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容易滑落的铁饭碗，近四成人陷入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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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刻，初中老师徐宁宁觉得，自己不像老师，更像“狱卒”。

这天轮到她值班，在食堂监督学生吃饭。学校规定，全程不许说话。班主任、值周老师和行政领导来回巡查。

偌大的食堂里，几百名学生沉默地低头吃饭，只有咀嚼声和铁质餐盘碰撞的声音。

阴天让食堂愈发昏暗，徐宁宁感到一阵胸闷，怀疑自己快要抑郁了。

徐宁宁不是唯一不快乐的老师。长期高压、琐碎管控和情绪透支，正成为不少中小学教师共同的日常。

《教育家》杂志发布的《全国中小学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显示，教师的身心状态不容乐观，39.09%的教师认为自己存在抑郁、焦虑倾向。

2025年以来，全国多地陆续传出中小学“停招”“合并”的消息。随之而来的，是教师缩编、转岗的新闻。

上海大学人口研究所特约副研究员程顺祺等专家基于模型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基础教育师资总需求将从2025年的1569.97万人，下降至2035年的1036.53万人，减少533.45万人。

对不少教师来说，眼下是过劳、焦虑和持续消耗，未来还要面对缩编、转岗带来的职业动荡。

教师这只“铁饭碗”，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

假期带来的那点回血感，在开学第一周就消失殆尽。看着班里那群最让人头疼的学生，徐宁宁想辞职的念头又一次冲到了顶点。

这是她入职江苏这所初中的第二个学期。她接手的班级和上学期一样，上课时依旧乱成一团：有人嬉笑吵闹，有人趴着睡觉，叽叽喳喳的声音很快盖住了她讲课的声音。

偏偏那段时间，她还犯了急性咽喉炎，根本没法大声说话，只能默默忍受那种“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的无奈。

领导刚找她谈过话，因为班里社会课期末成绩不理想。对方甚至撂下狠话：“把发的工资还回来，你别想转正了。”

听到这里，徐宁宁反倒平静下来。她埋头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看起来像是认真消化批评，实际上想的却是：

自己究竟是不适合这所学校，还是不适合当老师？

影视剧中的年轻教师，图源：《小舍得》

和许多误打误撞进入教师行业的年轻人一样，徐宁宁也是考编上岸后，才真正意识到这份工作的重量。

“累”，是她一学期下来最强烈的感受。和她同住的舍友被安排当班主任，更是经常累到回宿舍大哭。

两个年轻老师只能互相打气：“辞，马上辞。”

调查显示，睡眠不足几乎是教师群体的普遍现状：79%的教师睡眠时间在7小时及以下，超过五分之一的人甚至睡不到6小时。

而班主任，往往是其中最累的一群人，自嘲为“顶级牛马”——不仅要完成教学任务，还要管理学生、处理班级事务、负责家校沟通、承担学生安全责任，工作时间长，内容也格外繁琐。

江浙某县城重点高中的语文老师赵思颖，列出自己当班主任时的作息表，比大厂的“996”更像地狱模式：

早上五点半起床，六点到教室陪学生早读；晚上等学生全部就寝后，还要查寝、签字，回到家往往已经十点半。

周末她也很难真正休息，周六上完五节课才放假，周日下午一点半，老师又要和学生共同返校。

寒暑假原本是教师少有的回血窗口，但在一些学校，这点喘息时间也常常被压缩。

赵思颖说，从带准高一开始直到学生高考前，几乎每个暑假学校都安排补课。

补课通知总是来得很突然，她根本不敢提前安排旅游。

接连两个暑假，她都只休了两个星期，随后又重新进入这种超长待机模式。

在校时间长、工作强度大，不断透支着教师的身体。

《调查报告》中，42.86%的教师认为自己处于“亚健康”或“非常不健康”的状态。

赵思颖说，几年下来，腰痛、颈椎病几乎成了办公室里的通病。

赵思颖学校里的老师们动辄喝补剂、人手一张按摩卡，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但比身体疲惫更难缓解的，是心理上的持续紧绷。

《报告》显示，中小学教师最大的压力来源，是“迎接检查等非教学任务过多”，占比高达68.03%；其次是“不敢管教学生”（60.21%）和“害怕发生安全事故”（52.55%）。

图片来源《经济观察报》

现实中，教师仍然被各种非教学事务裹挟。

徐宁宁最不喜欢公开课。学校和市里总有各种教学检查和公开课评比，统称“赛课”，而新教师又是必须参加的一批人。

她花了大量时间准备公开课，却越来越觉得，这件事和真实教学相去甚远。

平时上课，她要评讲作业、推进课程进度、尽量把新课标下庞杂的内容讲完。

可到了公开课上，重点却不再是学生学到了什么，而是这堂课“好不好看”。

“其实赛课比的不是讲课的能力，是表演能力。”她说。

徐宁宁批改学生作业，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赵思颖最不能理解的，则是学校要求手写教案。

她备课时会查阅大量资料、看名师视频，也会借助AI设计教学环节，可课上完之后，仍然要把部分教案手抄一遍交上去。

那些重复而低效的流程，不会让课上得更好，却真实地消耗着老师的时间和精力。

而当学校、家庭与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责任边界并不清晰时，安全问题又进一步让教师成了“无限责任人”。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雷望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各种由不同部门交给学校的任务，以及由此带来的家校责任不明晰、教师无限负责，才是老师们更大的苦恼。

这样的工作方式，也在不断挤压教师的私人生活。

赵思颖说，身边许多同龄教师基本都没有对象，“没时间接触校外的人，像被绝育了一样。”

她自己也没有时间，更没有精力去经营一段感情。

对他们来说，一边忙着应对赛课、检查和打卡，一边承接层层下压的任务、填表、迎评、做安全教育。

到头来，上课本身反而越来越像“副业”。

徐宁宁认识的两位老师已经确诊抑郁症。赵思颖也见过，一位向来平和温柔的女老师突然在办公室里崩溃，她喘着粗气，一圈圈来回踱步，像困在笼子里的动物。

赵思颖后来才得知，这位女老师的崩溃源于学校这学期又多给她加了一个班，她一边做班主任，一边还要带三个班的语文课。

2024年初，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俞国良提到，教师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总检出率为16%，高于医生、公务员、企业职工等其他职业群体。

图源：俞国良《新世纪以来我国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分析与应对》

比起不少职业，教师似乎更容易陷入“职业倦怠”。

所谓职业倦怠，是人在长期工作压力下，逐渐产生的身心耗竭状态。

它不仅意味着情绪被掏空，也意味着个人成就感下降，甚至失去共情和尊重他人的能力。

这也是徐宁宁最难受的地方。被当成工具的感觉，迅速消磨了她原本对教师职业的想象。

她曾以为教师是“园丁”，是“蜡炬成灰”，是笼罩在神圣感中的职业。可进入学校之后，这些想象很快被现实的管理方式磨平了。

尤其是在做值周老师、监督学生吃饭时，那种落差感最强烈。学生被规矩压得低下头，老师也被规矩裹挟着执行。

学校甚至要求值周老师必须扣满20分，扣不满不仅要被扣钱，还需要继续值周、继续扣分。

这一切，最终都指向分数。

小学、初中成绩不好，意味着可能在中考后被分流；高中成绩不好，则意味着考不上理想大学。

在很多家庭的观念里，这几乎直接关系到一个人未来能否拥有体面的人生。

于是，成绩成了最核心的尺度。学校、教师、学生、家长都在围着分数运转，也在这个过程中一点点被工具化。

纪录片《高考》中的场景

这套逻辑在县域中学尤其明显。

近年来，不少县高中出现了成绩下滑的趋势，教育界称之为“县中塌陷”——

尖子生流向大城市重点中学，县域普通高中的本科升学率和“清北率”持续下降。为了守住升学率，学校只能把管理越收越紧，很多动作也随之变形。

赵思颖所在的县重点中学，就是全县目光的焦点。

作为当地最好的高中，不光家长盯着学校的高考成绩，普通市民也在关注今年的本科率和“清北率”。

家长和社会的压力层层传到学校，最后自然落到离学生最近的一线教师身上。

赵思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教师正在被当成耗材使用。为了成绩，学校可以把成绩不理想的老师调离岗位，也可以不断给成绩好的老师增加工作。

“你找领导哭也没用，领导的心已经被我们哭硬了。”她补充道，“学校把老师当学生管，把学生当犯人管。”

她还发现，如今学校里几乎每个班都有休学的学生，也都有休学归来的插班生。

老师和学生，像坐在同一条忧郁的小船上。

图源：《小舍得》剧照

她听同行抱怨，隔壁学校甚至开通了领导视频听课的渠道：

校长、教导主任会悄无声息地进入老师的课堂，也可能直接打断上课，当着学生的面把教师叫出去训斥。

赵思颖只能默默祈祷，这样的“先进经验”千万别被引进本校。

“如果只是忙一点、累一点，老师们未必不能接受。但当工作被彻底量化以后，人是没有尊严的。”她说。

半半是一线城市某所国际学校的英语老师。比起徐宁宁和赵思颖，这个身份似乎跳脱了唯成绩论的宿命。

但事实上，她同样身处教师共同的困境之中。

家长是最难绕开的压力源。

国际学校学生家庭往往经济条件优越、社会资源丰富，“他们可能和学校领导、董事认识，背后有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你必须很小心地处理。”

最让半半难办的，是一些家长在“鸡娃”问题上的矛盾态度。

一位学生家长曾对她说： “我们只希望孩子健康快乐。”

这个孩子因为抑郁休学过，家长希望老师不要再盯着作业完成情况以及迟到早退等问题。

可等到申请学校时，对方又希望孩子能冲刺QS排名顶尖的学校。

孩子成绩跟不上，也不愿配合补课。最后家长只能找到学校管理层：“我交了这么多钱，你们给我的承诺呢？”

绕了一圈，这些压力最终还是落回到半半这个班主任身上。

《小舍得》里的钟老师教学理念有些极端，但也说中了家长们看重成绩的心理

家长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当今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评价。

北京师范大学的朱旭东教授在《中国教师发展报告》系列研究中谈到，教师工作边界正在变得模糊。

当学校承担了过多社会福利功能，教师的专业性也会被“保姆化”“服务化”稀释，社会评价教师的标准，从“教得好不好”，悄悄转向“服务到不到位”。

与此同时，各类社会新闻让教师这个职业承受着复杂的道德审视。

人们一方面对教师有较高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又不断加深对这个群体“爱批评、控制欲强、难相处”的负面印象。

现在，半半在外面甚至不太愿意主动提起自己的职业。

她第一次意识到这份职业的低评价，还是从丈夫嘴里。

丈夫是设计师，曾无意中说起，自己最不想打交道的职业就是老师，因为“又穷又事儿多”。

“为什么没人关心，教学是否让老师成为更好的人？育人的同时，老师其实也需要自育。”半半不知该把这个问题抛给谁。

如今，这份职业仍让不少人羡慕的，恐怕只剩下“稳定”。

而随着出生人口持续下降，连这份稳定本身，也开始松动。

有研究认为，出生人口下降将导致学龄人口梯次见顶，小学入学人口在2023年已达到峰值，初中和高中则预计在2026年、2029年陆续过峰。

随之而来的，是教师资源总量过剩、结构性失衡和区域分化等问题。

图源：《极目新闻》报道

一些变化已经率先出现。江西万年县曾宣布停止招聘小学英语老师，有英语老师称自己被调往社区图书馆，薪资缩水30%；黑龙江鹤岗也有教师被分流进社区。

北京、宁波等地则提出教师退出机制，包括转岗、降级、末位淘汰等。

“代课老师的天塌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辞退。”“43周岁了，不知道教师这饭碗能不能端到头。”不少老师在社交平台上写下自己的担忧。

社交平台上不少关于教师编制不再是“铁饭碗”的讨论

当稳定开始摇晃，许多教师也慢慢意识到，自己舍不得的，未必是这只“铁饭碗”本身。

他们开始重新打量这份工作里，那些无法被编制定价的东西。

赵思颖记得，有一年假期，学校突然发出补课通知，几个顽皮的学生就在教师风采栏里的校长照片上画眼镜和八字胡。

孩子们也只能用这样幼稚、微小的方式表达一点反抗，这却让赵思颖感到一丝隐秘的快意。毕竟，老师连这样的出口都很少有。

“当然，这是不礼貌的，不应该做。”严肃认真的赵思颖最后还是补了一句。

赵思颖和半半都说，她们依然喜欢上课，课堂上的学生偶尔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反应。

赵思颖尤其喜欢讲《哈姆雷特》。

课上，学生们会讨论哈姆雷特究竟在犹豫什么，也会一项项列出他为了复仇不得不放弃的东西，再想象如果换成自己，会怎么选。

“他们正在超越自己现有的、有限的人生体验。”赵思颖说，“学生能体会到复杂的人性之美。”只是这样的时刻，往往很难体现在分数里。

但也正是这样的时刻，让一些老师想起，自己当初为什么会站上讲台。

为保护隐私，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作者 | 洋平、芝士咸鱼，来源：十点人物志（ID：sdrenwu）

主播 | 沙漠之狐，微博@狐狸爱CUC，公众号：笙夜时间。

图片 | 视觉中国，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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