消散。小蜜蜂多么勤劳啊！飞来飞去地采来百花粉，既促进了植物繁殖，也酿下香甜的蜂蜜，几千年来都是人类最亲“蜜”的朋友。小蜜蜂多么无私啊！一举一动，利己利人；一饮一啄，不亏不欠。古人曾写诗称赞它：“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路两边高楼的窗口大都黑洞洞的，只有一二处透出亮光，像鬼魅般看着我，我忽然感觉怕怕的，好像在墓园里穿行。建筑像墓碑，只是里面住着活人；墓园亦建筑，只是里面躺着死人。建筑彰显着一个人的贫富贵贱，墓碑撰刻着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无不冷冰冰却又活生生地上演着一场场百年大戏。

你瞧，繁华闹市，寸土寸金，单门独院，非富即贵。再看，城中村楼栋细而高，出租屋房间多而密；而今暂住鸽子笼，他年盼迁凤凰居。仰望宗祠巍峨，哟，青砖黛瓦，翘角飞檐，雕梁画栋，香火袅袅，慎终追远。又见一破旧矮楼，唉，外墙斑驳，门窗残损，显然多年没有住人，就像再无后人祭扫的坟墓，杂草丛生，甚是凄凉。建房之初，主人想必精心设计，倾尽财力，但求光宗耀祖，传之久远；继而添丁进口，儿呼母应，柴米油盐，量进为出……何曾料到今日的光景？

这让我想起了故乡老屋的盛衰变迁。

听奶奶说，我家的祖居是三进四合院，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一把火烧了。从我记事起，已是半土砖半青砖的三间瓦房，小院的围墙石头垒砌，朴拙而别致。我在这里度过了温馨的童年。记得读小学三年级的一个晚上，煤油灯下，一家人围桌而坐：母亲与奶奶做着针线活儿，银针亮亮的光点忽上忽下；已是村长的父亲专注地看着文件或报纸；我受父亲的熏陶也喜欢看书，那天读着《雷锋的故事》。读到《苦难的童年》中“雷锋哭”的情节时，我忍不住泪花在眼眶里打转，竟呜呜呜地哭出了声。

奶奶抬起头，见我一只手拿着书，一只手抹着泪，扭头疑惑地看向我母亲。母亲站起身走过来，擦掉我脸上的泪：“咋了？”我指着书的这一页，抽泣着：“雷锋的妈妈……死了。”奶奶自言自语：“这书上写的啥子哟，把娃娃都弄‘汪’（掉眼泪）了。”旁边的父亲探过头来指着书：“这封面上的几个大字念给我听……”“向雷锋同志学习。”“谁写的？”“毛主席！”“毛主席让我们向雷锋学习什么呢？”父亲盯着我的泪眼，停了几秒：“学习‘汪’吗？”……

后来这本书找不到了，听说是奶奶偷偷把这本书藏了起来，说“莫把娃娃的魂勾跑了”。但父亲的那句追问始终萦绕在我耳边，我最终还是在课堂上找到了答案——无私奉献！也常听父亲提及六十年代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战天斗地”的场面，印象最深的是修建“三道河水库”大坝：工程到了清基阶段，当时条件有限，必须人工下水清除淤泥，时值寒冬腊月，但工期不能耽搁——问题是这天寒地冻的，派谁下水呢？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默不作声。时任公社工地副指挥长的父亲“呼啦”一下站起来，三下五除二地脱下棉衣，只剩贴身内衣，大喊一声：“共产党员跟我上！”便第一个跳入刺骨的寒水中……父亲的言传身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一颗“无私奉献”的种子——我曾连续几年自发地为村里五保户邱奶奶挑水、打扫卫生，直到上初中。

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我家是本地第一批万元户，盖了一栋上下共十二间房的两层楼。楼宇落成，灯火辉煌，亲朋满座，举杯畅饮，人声鼎沸，轰动一时。自此家里的各种来客接踵而至，这就苦了母亲——从田里劳作回来，还得拖着疲惫的身子烧火做饭。无论是前来道贺的远近亲友，还是因婆媳矛盾、邻里纠纷或家庭困难等事情来访的村民，身为村支书的父亲，总是先让座，再递一支烟，倒一杯水，然后问寒问暖，掏心掏肺地解决困难。不知不觉到了饭点，对于住得远的村民，父亲每次都客气地留饭，嘴上说吃个便饭，但好面子，总是烧一大桌子饭菜来待客，而且我们小孩子不准上桌，只能躲在厨房吃点“边角料”。

这里单说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邻村的一户人家，每年春节都来我家“拜年”，说是“拜年”，却从正月初一，一直住到正月十五。这男的瘸一只腿，老婆是哑巴，带着三个孩子，老大的岁数跟我差不多。虽说咱家里有余粮，还有杀的年猪，但一天三顿十几口人的吃吃喝喝，冷锅冷灶，叮叮当当，我母亲要弓着腰好一阵儿忙，才能摆上桌的。家里房子虽多，但没有那么多床位，只得打地铺。冬天天冷，先在地上铺一层厚厚的稻草，然后铺被套。每年住十几天，持续七八年，吃喝洗漱睡，样样都得侍候着。古人说：久住令人贱，频来亲也疏。这可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啊。可我们大人小孩处得就像一家人，热热闹闹地，以至于好长时间我都以为这是咱家的亲戚呢。要知道，越是残疾人，心越是敏感和脆弱。但凡我父母流露半句怨言和显出一丝不悦，这个融洽的氛围就没了，他家也就不会连续好几年来“拜年”了。后来我家人口增加了，他家的孩子也都大了，老的老，小的小，诸多不便，就没再来了。我曾问过父母：“这家人既不是咱家的亲戚，又不是本村的村民，每年招待一次还可以接受，但一家五口一住十几天，连续七八年，为什么不拒绝呢？”母亲告诉我：“说实话，我这辈子烧火都烧伤（厌）了！唉，又怎么办呢？大过年的，人家来拜年，还不得好好招待？残疾人本来不容易，又生了这么多孩子，人家不说走，怎么忍心赶人家走……”我现在每每想到这件事，都为父母的善心和无私付出而感动和自豪。

再后来我家搬到城镇居住，低价处理了这栋老宅。而今奶奶、父母皆已不在人世，每次回老家，睹“屋”思人，往事历历在目，眼眶有些湿润……

不知不觉，天早已大亮。路上的行人、车辆渐渐增多，上班的地方也到了。

下班往回走，时近黄昏，西沉的太阳仍距地平线一丈多高。这街巷显然比早起上班时热闹多了，但见车来车往，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下班的时间充裕多了，不用担心迟到，不必着急赶路。

路边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涌，据说直通几公里外珠江口的伶仃洋。有一次我曾沿着河道走了一个多小时，果真走到入海口。那里有一个闸，以防海水倒灌。

那么，路边的这条小河涌与我故乡的小河是相通的了。沿珠江口逆流而上，到珠江水系的西江，再到西江的支流漓江，经秦朝南征百越而开凿的灵渠与湘江水系相接，然后过洞庭湖、长江，在汉口接通汉江。我的故乡位于汉江中游，村前就是汉江的支流蛮河。

村的四周原有一圈土城墙和护城河，方圆约一平方公里，建于何时没人知道。我三四岁的时候东门的城楼还在。记忆里，一个夕阳反照的黄昏，奶奶牵着我的手，走进能容一辆马车的城门洞，但见木门的铆钉锈迹斑斑，过道上的青石板泛着光。“农业学大寨”时期，土城墙被推倒。土城墙的东南角紧邻一口古井，因而得以暂存，那是我儿时的乐园：春天的雨后初晴，母亲带我捡满地生长的地皮菌；夏天炎热的午后，哥哥带我从土城墙高处向护城河的水深处，玩“高台跳水”；秋天的骄阳下，姐姐带我攀摘土城墙上刺梨树的酸灵果吃，酸酸麻麻中透着一丝甜；冬天，我和弟弟在护城河的冰面上滑冰，打“得罗”，或跟着父亲到大雪覆盖的土城墙周边撵野兔……

继续往前走，路边有一个超大购物中心，我常常从中穿越而过，顺便上上厕所，吹吹空调。看着玻璃橱窗内光鲜亮丽的衣裳，我常思绪翩翩。

那一年社会流行穿军装，学校也有数个追求时尚者跟风。我很羡慕，也想拥有。周末回家就跟父母提了这事，等去街上买时，已断货。见我闹着坚持要，父亲只好第二天带我坐火车，到四十多公里外本地区最大购物中心的鼓楼商场去买，一买两套，一绿一蓝，还额外买了一个军用帆布斜挎包。但父母生活很俭朴，衣服补了又补。记得我刚上初中的那年秋天，母亲到学校食堂给我交伙食费，然后打听到我的班级，在教室外的走廊，一个窗一个窗，弯着腰，手搭凉棚，用目光搜寻着我。我其实早看到了，她穿一件自己用白纱布做的圆领无袖汗衫，面前还打着一个灰色的补丁。她向我招手，我觉得丢人，装作不认识，没出去。母亲只好把饭票给老师转交……母亲为这事儿伤心了一阵子，我却要为这事儿后悔一辈子。

再往前走就到了我住的小区。路边有个公园，我常常先进去歇一歇才回家。

这是一个低缓的小山丘，绿植高低错落，曲径通幽处有一个凉亭，我便在石凳上歇息。常见一老者打太极，一上一下一左一右，一开一合一起一落，或疾或徐，张弛有度，衣袂飘飘，仙风道骨。又见一老者手提鸟笼缓步而来，踮起脚将鸟笼挂上树杈，再将笼衣轻轻地揭开。一只灵动可爱的小鸟儿便探出头来，瞪着滴溜溜的眼珠环顾打量一番，先是试几声嗓子，然后就忘情地鸣叫起来，或悠扬婉转，或清脆响亮，不一会儿，引来周边树梢上不知名的野鸟此起彼伏地应和。在这悦耳动听的合奏曲中，我仿佛听到了故乡的鸟鸣。

春夏之交，故乡的天空就回荡起“快种包谷……快种包谷……”或“布谷，布谷……”的鸟鸣，那是杜鹃鸟在提醒农人春播春耕。夏秋之交，董鸡子在深过腰的稻秧田中“咚咚咚”地叫，忽地又见一只白鹭展翅飞起，发出“嘎啊——嘎啊——”的长啸。

我十八岁后才开始干一点儿农活，不是父母要我去，而是自己不好意思，去充个人头，因而切身体会到父母的辛劳。割麦、插秧、割稻、除草……无论什么农活，父母一旦弯下腰低下头，就不能像打太极和遛鸟的老者那样闲庭信步，常常为了抢天气，赶活路儿，顶着烈日，冒着酷暑，在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里挥汗劳作。到了田尽头，掉头再来，一趟又一趟，也不休息也不说累。而我不一会儿手上便磨出了血泡，只好在原地磨蹭，或躲到树荫下歇个半小时。母亲喊我把水壶拿过去，我见她脸上布满细小晶莹的汗珠，汗水湿透了衣衫。她接过水壶，咕咕咕地喝了几口，然后递给我，朝我笑了笑，并没有责备我“磨洋工”，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又俯下身子继续干活，不一会儿就离我老远了。别看母亲身子瘦小，但干起活儿来身手矫健，就像一名游泳能手，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但见浪花飞溅中，身影很快到了对岸。而我则像只旱鸭子，扑腾几下便没了斗志，只能望洋兴叹……

父母辛劳一生，宛如一枚火箭，儿女则如卫星。火箭拼尽全力，耗尽体能，把卫星送入遥远的太空轨道后，撒手殒落。

父母节俭一生，犹如巍峨的秦岭，儿女则如汉江。秦岭倾尽所有，而汉江源出于秦岭之南麓后，就一去不回头——先是奔涌在鄂西北山地，激流飞湍；继而蜿蜒于江汉平原，静水深流；最后，在汉口汇入长江，奔向大海。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回首我五十多年走过的路：前三十年靠着父母的培养和扶持，总感觉理所应当；后二十年藏着身为儿子的愧疚和挂牵，却又不能膝前尽孝。这成了我此生永远的痛。

故乡是人生的起点，而我们渐行渐远。但不管多远，无论多久，故乡都永远铭刻在我们心窝的最深处，因为这里有我们难以磨灭的儿时记忆，有我们无法割舍的亲情。当我们回望时，心中会有两种情愫交织：一是心酸，这心酸来自我们因年少无知、虚掷光阴而留下的遗憾；二是感动，这感动源于父母的勤劳善良。但是那遗憾就像小时候接种疫苗留下的疤痕，表面虽不好看，内里却产生了抗体，以后能抵御“病毒”的侵害；而父母的勤劳善良则如同汉江的刚柔并济，滋养出我们外柔内刚的品性，去冲破一切艰难险阻，一路向前……

往后，这条街巷还要走几年，而人生的路还得走几十年，未来必将有许多未知的挑战等在前面，一种无形的压力再次涌在心头……此刻，坐在珠江口左岸若有所思的我，仿佛听到自久远的汉水边传来的故乡先民的歌谣和先贤的呐喊：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歌谣，如磬如铃，唤我清醒；这呐喊，似鼓似号，壮我前行。

作者简介：杨亚昆，宜城人，现供职于深圳市某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