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媒体风向突变，亲内塔尼亚胡主播：我曾沉默，现在不能了

平哈斯·瓦勒斯坦在接受《国土报》采访前经过了深思熟虑。毕竟，这是一家他“非常不喜欢”的报纸。这其实并不令人意外。

77岁的瓦勒斯坦曾担任耶沙委员会总干事，并在约旦河西岸的本雅明地区委员会担任了29年的负责人。作为“虔信者集团”的领导人之一，即使在从定居点项目的各项官方职务上退休后，他的右翼立场也未曾改变。

尽管如此，瓦勒斯坦还是同意了这次采访。他表示，这是基于一种源自古老训诫的宗教“准则”：任何想要抗议某事却保持沉默的人，都要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面对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犹太恐怖主义，他觉得自己必须介入。在他看来，西岸不断蔓延的暴力浪潮，很可能会毁掉他毕生的心血。

“就其本质而言，”在谈及目前肆虐的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时，他表示，“除了这是犯罪、这些人应该被关进监狱之外，这也是对国家主权的打击。这无异于背叛以色列国。这些行为是不可原谅的。”

采访在瓦勒斯坦位于奥弗拉老定居点的家中进行。他的院子面向一片树林，没有设置围栏，似乎在暗示边界可能是一个灵活的概念。

瓦勒斯坦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目前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煽动暴力的所谓“山头青年”。他认为，这些人在作为先驱者的自我认知上，甚至在宗教认同上，都出了严重的问题。他没有将肇事者轻描淡写为“野草”，也没有试图淡化这一现象。

瓦勒斯坦指出，他的观点深受“虔信者集团”精神领袖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教诲的影响。“当这些年轻人袭击士兵时，他们不仅超越了民主的权限，更是背叛了与以色列国关系的核心宗教和信仰理念。”

“如果我将世俗的以色列国视为回归锡安和实现先知愿景的过程，这就意味着我有责任照顾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居民。因此，如果你以主权的名义伤害了一个阿拉伯人，你就损害了以色列国的主权。”

在瓦勒斯坦看来，那些声称以绝对宗教信仰名义行事的年轻人“只是名义上的宗教信徒”。他补充说：“他们没有任何权威来源。没有任何一位拉比，即便是最极端的拉比，能让他们听命。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之对话的替代领导人来控制这种现象。”

为了说明这种危险，瓦勒斯坦在谈话中多次引用了马阿勒阿杜明定居点神学院负责人纳胡姆·拉比诺维奇拉比在2009年发表的一份宣言。拉比诺维奇提到了一种“完全是所多玛式的现象——谈论以色列和以色列土地的神圣性，却成为黑暗本能和无限邪恶的掩护”。他还表达了“一种严重的担忧，即这种祸害也蔓延到了那些宣称自己是以色列土地忠诚者的孤独年轻人身上”。拉比诺维奇引用《传道书》指出，这些“死苍蝇”将“使我们土地和人民的整个神圣网络变得腐臭”。

上周，通常支持定居者右翼核心的媒体人士和其他公众声音出现了令人惊讶的转变。第12频道的评论员阿米特·西格尔宣称：“不幸的是，犹太恐怖主义确实存在。”西格尔补充说，被公认为定居点项目坚定支持者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迈克·赫卡比也认为，这些恐怖主义行为正在“摧毁以色列的支持基础”。

同一天，亲内塔尼亚胡的第14频道主播埃雷尔·西格尔也激动地表示：“我曾保持沉默，但现在不能再这样了。”他敦促“停止这种盲目的暴力，因为这既不道德，也不明智，而且正在损害犹太复国主义事业。”

外界不禁猜测，这种看似协调一致的转变，是否至少部分与华盛顿施压后向政府媒体喉舌传达的信息有关。无论如何，离开公众视野已约15年的瓦勒斯坦显然不在这些内部消息的圈子里。

在此背景下，他提到了撒马利亚首席拉比兼伊隆莫雷定居点神学院负责人埃利亚基姆·莱瓦农。上个月，莱瓦农向追随者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烈的信息，宣称“以色列的土地只能通过妥拉和道德操守来获得和建设”。他强调，“伤害任何人的财产，更不用说生命，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反道德的行为。”

瓦勒斯坦认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不同流派的领导人物公开反对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这一点至关重要。“局势正在沸腾。这种规模的呼吁以前从未有过。在广泛的圈子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必须与这种越轨行为作斗争。”

在耶路撒冷以南的埃齐翁集团定居点，拉比们在一份书面声明中断言，他们“拒绝任何形式的暴力表现”。这些行为“是不值得的，此外还会削弱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立足点”。贝特埃勒定居点委员会负责人谢伊·阿隆上周警告说：“出现了一群人，他们决定将以色列拖入B区和C区的战争……并在那里制造破坏。其后果是，非犹太人的行为正在被执行。”

上周，阿隆什武特定居点哈尔埃齐翁神学院负责人雅各布·马丹拉比在《第一来源》的专栏中指出：“绝不能以任何方式接受少数山头青年对无辜阿拉伯人的骚扰，这种骚扰可能表现为残酷的暴力甚至流血事件。”

记者追问，除了舆论专栏的辩论，是否准备呼吁采取实际措施——例如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和警方全面合作、罢免煽动暴力的拉比、在政治上与肇事者彻底切割？

“毫无疑问，必须将他们绳之以法——这是毫无疑问的。莱瓦农拉比和斯莫特里奇正在与这些现象划清界限——政治上的切割已经发生。”

当被问及是否认可“犹太恐怖主义”这一说法时，瓦勒斯坦表示：“很明显，这是基于种族主义基础的犹太暴力。这是恐怖主义吗？我不知道，我不想陷入语义上的争论，因为这会赶走那些准备认同我们行动的人。”

关于是否应恢复对犹太人的行政拘留，他认为：“现在你谈论的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不介意国家使用什么工具。我不排除任何工具，但使用行政拘留意味着警方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失去了控制。”

你们谈论过暴力浪潮吗？

“间接地谈过；显然，这也提到了。别搞错了——他明确反对暴力。毕竟，他自己也这么说过。我不会把票投给他，好吗？我喜欢斯莫特里奇，在我看来，他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但他属于一个比我更极端正统民族主义的流派。”

记者指出，斯莫特里奇的政党声称代表整个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今天没有一个归属政党。国家宗教教育系统的毕业生占以色列所有高中毕业生的20%。这相当于议会中的24个席位。他们在哪儿？”

最终，瓦勒斯坦接受了人们与他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主义者标签：“我将反对最高法院的裁决，并将尽我所能努力改变它们，但一旦它们成为绝对的判决，我将遵守它们。”

因此，他对政权更迭的态度，可以用著名的所罗门困境来概括：“我认为司法改革是当前的需要，但如果以色列是争端中的婴儿，而一位母亲为了得到它愿意撕裂国家，那么我就是那个愿意让步的‘真母亲’，为了不让以色列社会四分五裂。我准备提前输掉那场战斗，这样我们就不会崩溃。”

瓦勒斯坦对蓬勃发展的定居者农场也提出了复杂的看法。这些牧羊前哨的居民正在积极接管西岸的大片土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将整个巴勒斯坦社区从他们自己的财产中驱逐出去。

他区分了“为了防止贝都因人和巴勒斯坦人接管C区而在国有土地上建立的农场”和那些演变成辍学青年实施民族主义犯罪温床的非法前哨。

“我们谈论的是边缘化的年轻人，他们一出场就不再被边缘化了。”他解释道，“突然之间，这些年轻人成了崇拜的对象——他们被视为先驱。换句话说，教育体制的‘难民’获得了一种归属感。现在他们是在为保卫犹太民族而战。这里存在对以色列某些复兴过程的误解。”

“从这些年轻人的角度来看，‘虔信者集团’是一个大胆的运动，后来变成了一个失败主义的运动，卡蒂夫集团、阿莫纳和米格隆定居点的撤离就是证明。毫无疑问，公众对我们的领导层积累了相当大的愤怒，因为领导层试图避免与以色列社会发生尖锐的对抗。”

你不认为这与今天一些年轻人觉得国家总是会原谅、总是会使他们合法化的感觉之间存在联系吗？

“国家不能将谋杀合法化。我们不要太天真。你可以指责我很多事情，这没问题，我习惯了把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但你怎么能将谋杀合法化？你怎么能？如果你来到一个阿拉伯村庄，向一个没有对你做任何事的人的家里开枪，恕我直言，你就是一个杀人犯。如果你在杜马放火烧毁了一座房子，里面的人被活活烧死——这绝对是不可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