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11日深夜,延安杨家岭的电报室灯火通明,一封加急电报摆在毛泽东案头。读罢,他提笔写下批示:“每月付白求恩同志一百元,松岩口医院照计划进行。”朱德在旁摇头笑道,担心那位性情急烈的外国医生又要推辞。
天刚蒙蒙亮,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收到电报。聂荣臻放下望远镜,展开电报纸,念到给白求恩的津贴时,他眉峰轻皱,半是欣慰半是犯难:“这下可得跟老白好好商量。”副官在侧低声嘟囔,谁都知道,劝说那位刚烈汉子不易。
消息很快传到白求恩耳中,他正用手术刀解剖一条被泥沙糊住的腿伤,闻讯只抬了一下头:“给我?伤员更要紧。”简单一句话,像刀刃划过空气,锋利又干脆。再问,他仍旧那句话:“大家都一样流血,凭什么我拿特殊补贴?”
事情还得从源头说起。1890年初春,诺尔曼·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祖父是外科名医,父亲在教堂布道。小小年纪,他已能背下《解剖学提要》,也能在周日帮父亲为穷人送药。医学与济世,于他是一体的。
大学时代,家境清寒,他白天听课,夜晚在锅炉房烧水挣钱。1914年欧洲战云骤起,他丢下课本报名英军医疗队,扛着担架在弗朗德尔战场抢救伤员。炮火与鲜血让他懂得:仅靠手术刀救人远远不够,制度也能杀人。
一战结束,他染上肺结核,噎住了行医生涯。疗养期间,他与妻子聚散离合;康复后,他重返手术室,又把精力投向社会底层。经济大萧条让无数人流离失所,他在蒙特利尔开设免费诊所,“穷人不收钱,富人高收费”,被同行议论,他只是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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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白求恩带着自筹的血浆设备奔赴马德里。前线的血与火、中子弹与伤号,使他确信,医生若拒绝政治,只能是纸上谈兵。回到北美,他公开宣称接受马克思主义。隔年,“卢沟桥”的枪声传来,他决意去中国。
1938年1月,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从温哥华出发,经香港、汉口,绕道西安、临汾,辗转数千里到达延安。刚下马,他递上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证:“毛泽东同志,我来报到。”毛主席见这位满脸风尘的高个子医生,爽朗大笑:“欢迎!八路军正缺您这样的人。”
延安窑洞里,油灯昏黄。白求恩提出,“战场救护应在枪声最响的地方。”他自信能救下七成重伤。有人担心他的安全,他猛地拎起板凳砸向窗边,“需要照顾的是伤员,不是我!”一句话,堵住所有劝阻。
随后的日子,他骑着那匹枣红马奔波在晋察冀边区。每天手术十几台,夜里两点查房,上战场第一件事是先找受伤的担架兵。没有麻醉药,他用纱布蘸酒;没有消毒水,他煮雪水;有时干脆割开自己的静脉给战士输血。战士们背地里叫他“白龙”,意指那条风雨无阻的白色身影。
也并非所有理想都能一蹴而就。看到后方医院狭窄潮湿,他提出打造“模范医院”:单人病床、换药室、消毒间一应俱全。卫生部担心条件所限,迟迟不批。聂荣臻只好给延安拍电报请示,于是便有了那张一百元津贴和“照计划进行”的批复。
可是,白求恩拒绝。理由很简单:“战士一个月一块,我却拿一百?我不是来做洋绅的。”推辞不掉,他提出把钱全数交给医院,买药买器械。聂荣臻笑着点头:“那就把它列入手术室特别用款。”算是两全。
从盛夏到深秋,白求恩跑遍冀中十三个包扎所,救人上千。11月初,孙家庄前线手术时,他左手中指被弹片割破。匆忙中浸了下碘酒便继续开刀,谁料链球菌顺势而入。几天后,高烧、脓疡、败血症接踵而来,他的整条臂膀肿得发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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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派人护送他后撤治疗,他在担架上断断续续说:“别管我,快救更多战士。”11月12日凌晨五点二十分,唐县黄石口村的煤油灯下,这位四十九岁的医生静静合上了眼睛。
噩耗传到延安,许多人沉默良久。毛泽东提笔写下《纪念白求恩》,开篇写道:“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字里行间,没有华饰,却分量千钧。那篇文章后来传遍部队,成为检视初心的镜子。
白求恩的拒绝津贴,此后被当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注脚。军中流传这样一句话:“想一想老白的口袋,再摸摸自己的钱袋。”那一百元最终变成药粉、手术钳和绷带,跟随流动医疗队穿行在敌后,替无数战士缝合了创口。人们忘不了那匹枣红马,也忘不了那声质问——“难道就因为我是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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