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国人物这么有魅力，因为没有宋明人物费拉｜文史宴

很多人——包括日本人——在帝国史中对三国历史特别感兴趣，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三国时代的人、事虽然没有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里描写得那么drama，但确实在帝国史上是比较出色的，对比秦制晚期的晚儒社会，可以说是熠熠生辉。我过去讲过秦制晚期社会的第一流人物，像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今天就用这个角度切入。王、顾、黄在晚儒里凤毛麟角，但在中古时代其实是很常见的。

使得王、顾、黄区分于晚儒的特点是什么？他们不是纸上谈兵的人，也是有强大的实践能力的人，一般都是少时任侠，中年有能力组织义兵。但是如果我们看汉末三国的历史，这种以晚儒标准看非常传奇的人生经历就很常见了。如在三国文学中一般被描写为负面形象的袁绍、袁术：

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与交焉（魏书六）。裴注引《英雄记》云：（袁绍）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按，指即使有人请他去做官，也不愿意去）。中常侍赵忠谓诸黄门曰：“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绍叔父隗闻之，责数绍曰：“汝且破我家！”绍于是乃起应大将军之命。

袁术字公路，司空逢子，绍之从弟也，以侠气闻（魏书六）。

袁氏家族是非常典型的东汉儒学世家，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说：“服膺儒教的豪族的出现，在东汉时代，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例如汝南袁氏……汝南袁氏自袁良以来，世传《孟氏易》，为东汉的名族”。当时的儒生就是这样子的。汉末儒生首领陈藩，试图和当时的外戚窦家合作，打倒当时操纵朝廷的宦官集团，但被宦官发觉抢先下手，于是他直接带学生、部属拔刀进宫门了：

蕃时年七十余，闻难作，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攘臂呼曰：「大将军忠以卫国，黄门反逆，何云窦氏不道邪？」（《后汉书》陈王列传第五十六）

黄宗羲一生最出名的事，不是他很能写文章，而是他年轻时为父复仇。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集团的一个领袖，后来被阉党所害。朱由检上台后，阉党没落，黄宗羲于是身怀利器进京复仇，在审讯几个参与直接谋害他的父亲的阉党头目的时候，作为证人出席的他试图亲手刺杀那几个人。这件事在当时以说是给了晚明社会一点小小的儒家震撼，朱由检感动地称黄宗羲为“忠臣孤子”，觉得实在罕见，堪称是儒家社会的模范：

黄宗羲，字太冲，馀姚人，明御史黄尊素长子。尊素以劾魏阉死诏狱。思宗即位，宗羲入都讼冤。至则逆阉已磔，即具疏请诛曹钦程、李实。会廷审许显纯、崔应元，宗羲对簿，出所袖锥锥显纯，流血被体。时钦程已入逆案，实疏辨原疏非己出，阴致金三千求宗羲弗质，宗羲立奏之，于对簿时复以锥锥之。狱竟，偕诸家子弟设祭狱门，哭声达禁中。思宗闻之，叹曰：“忠臣孤子，甚恻朕怀。”（《清史稿》黄宗羲传）

但如果我们再去看汉末、三国时代的情况，就会发现黄宗羲的行为在当时其实是非常常见的。父兄、主公、朋友伸冤复仇就是东汉儒生的常规操作。而且放到那个时代，黄宗羲的行为其实还算不上什么，因为第一，他其实并没有行刺成功；第二，他的复仇，多少还是借着帝国打击阉党的政治意图的。而东汉的复仇，往往是无视帝国政治进行的，帝国官僚甚至往往因为同情复仇者而拒绝执行帝国法令。比如汉末酒泉烈女庞娥亲，她的故事记录于《三国志》魏书十八和皇甫谧《列女传》，比黄宗羲复父仇的事迹耀眼得多：

酒泉烈女庞娥亲者，表氏庞子夏之妻，禄福赵君安之女也。君安为同县李寿所杀，娥亲有男弟三人，皆欲报仇，寿深以为备。会遭灾疫，三人皆死。寿闻大喜，请会宗族，共相庆贺，云：“赵氏强壮已尽，唯有女弱，何足复忧！”防备懈弛。娥亲子淯出行，闻寿此言，还以启娥亲。娥亲既素有报仇之心，及闻寿言，感激愈深，怆然陨涕曰：“李寿，汝莫喜也，终不活汝！戴履天地，为吾门户，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亲不手刃杀汝，而自侥幸邪？”阴市名刀，挟长持短，昼夜哀酸，志在杀寿。寿为人凶豪，闻娥亲之言，更乘马带刀，乡人皆畏惮之。

比邻有徐氏妇，忧娥亲不能制，恐逆见中害，每谏止之，曰：“李寿，男子也，凶恶有素，加今备卫在身。赵虽有猛烈之志，而强弱不敌。邂逅不制，则为重受祸于寿，绝灭门户，痛辱不轻也。愿详举动，为门户之计。”娥亲曰：“父母之仇，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寿不死，娥亲视息世间，活复何求！今虽三弟早死，门户泯绝，而娥亲犹在，岂可假手于人哉！若以卿心况我，则李寿不可得杀；论我之心，寿必为我所杀明矣。”夜数磨砺所持刀讫，扼腕切齿，悲涕长叹，家人及邻里咸共笑之。娥亲谓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杀寿故也。要当以寿颈血污此刀刃，令汝辈见之。”遂弃家事，乘鹿车伺寿。

庞娥亲（或称庞娥、赵娥），真正的汉末大女主

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时，于都亭之前，与寿相遇，便下车扣寿马，叱之。寿惊愕，回马欲走。娥亲奋刀斫之，并伤其马。马惊，寿挤道边沟中。娥亲寻复就地斫之，探中树兰，折所持刀。寿被创未死，娥亲因前欲取寿所佩刀杀寿，寿护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亲乃挺身奋手，左抵其额，右桩其喉，反复盘旋，应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寿头，持诣都亭，归罪有司，徐步诣狱，辞颜不变……凉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刘班等并共表上，称其烈义，刊石立碑，显其门闾。太常弘农张奂贵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礼之。海内闻之者，莫不改容赞善，高大其义（皇甫谧《列女传》）。

七女为父报仇图，东汉殡葬艺术中常见的主题纹饰

庞娥作为女性复仇的行动在东汉是比较少见的（儒家传统上复仇是男性的责任），但是这个例子中所显示的，地方社会和地方官员对复仇行为的肯定和帝国律令的无视，是东汉常见的事情。这和晚期帝国自卫行为都不太被允许的严苛统治很不相同。很多帝国晚期史家也注意到，东汉社会呈现出和晚期帝国社会很不相同的特点。当时的人更重气节，更有行动能力，也更对帝国朝廷有独立的意识。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发现“东汉尚名节”，具体表现为忠于主君、朋友，勇敢复仇，并且轻视官位，“（东汉）擅去官者无禁”，所谓“擅去官者无禁”，描述的是当时的士人发觉帝国意志和自己的原则不符，往往弃官而走的现象。这种现象和秦制晚期那种读书人拼命科举，挤破头去吃皇粮的现象放在一起，对比是非常强烈的。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情况，当然不是简单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而是有社会结构的原因。范晔、赵翼解释东汉儒士任侠、重气节的原因的时候，认为这种现象和当时社会去先秦未远，贵族、豪杰传统遗风尚在有关。赵翼还敏锐地指出，这和当时东汉帝国选官制度是察举制有很大的关系：

自战国豫让、聂政、荆轲、侯嬴之徒，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世竞慕之。其后贯高、田叔、朱家、郭解辈，徇人刻己，然诺不欺，以立名节。驯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茍难，遂成风俗（赵翼《廿二史札记》）。

及汉祖杖剑，武夫绗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雠，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逮桓灵之闲，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范晔《后汉书》党锢列传）。

察举制的特征是，主要由地方官员和士族负责推选当地人才。这和秦制晚期的科举制有重大差别，因为科举制意味着选官的权力和标准完全由朝廷控制，而察举制下地方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有点类似今天欧美的地方选举，这就很容易形成地方利益共同体，当地士族会抱团取暖，构建自己的政治集团和舆论（清议）。东汉士人的人格和行为模式相比宋明文人要高贵和自由，基本就源于此。为什么“（东汉）擅去官者无禁”？因为他们在乡土有自己的利益集团，不会因为不给帝国打工饿死。为什么“东汉（士人）尚名节”，甚至往往冒着违背帝国律令的风险？因为帝国律令不是评价他们的唯一尺度，他们相信他们的乡土父老会公正地评价他们。

所以东汉帝国呈现出一种半截秦制的状态，就是说，帝国上层是高度秦制化的，搞的是典型的秦制帝国的皇权至上、宫廷斗争那一套。但地方社会却因为长期的休养生息和自由演变，培养出了东亚大陆历史上比较强大的共同体。从一般读史者的角度讲，这是汉末、三国史相对宋末、明末多一些光彩的源泉。从治史者的角度讲，这种历史用陈寅恪所说的政治集团的角度来分析是比较有效的，因为后面我们会多次看到，这种政治集团是真的坚固的，而秦制晚期社会，例如宋、明、清代的所谓（汉人的）政治集团，其实是非常脆弱的，用政治集团的观点很多现象就不能解释了。

汉末——也就是著名的桓、灵时代——的宫廷政治斗争，主要表现为宦官集团和外戚集团的斗争。宦官集团是寒门小人依附皇权所形成的。东汉宫廷斗争的一个传统是，皇权试图借重宦官集团的力量，压制往往有强大宗族背景的外戚，以确保皇权的稳固。东汉后期皇权在宦官集团和外戚集团的斗争中基本站在宦官一边，这就是为什么汉灵帝会叫宦官张让为爸爸；在十常侍之乱中，作为皇权的实际执掌者的何太后明明是外戚何进的妹妹，却仍然在宦官和何进的斗争中，偏袒宦官一方的缘故。

帝国的宫廷政治斗争和地方政治斗争是联动的。宦官作为亲附皇权的寒族起家，当然希望把触手伸向地方割更多韭菜，导致了地方豪族的强烈反弹，所以汉末出现了这种现象：地方（“州郡”）官吏和士族不断上疏，谴责宦官势力祸害地方。

这种上疏在帝制晚期是非常少见的，因为宦官是皇帝的心头肉，上疏骂宦官是对皇权的公然叛逆。生活在帝制晚期的赵翼也觉得这一点比较少见，他的理解是“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然亦有不同。唐、明阉寺先害国而及于民，东汉则先害民而及于国”，地方民众和社会先受苦，所以先发声了。其实不是，就是因为东汉地方势力强大，敢于发声、有能力发声的缘故。

当时地方士族认为，朝廷那么喜欢阴阳人就去搞你的阴阳人好了，不要来干预地方上的事情，特别是不要破坏地方察举制，这是地方社会的生命力的关键。如《后汉书》载审忠上疏说：「宦官势盛，州郡牧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士人领袖李固上疏说：「中常侍在日月之旁，形势振天下，子弟禄位，曾无限极。虽外托谦默，不乾州郡，而谄谀之徒，望风进举。」所以在东汉历史上，一般地方士族会和外戚联合，压制皇权和宦官的联合。这就是何进和袁绍合作，密谋清理宦官集团的逻辑：

进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硕图己，及秉朝政，阴规诛之。袁绍亦素有谋，因进亲客张津劝之曰：「黄门常侍权重日久，又与长乐太后专通奸利，将军宜更清选贤良，整齐天下，为国家除患。」进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宠贵，海内所归，而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其从弟虑贲中郎将术亦尚气侠，故并厚待之。因复博征智谋之士逄纪、何颙、荀攸等，与同腹心……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后汉书》）。

袁绍“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的逻辑是：阴阳人集团虽然在帝国位高权大，“在省闼者或数十年，封侯贵宠，胶固内外”，实际上只是皇权管理下的一条狗，在地方上并没有基础，因此引进地方军队胁迫，可以打败皇权和宦官的联合。他的总体思路是对的，但是没有考虑到不同地方有不同地方的利益。帝国最强的军队必然是在帝国边境和蛮族作战，本身也高度蛮族化的军队，但是边兵集团和袁绍这种关东士族之间又是存在利益冲突的。这就是所谓的董卓之乱。董卓部是凉州的边兵集团。

帝国边境蛮族或者蛮族化边兵，因为其部落式的团结和战斗力的强大，颠覆腐朽的帝国统治，取而代之，这是东亚大陆史上的常规戏码。但是东汉末年的情况不同之处就在于，虽然董卓的凉州集团已经控制了帝国朝廷，但帝国核心区还是能产生一些足够强大的政治团体来对抗董卓，这是宋末和明末都没有的，这就是所谓的关东诸侯。当时的关东社会还不是那种考公大军故乡的形象，它是有一定的组织力和独立能力的。

当然当时他们在战斗力上，总体上仍然不是边兵的对手，关东诸侯和董卓对抗的过程中，只有孙坚的有吴越蛮族背景的部队的战绩还比较好（《山阳公载记》曰：卓谓长史刘艾曰：“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但这是很正常的。关东诸侯能够集聚势力，与控制帝国朝廷的董卓分庭抗礼，使之不敢东进，已经是帝国历史上关东社会的高光时刻了。董卓其实也有些畏惧他们，所以在他控制朝廷的早期，一度对袁绍等关东士族示好，把他们从朝廷送回关东做地方长官，当然他们一回到地方，就像鱼回到水一样，不再受到董卓朝廷的控制了。

初，卓信任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等，用其所举韩馥、刘岱、孔伷、张（资）〔咨〕、张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将以讨卓。卓闻之，以为毖、琼等通情卖己，皆斩之（魏书六）。

而关东诸侯讨董，实际上也和我一开始所说的复仇、地方共同体有关。很多晚儒文人把所谓的“十八路诸侯讨董”单纯理解为忠君爱国，其实是有很大偏差的，关东诸侯讨董在机制上更多地是一场地方层面的大复仇，是关东士族为被董卓诛杀的袁家复仇而展开的：

卓闻绍得关东，乃悉诛绍宗族太傅隗等。当是时，豪侠多附绍，皆思为之报，州郡蜂起，莫不假其名（魏书六）。

曹操是当时关东诸侯中的一支，还是袁绍的跟班。曹操是个非常精明的投机者，他的出身是阉宦集团中的新官僚，他的父亲曹嵩是汉桓帝时代太监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曹腾后来被曹魏尊为魏高帝，这可能是帝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尊为皇帝的太监了。曹嵩在桓灵时代官至太尉，应该是借着宦官集团的力量上去的，按照一些资料所说，是花钱买来的（《後漢書曹騰傳》：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

曹操虽然是宦官集团出身，但很早就试图加入到地方士族的圈子里去，特别是追随当时士族首领的袁绍，并且在士族打击宦官的对抗中站在士族一边打击宦官。他自己回忆那段试图加入士族圈子时的历程和心态时说：“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

裴松之注《魏书一》引《曹瞒传》曰：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于是共称荐之，故迁为顿丘令。

他和袁绍的早期关系很密切，但是士族总体还是看不大起他。在对抗董卓的关东-凉州战争中，曹操就显示出了他作为一个投机者的军事冒险家性格，在其他关东诸侯采取坚壁清野策略的时候，他选择冒险尝试和战斗力更强的西凉兵对线，对线的结果是惨败，这就是所谓的荥阳汴水之战。

曹操后来搞了一套说辞，批评关东诸侯“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按照他的观点应该进据险要，“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魏书一》）。但其实关东诸侯的做法也就是“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反而是曹操本人的军事冒险是违背了他后来的说辞的。但是他当时的地位和重要性都不大，只是袁绍的一个小跟班，所以这点失败也没有什么关系。

曹操的基本盘，陈寅恪的学生万绳楠概括得很清楚，是所谓的汝颍文人集团和谯沛武人集团。谯沛武人集团主要就是和他一起起家的诸夏侯曹，汝颍文人集团包括荀彧、陈群、郭嘉他们，这些人都是颍川人，可能说颍川文人集团更准确一点，因为汝南实际上是袁绍的老家，在曹袁战争中，汝南士族往往呼应袁绍。我们知道官渡战争时，袁绍使刘备南下，与汝南群盗连结，打击曹操后方，就是因为乡土传统。

我们读相关的史料，可以感受到当时地方共同体和儒生共同体的强大：

魏书二十六：时袁绍盛于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太祖忧之，以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余壁，诱其未降渠帅，于坐上杀十余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

颍川在帝国核心中原地区，好出文人、策士，自春秋、战国就如此。这差不多也是一个历史规律：一个地方文人、策士出得越多的地方，独立性越弱，腐化程度越高。反之，一个地方豪杰、武士出得越多，独立性越强，腐化程度越低。

当时颍川人便以聪明自负，所谓“我汝颍之士利如锥。卿燕代之士钝如槌”，但他们自以为非常聪明，而没有组织自己的共同体的能力，所以往往有很多小聪明，但最后混得很惨。韩非、张良都是颍川人，但最后命运都不如意，张良年轻时其实是想要恢复韩国的，但是一辈子也没实现，韩非就更惨了。曹魏时代颍川文人集团的代表人物荀彧也分享了他们的命运，我们知道他最后是被曹操逼死的。策士性格和文人性格的人难以成事，他们总想要不冒风险，因人成事，打打嘴炮就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郭嘉字奉孝，颍川阳翟人也……先是时，颍川戏志才，筹画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荀彧书曰：“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彧荐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为司空军祭酒（魏书十四）。

曹操后续的军事投机在河南地区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应该说确实有比较优秀的军事才华，另一方面也是运气在他这边。几个因素：一，袁绍的支持，曹、袁早期关系非常密切，曹操早期也打过几次惨重的败仗，但是袁绍持续支持他。这就是《为袁绍檄豫州》所说的“（曹操）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幕府（袁绍）惟强干弱枝之义，且不登叛人之党，故复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响振，布众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复其方伯之位，则幕府无德于兖土之民，而有大造于操也。”当然这也说明曹操的投机是有道理的，汉末的大腿就是袁绍这样的大士族。但袁绍愿意帮曹操这个忙，还是存在偶然的因素。

第二，凉州边军系统因为吕布成功谋刺董卓崩溃了，董卓留下的汉献帝朝廷最终落到了曹操的手中。汉献帝是董卓废去汉少帝之后重新立的，这是董卓用于加强自己对朝廷的控制的一个策略。所以关东诸侯对于汉献帝没有很大好感，往往想要另立新主，但曹操本人是一个没有太强原则的人，无所谓是董卓立的皇帝还是士族立的皇帝，总之是可以成为一个大义名分，他在西凉余部还控制朝廷的时候，就试图投机汉献帝了：

是时，汉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乱长安中，与关东断绝。太祖领兖州牧，始遣使上书。傕、汜等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今曹操虽有使命，非其至实”，议留太祖使，拒绝其意。繇说傕、汜等曰：“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加答报，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魏书十三）。

历史上王允、吕布刺杀董卓的行为和连环计没什么关系，王允能够拉拢吕布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地方共同体比较强固。王允和吕布都是东汉并州人，“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得到了吕布的信任，他们搞谋刺也用了大量并州人，例如参与谋刺的李肃就是吕布的同乡，但刺杀成功后王允很快失败，也是因为他们和董卓留下的凉州派系存在矛盾的缘故：

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卓将吕布共谋诛卓。是时，天子有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布使同郡骑都尉李肃等，将亲兵十余人，伪着卫士服守掖门，布怀诏书（魏书六）。

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后布诣允，陈卓几见杀状。时允与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是以告布使为内应。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布遂许之，手刃刺卓。语在《卓传》。允以布为奋（威）〔武〕将军，假节，仪比三司，进封温侯，共秉朝政。布自杀卓后，畏恶凉州人，凉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结还攻长安城。布不能拒，（李）傕等遂入长安。卓死后六旬，布亦败（魏书七）。

曹操的运气延续到官渡之战。这场战争虽然被曹魏的文人吹成是曹操英明神武、运筹得当的结果，但其实还是非常险的，如果当时许攸没有叛变，告知曹操袁绍屯粮点所在，或者如果当时乌巢没有被打下来，战争的结果就完全相反了。

并且即使官渡之战失败，袁绍也未必就会被曹操当即吞灭。因为袁绍作为士族领袖，本身确实是非常有号召力和得人心的人物，在官渡战败后不久，即在部将处收聚败兵，并逐步安定后方。袁氏的失败还是因为几个儿子太不争气，互相攻击，而且不但是互相攻击，甚至是借助曹操之手互相攻击。

曹操占据河北之后，在河北搞了一些类似于打土豪的政策，因为袁氏作为地方大士族，在当地统治宽松，地方豪强因此有机会崛起，他们也是袁氏最强大的支持力量，袁氏家族最大的忠臣审配，就是这类豪强。很多民众投奔他们，隐匿户口，原因就是他们可以帮助平民抵制统治者的征税和法令。曹操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竭力打击这些豪强：

《魏书》载公令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裴松之注魏书一引《魏书》）

曹魏颁布的其他法令，亦往往与东汉地方自治的情况作对，试图强化帝国法令的贯彻，旨在削弱地方力量，曹操的《求贤令》，“唯才是举”，是试图跳过地方士族直接和寒族中有才干且愿效力者合作，我们前面所说的东汉盛行、体现这个朝代崇尚的名节精神的复仇现象，也为曹魏所深禁，甚至要用灭族来惩罚复仇行为：

十年春正月，攻（袁）谭，破之，斩谭，诛其妻子，冀州平。下令曰：“其与袁氏同恶者，与之更始。”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魏书一）

四年春正月，（魏文帝）诏曰：“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魏书二）

帝国历史上比较成功的集权者，似乎都很擅长搞“桶一战线”这套，亦即是，在形势需要和对方有用的情况下，愿意让利合作，而到形势转换的时候，就把对方打倒。这是刘邦、曹操和朱元璋等人常用的操作。曹操非常善于投机，对袁绍、对荀彧、对旧士族、对汉室，皆是如此。在击破袁氏，不再有明显竞争者的情况下，他就在邺城建府，不再朝汉，而这种行为正是他谴责过去袁绍的。

在汉末时他甚至还可能和黄巾有一些联系。汉末黄巾兵曾经给他寄信，大略是说“过去我还以为你是我们自己人，怎么现在又来和我们作对了”。这很可能是他能够用得了黄巾军的一个缘故。曹魏代汉的时候也用了黄巾系统的道教来声张舆论，这一点近几年的学者有一些研究出来说明了这一点（可参考姜生《曹操与原始道教》）。

贼乃移书太祖曰：“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魏书一）

他利用完黄巾军后把他们变成屯田军奴，利用完荀彧后把他逼死，利用完地方豪强（如李典、许诸等）为自己作战后，把他们几代积累的精锐迁徙到他自己直接统治的地区进行控制，最后这点也许是他做的事中影响魏国命运最深远的。这就是曹魏军制中的质任制。

质任制具体的做法是让军队将领和兵户的家人居住在洛阳、邺等帝国控制最强大的地方，以作为人质，防止他们叛逃，叛逃就杀全家。这一手非常残酷，孙权称之为“离间人骨肉，以为酷”，但确实可以加强帝国统治者的权势，孙权本人可能也有点想学，他在这段评论曹操的话中，认为曹操控制将领的能力，自古少有（这种残酷在当时确实是开创性的）。

（孙权）又别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深于操时。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将御）〔御将〕，自古少有（吴书七）。

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魏国中央-地方的关系和东汉的中央-地方关系正好相反，后者地方独立性强，虽然中央控制地方的能力弱了，但当中央有变发生如董卓之事时，东汉地方自保有余，但是魏国因为曹操集权的私心，地方虚弱，不能反抗中央，在曹氏朝廷被司马氏篡夺的时候，虽然有一些地方试图反抗司马氏，但因为质任制的缘故，不能像关东诸侯那样起兵勤王。

这就是所谓的“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淮南三叛中，毋丘俭、文钦试图起兵反抗司马氏，结果淮南将士家属都在司马氏控制的地盘，他们的“软肋”被控制了。

大将军统中外军讨之，别使诸葛诞督豫州诸军从安风津拟寿春，征东将军胡遵督青、徐诸军出于谯、宋之间，绝其归路。大将军屯汝阳，使监军王基督前锋诸军据南顿以待之。令诸军皆坚壁勿与战。俭、钦进不得斗，退恐寿春见袭，不得归，计穷不知所为。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惟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魏书二十八）。

这都是曹操搞的质任制、削弱地方的结果。所以曹操的军事建树其实很难讲，打个比方，他在世时是一个成绩很好的企业家，他搞的很多投资和项目都成功了，也许是有运气成分，但当然也有能力成分，但他制定了一个高度僵化的公司管理体制，这个体制使得他死后不久公司就被别人吞掉了。之所以后世美文家喜欢吹曹操的军事成就，却忽视了他在军制上的大错误，是因为他们短视而浮夸，前者让他们只见策略不见制度，后者让他们误认运气为能力而夸张吹嘘。

相比之下，孙吴一直没办法推质任制，虽然孙权确实有点羡慕曹操在魏国的绝对统治力。这是因为孙吴的建国基础和曹操的军事投机不同，整体上还是武力豪族共治的政权，所以孙吴的特点是军队私兵化，在将领手上是世袭的，而吴国军队还有个有意思的特征就是，和魏国骨肉分离的军制不同，在不作战的时候，吴国军队和他们的亲人是住在一起的。《三国志·吴书十一·朱桓传》记录了这样的将士关系：

桓性护前，耻为人下，每临敌交战，节度不得自由，辄嗔恚愤激。然轻财贵义，兼以强识，与人一面，数十年不忘，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爱养吏士，赡护六亲，俸禄产业，皆与共分。及桓疾困，举营忧戚。年六十二，赤乌元年卒。吏士男女，无不号慕。

吴国也是三国中存续到最后的。论社会和兵制，它要比曹魏和蜀汉都要健全，它的灭亡主要还是绝对资源存在差异的结果。吴、楚（或者说扬州、荆州）和中原帝国的对抗从春秋战国时代，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代，最后往往失败，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欧洲大陆的总资源超过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这保卫了他们的自由，但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就没有足够的资源保卫自己的自由，古代东亚大陆也出现了类似的事情，这是非常悲哀的。

西汉时的“吴楚七国之乱”，其起因也是地方抗拒帝国的干预和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