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周总理一纸命令，向守志不当大军区参谋长，改行当校长

1959年初夏，武汉城的夜风带着水汽。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放下电话，皱着眉头对身边工作人员嘟囔一句：“中央似乎另有安排。”谁也没想到，这个伏笔将在一年后化作一道意想不到的命令，直接改变了一位开国将军的职业轨迹。

时间来到1960年6月4日。国务院秘书局的专电由机要员快步送进西安咸宁路招待所。电报极短——“向守志调任西安炮兵学校校长，即日赴任。周恩来”。就在前两天，武汉军区党委还在讨论由向守志出任军区参谋长的推荐表。纸张尚未装订，任命却被总理的一句话直接划上句号。

向守志此刻正在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做毕业演习。三年来，他把全部精力投进导弹、火箭和核武器的基础理论里，早把自己读成了半个技术员。得知任命以后，他只说了一句：“党让往哪儿去，就往哪儿去。”两行字的命令，算得上一次豪掷千金的调度——一位主攻陆战的正军职悍将，从前线夺人间烟火，如今被推进一所刚挂牌的院校，要带青年军官与导弹打交道。

返程的列车刚到武昌站，陈再道和政委谭甫仁已在站台候着。两位老领导并未客套，直奔主题：“留在军区有舞台，你擅长指挥。”向守志反问：“可谁来给导弹部队当老师？”短短一句，把众人劝说堵了回去。三个小时茶谈，没人再提留下的话头，战友们依次握手，鞭炮声与汽笛声混杂在站台上，一场送别就此落幕。

抵达西安后的情形，现实得近乎冷清：一排青砖老房，几间空荡教室，二十多名转业测绘、炮兵、通信技术军官加若干新分配的大学生，就是全校家底。教材？靠自己编。器材？全城搜。向守志凭记忆列出“导弹总体原理”“燃料动力”“惯导修理”等十五门课程，要求训练部十天内拉起编写组。有人低声嘀咕：“十天写教材，怕是天方夜谭。”他回一句“打仗更急”。从此，油灯通宵点亮，老墙上挂满手绘示意图；两个月后，七十三册内部教材印装出炉，连页码都是手敲钢板。

设备难题更棘手。导弹起竖车、检查车、制导车全国尚无成品，向守志一边写报告求援，一边动用老战友关系跑厂所。几番周折，西安兵工厂先赶制出两台简易电源车；重庆、武汉的兵工人又送来拆解件。缺什么自己造，炮兵学校悄然改成“土车间”：指导员拿着尺子测，学员扶着钢板焊。半年后，第一座综合操作大楼竣工，外表像普通靶场，内里却能完成导弹全程仿真流程。当地百姓以为是野战炮兵学校，谁也想不到地下暗藏“杀手锏”。

1961年冬，罗瑞卿总长陪同朝鲜国防部长金光侠检阅学校。导弹吊装、点火、关闭，一套操作行云流水。看完演示，金光侠脱口而出：“中国速度，令人钦佩。”罗瑞卿当场询问需求，向守志张口就提两个：一改校名为炮兵技术学院，二批准从全国高校“拔青苗”。总长“好”字未落，文件已火速起草。1963年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技术学院”挂牌，校长兼研究委主任——仍是向守志。

“拔青苗”动真格。清华、北航、同济、哈军工四所名校名单摆上校长桌，他圈出三十四名青年讲师和在校尖子生。最难得的，是北航流体力学专家王列，三级教授，行家里行。不少人劝：“教授肯不肯来？”向守志只写一信：“国家急需，来否？”王列当晚回电：“即刻起程。”春节夜，学院食堂只摆一桌，向守志把家里那份年夜饭“移交”给教授，“教员优先”的校规随之宣布：开会前排坐教员，机关干部往后；理发、洗澡教员插队，后勤无异议。有人心里拧疙瘩，他摆手：“没有教员，导弹发射井就是废坑。”

教学之余，学院自建两支实装营，一营驻武威，二营扎西安。1963年10月，国家下令首发国产第一代地地导弹。二营动员大会上，向守志把桌子拍响：“训练三年，今天看真章，谁怂谁丢学校脸！”黄昏列车拉着三百官兵和几百吨器材驶向大漠深处。九天后，“东风一号”划破戈壁夜空，跟踪雷达给出“命中偏差小于预定值”，指挥车里爆发出叫喊声。回程时，每人奖两个土豆，向守志端着铝壶，以水替酒：“此物虽小，胜过山珍。”官兵们笑着回应：“土豆真香！”

1964年接连两件大事：6月29日，“东风二号”飞得更高更远；10月16日，罗布泊蘑菇云升腾。战略导弹由单一型号迈向序列化，中央决定扩编领导机构。1965年9月，毛主席签署命令，向守志出任军委炮兵副司令员，从校长岗位再度转身。刚到北京，他就随张爱萍、吴克华组成勘测组，在西南、华中、华北的崇山密林与深谷洞库之间穿梭，选定若干“山、散、洞”阵地。地图上一个个红圈，是未来的核导弹基地，也是举国工业、科研与军队联动的结晶。

有人问他是否怀念在陆军指挥千军万马的岁月，他摇头：“人这一辈子，位置不同，目标不变——保家卫国而已。”这句话听来平实，却像悬山巨钟，久久回荡在那段激情燃烧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