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重庆垫江一名中学生被德育处老师摁在地上强制理发,事后涉事老师和校方已道歉。说实话,这没什么稀奇的,它之所以能成为一条新闻,反而让人觉得稀奇。这件事之所以具有新闻价值,是因为那种暴力被直接视频化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唤起了大众直接的生活经验共鸣。
无独有偶,2025年9月17日,福建三明第一中学要求学生剪标准短发,女生后脑勺须为斜面,不能遮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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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发如何成为管理工具
为什么各类学校对头发的敌意如此之大?我国的中小学守则规定不比吃喝穿戴,但并未对发型做出任何具体规定。可全国上下的学校却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对发型的敌视。
其实,自古以来头发就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个体日常的发型,也是一种极为强制的社会规范。
这里需要引入一个概念叫“规训”。福柯认为,社会会通过一套精妙的技术、制度和话语,对人的身体、思想和行为进行塑造。
听起来复杂,但这剃头就是一种规训——如果你实在理解不了,也可以把这两个字反过来读:“训规”。当社会通过各种方式(舆论、司法)来合理化某些现象时,这就是一种规训,也可以理解为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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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之所以非常适合用来规训,有几个重要特征:第一,头发顶在脑袋上,非常显眼,能起到明显的标志作用。第二,头发是人身上唯一足够大且无神经的软组织,可以任意修剪造型,可操作性极强。第三,头发剃了还会长,这意味着两件事:一是万事开头难,剃头并不严重威胁个体的存在,非常适合作为突破口,让被规训者放弃心理防线;二是头发可以不只被规训一次,剃头可以替你一次,也可以替你一生一世——这就是反复的规训。
所以,头发是一个低成本、高频次、强视觉的管理工具。
二、历史的回响:剃发背后的服从逻辑
满清入关后,顺治发布剃头令,要求汉人男子必须改剃金钱鼠尾,违者砍头,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剃发意味着汉人必须抛弃原有的文化、身份和民族认同。
对当时的统治者而言,一切都简单了:谁反抗剃头就是反抗征服,谁接受剃发就是接受臣服。这种治理或者说规训的手段,毫无疑问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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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明之前,汉人有着深厚的文化自信,“胡无百年之运”“华夷之变”是传统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异族政权往往只能在农耕文明区建立短暂统治,很快就会被赶出去。
然后剃发易服来了。砍头只是一次性的暴力,而规训的代价是生生世世。每一次剃头,就是确认一次自己的身份。从这一点上说,剃头和砍头至少起到了同样的效果,甚至剃头的效果还要更强大。
回到今天的话题:学校、家长和老师为什么觉得头发非剪不可?为什么头发略长就是不可饶恕的?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学校剃头本身就是一种规训,管理者通过发型一眼就能识别“标准”与“非标准”。
既然是规训,以一定强制形式出现就不稀奇了。
身体的操纵是直接的:让学生进入这所学校的第一课就让你明白,你不再是你自己,你首先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你的个性、背景、审美都必须让位于“学生”这个身份。
年轻人不愿意剃头也很简单: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针对头发绵延不绝的矛盾,实际上是规训与反规训之间的矛盾。强制接受命令就意味着顺从,而人人都不愿放弃自己的主体性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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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中国人就应该是这样,头发短短的。但如果真的追究起来,传统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三种发型中,广泛剃头并不是中华传统,而是历史上的特定政策;短发也不是中华传统,而是随着战争输入的新风俗,只有“须发”才符合中国几千年的道德传统。
今天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那些关于体面和正常的规定,都仅仅是历史某一次规训的遗留物。
三、古德哈特定律:当手段变成目的
一定会有剃发的支持者说:留长头发的孩子容易学坏,所以为了孩子健康成长,我们要把他们的头发剃短。
其实要说让一个人健康成长,头发长度还不如让他们睡个好觉。这里需要介绍一个社会学定律——古德哈特定律:当一个测量指标被设定为目标时,它就会失去原本的衡量意义。
举个例子,温和通胀对经济是好事,但如果把通胀本身设为直接目标,强行推动物价上涨,反而会适得其反。
这其中就有古德哈特定律的作用:通胀是经济繁荣的结果,一旦把这个结果设置为直接目标,不仅不能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反而会使指标失灵。有些东西具有相关性,但不具有因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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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剃头问题:家长和学校认为孩子变坏了就会留奇特发型,所以消灭这些发型就能防止学生变坏。这是逻辑上的导向错误。
恰恰相反,是学生开始变坏的倾向导致了发型变化。正是因为强制剃发的存在,那些不认可规则的孩子选择通过留长发来宣告自己的不同,而这些微妙的心理又极度依赖于学校环境。认为寸头就是好的环境、剃掉头发等于抹掉症状,这是典型的因果颠倒。
此时,古德哈特定律再次发挥作用。假设所有男性的头发现在全都变成寸头,那些导致孩子变坏的原因——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家庭矛盾、青春期的迷茫和心理问题——有任何一项被解决了吗?没有。
规定了这么久,剃短头发这件事已经从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管理者似乎并不清楚剃头发和学生品德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们为什么要管头发,他们只会说:因为这是规定,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要给学生剃头发。
一个学生为了合乎规范,就必须剃头发,至于他是否真的有修养、是否遵守公序良俗,反而没那么重要了。为何全国的学校仍然执着于剃头?因为可量化的管理虽然未必真正有效,却能给管理者带来一种虚假的掌控感和安全感。教育是一个能动性很强的工作。因材施教,对孩子逐个进行辅导,这很难,更不要说关心他们的成长。但追求表面上的整齐划一却不难——学生的头发就长在那里,非常容易量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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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式上的统一和谐,就成了证明管理效果的最好抓手。这种形式主义的管理思路广泛存在:越是水平一般的学校,越是喜欢标准化、军事化管理这一套。外卖是要卡死的,自习课是要强制的,出入学校是要刷卡的,节假日是要报批的。通过层层设限,反复塑造学生的行为规范,表面上是为了他们负责,实际上也反映了管理上的路径依赖。
在本科及以上的教育中,特别是研究生和博士阶段,越是要鼓励年轻人的创新精神,因为他们真的要做出一番新东西来。创新与单纯的规训之间存在张力。从小习惯了无条件被动接受管束的“好学生”,不太可能在硕士、博士阶段突然变得有创新意识和挑战意识。
所以,好的学校往往需要保留空间,容忍一定的多样性,甚至是鼓励适当的出格。整体来看,许多优质院校的学生所受到的种种不合理限制,反而比普通院校的同龄人要少得多。
长期以来,这种形式化的管理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生活造成了极大损害,让许多家庭不厌其烦,非常值得打击和治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积极行动起来,坚决打击这种不良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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