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云南省委原书记，任职期间坚决反对“两个凡是”，享年82岁

1999年9月23日，一位82岁的老人在北京悄然离世。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没有轰轰烈烈的送别，唯有那些与他并肩奋斗过的战友、被他温暖过的群众，默默记着这个名字——安平生。

这位曾执掌云南、广西两省，还兼任过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的老革命家，用62年的革命生涯，从延安的土窑洞一步步走到边疆的红土地，在岁月里写下了一段不事张扬，却厚重得像山河一样的人生。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一辈子扎根基层、活得朴素得像普通群众的老革命，年轻时竟是个“叛逆”的富家子弟。

1917年7月，安平生出生在陕西西安周至县一个富裕人家，父亲是当地有名的乡绅，家里有良田百亩、商号好几间，他从小锦衣玉食，父辈早就为他铺好了读书、经商、守家兴业的平坦路。可谁也没料到，这个被宠着长大的少爷，17岁那年，竟毅然挣脱了优渥生活的束缚，做了个让全家都震惊的决定——奔赴延安，投身革命。

没人能精准说清他当时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只知道他瞒着家里人，带着简单的行囊，一路辗转跋涉，悄悄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徒步走了几百里，终于在1937年2月，踏进了那个让无数热血青年心心念念的革命圣地。这一步，不光彻底改了他的人生轨迹，更让这个懵懂的青年，在革命的淬炼里，慢慢长成了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

延安老照片

在那个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年代，每一个有良知的青年，都没法置身事外。而延安，就是当时照亮无数青年前行的光。安平生的选择，与其说是个人的觉醒，不如说是时代的必然。

初到延安，安平生被分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二期学习，同年5月，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所有学员一样，他住的是简陋的土窑洞，吃的是粗粝的杂粮，穿的是打补丁的粗布衣裳，每天天不亮就起身训练、学习，深夜还在煤油灯下啃马列著作，常常熬到后半夜。

对于从小养尊处优的他来说，这样的生活，无疑是一场天大的考验。有一次，他实在吃不惯粗硬的小米饭，偷偷扔掉了自己省下的半块窝头，被指导员发现后，对方没严厉批评他，只是带着他走到延安的田间地头，让他亲眼看看，农民们顶着烈日辛勤劳作，却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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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安平生羞愧得无地自容。他终于明白，革命从来不是一时的热血沸腾，而是要真正放下身段，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从那以后，他彻底褪去了富家少爷的娇气，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的革命战士，严格要求自己，刻苦钻研、勤练本领。凭着过人的天赋和不懈的勤奋，他很快在学员中脱颖而出，毕业后被分到延安马列学院，先后做过教育科干事、科长、党支部书记，后来又调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成了一名研究员。

在马列学院的日子里，他听过刘少奇、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报告，也亲眼见过共产党人的廉洁与务实。其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更是影响了他一辈子。

1940年的初秋，延安的空气里带着几分清冽，毛主席应邀到马列学院作形势报告。学院领导特意叮嘱安平生和韩世福、邓力群、马洪四位同志，提前吃完饭后，去杨家岭迎接毛主席。

四人犯了难。那时候延安条件异常艰苦，马列学院设在兰家坪的土石山上，只有一排窑洞，没有车辆，没有马匹，从兰家坪到杨家岭，是三四公里的蜿蜒小道，中间还隔着延河，只能靠步行。他们匆匆吃完饭后，急忙赶到延河边的木板便桥桥头，却意外撞见了正步行赶来的毛主席。

邓力群

毛主席看到他们，笑着问道：“你们四人风风火火的，要干什么去呀？”邓力群连忙上前回答：“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毛主席摆了摆手，语气严肃又带着几分诙谐：“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来接，要不得！要不得！”

他环顾四周，接着说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说完，便和四人一起，步行往马列学院走去。

这段经历，安平生记了一辈子。他后来常跟身边的人说，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在诠释着共产党人的初心——接地气、办实事，不搞特殊、不摆架子。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不管后来身居多高的位置，始终守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作风。

1942年12月，安平生主动请缨，奔赴抗日前沿的晋绥边区工作，担任河曲县三区区委书记。那时候的晋绥边区，战火纷飞，环境恶劣，既要应对日军的频繁扫荡，还要处理地方上的各种矛盾，工作难度极大。

抗日战争网图

刚到河曲县，他就遇上了棘手的难题：当地群众常年被战乱侵扰，对八路军心存顾虑，不愿配合工作，甚至有人因为害怕日军报复，不敢参与抗日活动。安平生没有急于求成，而是放下干部的架子，一头扎进农户家里，和群众拉家常、话冷暖，耐心听他们的难处。

他发现，群众不愿配合，一来是怕日军报复，二来是生活太苦，连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于是，他一边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灵活打击日军的扫荡，一边带着群众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拼尽全力发展生产，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

有一次，日军对河曲县发动大规模扫荡，安平生带着群众转移到深山里，为了保护群众的安全，他亲自断后，和日军周旋。战斗中，他的手臂被敌人的子弹擦伤，鲜血染红了衣袖，却始终守在阵地上，一步也没退，直到所有群众都安全转移。

这件事之后，群众对安平生彻底信服了，大家纷纷主动投身抗日活动，送公粮、做军鞋、加入民兵队伍，和八路军并肩作战。在他的带领下，河曲县的抗日斗争搞得有声有色，成了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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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安平生被任命为晋绥边区平介县县长兼独立营营长，后来又先后担任平介县委书记、汾阳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这时候，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但解放战争的序幕已经拉开，阎锡山的部队在晋绥地区频繁活动，不断骚扰、破坏解放区。

平介县地处汾阳、介休之间，是连接晋绥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安平生到任后，首要任务就是巩固解放区，打击阎锡山的部队，同时保障干部来往延安的安全，打造一条“钢铁走廊”。

那时候，彭德怀、刘伯承等高级干部经常要从平介县经过，前往延安或其他解放区。安平生亲自部署安保工作，挑选精干战士组成护送队，通过地下交通站侦察敌情、寻找向导、获取“合法”证件，用秘密化装和武装护送相结合的方式，每次都亲自带队护送，确保干部们的安全。

有一次，他护送一批干部经过平介县境内的一个村庄时，遭到了阎锡山部队的伏击。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安平生沉着冷静，指挥战士们占据有利地形，和敌人展开激战。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战士们伤亡惨重，但他始终守在阵地上，没有放弃，直到傍晚援军赶到，击退敌人，成功护送干部们安全通过。

除了护送干部，安平生还积极参与汾孝战役的支前工作。1947年1月12日，汾孝战役打响，陈赓、王震等将领指挥部队攻打汾阳、孝义，安平生带着平介县的民兵和支前民工，日夜兼程，为前线运送粮食、弹药和伤员。

那时候，平介县的群众积极响应号召，有组织的参战群众就有上千人，大家自带担架、大车，冒着枪林弹雨奔赴前线。安平生亲自带头，扛着粮食、抬着担架，和群众们一起穿梭在炮火里，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渴了就喝几口凉水，累了就坐在路边歇片刻，始终没有停下脚步。

汾孝战役打了12天，一共歼灭阎锡山部队1.1万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这背后，离不开安平生和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战役结束后，陈赓将军特意接见了安平生，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是个能打硬仗、能办实事的好干部”。

也正是在汾孝战役打响的当天，刘胡兰烈士在文水县云周西村被阎锡山的部队残忍杀害，年仅15岁。消息传来，安平生悲痛不已。那时候他正带人随吕梁军区独四旅从平介出发，直抵文水城，得知烈士牺牲的消息后，他主动配合文水县当地领导，深入云周西村走访群众，收集线索，查明烈士牺牲的详细情况，还协助部队追捕凶手。

张全宝

在他的协助下，部分凶手很快被抓获并绳之以法，但最凶残的匪连长张全宝当时侥幸逃脱，直到多年后才被抓获处决，为烈士讨回了公道。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安平生亲眼目睹了烈士家属的悲痛，也更加坚定了他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安平生的人生迎来了新的转折点。他告别了战火纷飞的晋绥边区，被调到北京工作，担任中共北平市郊区工委委员兼秘书长——这次调动，源于他当年在晋南土改时的出色表现，是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柴泽民举荐的。后来，他又先后调到广州市郊区工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秘书长等岗位，正式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

初到广州，安平生兼任广州市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广州郊区的土改工作。那时候的广州郊区，土地都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农民无地可种、生活困苦，土改工作阻力很大，不少地主暗中抵制，甚至煽动群众反对土改。

安平生没有退缩，他深入农村，召开群众大会，耐心宣传土改政策，倾听农民的诉求，严厉打击地主的嚣张气焰。他严格遵循“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的政策，公平公正地分配土地，让每一位农民都能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

有一次，一个地主暗中贿赂他，想保住自己的土地，被他严厉拒绝。他对那个地主说：“土改是国家的政策，是为了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我不能因为个人私利，违背党的原则，辜负群众的信任。”在他的带领下，广州郊区的土改工作顺利推进，不到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农民们捧着崭新的土地证，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还高唱着“担谷膊头痛，鬼叫你命穷，有田分便不痛，感谢毛主席”，以此表达心里的喜悦。

1953年11月，安平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后来又升任部长、华南分局委员，主要负责广东的农村工作。那时候的广东，农业生产落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粮食产量偏低，很多农民依然面临温饱问题。

安平生深入广东各地农村，实地调研农业生产情况，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方式陈旧。于是，他积极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推广优良品种，组织农民开展互助合作，全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他亲自带队，走遍广东各个县市，举办农业技术培训班，手把手地教农民科学种田、防治病虫害。

在他的推动下，广东的农业生产有了显著发展，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改善。1956年7月，安平生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同年8月，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继续分管农村和农业工作。在担任副省长期间，他始终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广东的农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就在他的工作顺风顺水的时候，1961年6月，他被调到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广东，奔赴条件相对艰苦的广西。面对这样的调动，他没有一句怨言，接到任命后，立刻收拾行囊，奔赴新的岗位。

那时候的广西，农业生产比广东还要落后，尤其是水稻种植，产量极低，很多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安平生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广西各地农村，调研水稻种植情况。他发现，广西农民依然沿用传统的种植方式，种植密度低、品种落后，这才导致产量上不去。

恰逢韦国清1964年初到中南局开会，计划把潮汕地区的先进水稻种植技术引进广西，两人一拍即合。在陶铸的大力支持下，1964年10月下旬，760多名潮汕技术能手奔赴广西，分赴46个县、市的生产队传经送宝。

为了让农民接受新的种植技术，安平生亲自到田间地头，和潮汕技术能手一起，示范如何合理密植、施肥、防治病虫害。那时候，很多农民固守老观念，觉得“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不会错”，不愿配合。安平生没有强迫他们，而是选了几个村庄作为试验田，亲自指导农民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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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收获时节，试验田的水稻产量比传统种植高出一倍多，农民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纷纷主动采用新的种植技术。在他的推动下，广西的水稻种植技术得到广泛推广，杂交水稻也慢慢在广西落地生根——1975年，广西杂交水稻示范面积只有2405亩，后来扩大到42.26万亩，位居全国第二位。据统计，仅几年时间，广西的水稻总产量就比上年增加了12亿多斤，很多农民彻底摆脱了温饱问题。安平生也因此得到了广西群众的广泛爱戴，大家亲切地称他为“水稻书记”。

1968年8月后，安平生先后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生产指挥组组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在这段特殊时期，他始终坚守岗位，顶住压力，尽力维护广西的稳定，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推动广西的生产建设。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安平生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对他多年工作的高度肯定。

1975年10月，他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担任广西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成了广西的“一把手”。担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后，安平生的责任更重了。他一方面继续推动农业生产，巩固农业发展成果；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工业、交通等产业，推动广西全面发展。

他还十分重视民族团结，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努力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让广西的各民族群众像一家人一样，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在广西工作的十几年里，安平生走遍了广西的山山水水，每一个县市、每一个乡镇，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深入群众，倾听诉求，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不管是修建公路、兴修水利，还是改善群众住房条件，他都亲力亲为、全力以赴。此外，他还专门联系上海市领导，争取到上海的帮助，为广西制造了20套3000吨的氮肥厂设备，助力广西工业发展。

1977年2月，安平生再次接到任命，调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同时担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云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后来又兼任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任职期间，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积极推动思想解放，为云南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从广西到云南，虽然都是边疆地区，但云南的情况更为复杂——少数民族众多，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经过十年动乱，各项工作都需要重新梳理，百废待兴。刚到云南，安平生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云南的国民经济处于混乱状态，农业生产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群众生活水平很低。

面对这样的局面，安平生没有慌乱，他深入云南各地，开展大规模调研，摸清云南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发展规划。他明确提出，云南的发展要立足自身优势，重点发展农业、轻工业，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减轻农民负担，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那时候，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刚刚开始推广，很多地方还存在顾虑，云南也不例外。安平生顶住压力，率先在云南部分村庄试点土地承包责任制，让农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试点取得了显著成效，有一个村庄试点后，粮食产量比上年增加了40%，农民收入也翻了一番。这个案例让安平生更加坚定了推广的决心，他在全省范围内逐步推广这项政策，不到两年时间，云南的大部分农村都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得到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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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推动农业发展，安平生还十分重视云南的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云南是多民族聚居省份，有2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风俗习惯不同，矛盾较多。他经常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和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他大力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修建公路、铁路，改善交通条件，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发展特色产业，让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在他的努力下，云南各民族之间更加团结，边疆更加稳定，为云南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1977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云南省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昆明举行，这次会议是云南政协工作中断11年后恢复的第一次会议，意义重大。安平生作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为云南政协工作的恢复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政协云南省第四届委员会主席。

此后，他十分重视政协工作，充分发挥政协的作用，广泛听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为云南的发展建言献策，还经常组织政协委员开展调研，推动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1979年12月，在云南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安平生当选为云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身兼数职的他，工作愈发繁忙，但始终保持着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每一项工作都亲力亲为、一丝不苟。他高度重视民主法制建设，推动云南的各项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在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安平生有个鲜为人知的习惯——每年都会抽出一段时间，深入基层，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他不搞特殊化，不摆架子，和群众一起下地种玉米、挖土豆，一起吃饭、聊天，倾听群众的心里话，了解他们的难处。有一次，他到云南一个偏远山村调研，住在农民家里，当得知这个村庄没有通电、没有通路，群众生活十分不便时，他立刻安排相关部门，尽快解决村庄的通电、通路问题。不到半年时间，这个村庄就通了电、通了路，群众的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村民们特意给安平生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为民办实事，恩情记心间”。面对群众的感谢，安平生只是笑着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是人民的干部，就要为人民服务。”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安平生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5年7月，他主动辞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退居二线，把机会让给年轻干部。很多人劝他再干几年，享受一下待遇，他却笑着说：“我已经老了，应该让年轻人上来，他们有活力、有干劲，能更好地推动云南的发展。”

退居二线后，安平生并没有闲着，他依然关心着云南的发展，经常深入云南各地调研，为云南的发展建言献策。他还十分重视党史研究工作，整理自己多年的革命经历，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穿着简单的衣服，吃着普通的饭菜，从不搞特殊化。

家人回忆，安平生一辈子节俭，从不浪费一粒粮食、一滴水、一度电，衣服穿了多年、打了补丁仍舍不得扔，就连一双袜子，也是补了又补。他经常教育子女，要低调做人、踏实做事，不要依靠他的身份地位，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

1999年9月23日，安平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他的离世，让很多人悲痛不已，当年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被他帮助过的群众，纷纷前来送别。国家领导人也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肯定了他一生的贡献。

安平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远留在人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生活，不懈奋斗、勇往直前。他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英雄，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强者，而是那些扎根基层、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普通人，是那些把一生都献给党和人民事业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