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胡适给毛主席发电：希望您放弃武力

胡适与毛泽东打过不少交道。时间往回拨到1919年初春，北大红楼三楼的阶梯教室里，胡适讲白话文的必要性，台下有个身材高大的青年站着旁听——那便是刚从图书馆值完班的毛泽东。课间，两人短暂寒暄，胡适记住了这个湖南青年眼中的执拗，“你觉得文章该怎么写？”毛回答：“要能让湖南老乡也看懂。”一句话，勾起胡适的兴趣。

之后几年，两条道路渐行渐远。胡适留在学术、外交阵地，主张渐进改良；毛泽东踏进工农运动，选了彻底革命。1920年筹办长沙“自修大学”，毛写信请胡适出主意，胡适回批：“名称宜朴素，内容须自由。”意见被采纳，但很快，“问题与主义”的辩论让双方立场分明。胡适强调“先研究问题”，李大钊、毛泽东则坚持“要有主义作旗帜”。争论激烈，却还算君子之争。

抗战全面爆发后，胡适辞北大职务，赴美任中国驻美大使。他在国会山、在哥伦比亚大学，频繁演讲“中国需要民主”。与此同时，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指挥百团大战，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两人读到的国际形势相似，得出的结论却天差地别。胡适相信美国式政党轮替，中国可借鉴杰弗逊与林肯；毛泽东则确信旧国家机器必须用武装夺取再改造。

于是有了那封著名的电报。电文不长，却句句规劝：“放弃武力，建设不靠枪杆子的第二大党。”字里行间，充满改良派的诚恳。发电当晚，胡适在日记里留下八个字：“成败在斯，惴惴不安。”隔着万里，他等回音，却只等到了沉默。

延安对胡适的建议并非全无反应。傅斯年把电报内容带到枣园，毛泽东听完，沉思片刻，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条路咱们走定了。”随后话锋一转，“胡先生读书多，人却善良。”据在场者回忆，毛没有批评胡适动机，只认定方案与现实脱节。

四年后，1949年5月，解放军过江，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胡适在上海最后一次致信南京政府，依旧劝“和平转型”。八月，《别了，司徒雷登》刊出，文中把胡适、傅斯年视为“帝国主义能左右的极少数知识分子”。语气不客气，却仍承认“他们当年提倡白话文、科学精神，对中国启蒙有功”。

1951年，胡适赴美讲学完毕，经香港转往台北。大陆方面公开表示，希望其返乡参与学术研究。胡适犹豫良久终未成行。1954年，毛泽东给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来信里写道：“胡适校勘细致，批判虽多，有可取处。”圈点之间，可见分寸。

1957年，《蝶恋花·答李淑一》在报纸发表。台湾报端登出胡适的评语：“没有一句通的。”消息传到北京，有人询问毛泽东看法。毛放下报纸：“他说词不通，那是他的权利。”话轻，却不作更多辩解。

1960年“五四”纪念日，胡适在台北谈新文化运动，回忆那群年轻人如何推开旧礼教的大门。他提到李大钊，也提到毛泽东，语气平和：“我们曾经走在同一条大街上。”听众报以掌声，场面颇为感慨。两年后，胡适卒于台北，终年七十岁。

1964年8月的北戴河，毛泽东与几位研究红学的学者聊天，再次谈起胡适：“他于《红楼梦》考据有功，但轻视社会大势，这点教训值得记。”说完，他端茶望海，话题就此翻篇。

一封电报，从延安到华盛顿，只是短暂触碰，却折射出两条中国道路。一个寄望文治渐进，一个坚持武装革命；历史没有让他们再度会面，倒让后人对那年夏夜的电波，多了几分想象与复杂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