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在国外”？猥亵是犯罪，不是“分寸感”问题

2026年4月9日，一则举报在网络上持续发酵：浙江杭州某医药公司销售经理林然反映，3月14日她代表公司参加杭州爱尔眼科医院的活动时，被院长潘某某以赠送护肤品为由叫入办公室，随后对方突然关灯，强行搂抱、抚摸脸部，并表白“我喜欢你”，要求她坐到自己腿上。林然挣脱后对方仍不罢休，最终在其坚决拒绝下才得以离开。

更令人愤慨的是事发后的态度。潘某某及其妻子解释称，因为“刚出国旅游，还以为在国外”，分寸感没把握好，引起了不必要的误会。不仅如此，潘某某还找到林然的多位上级以及林然丈夫的上级，意图施压。

目前，杭州爱尔眼科总部回应称潘某某已被停职调查，警方已行政立案。林然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她的丈夫明确表示：“不和解，不要赔偿金，就按法律程序来办。”

这起事件在法律上的核心争议点是什么？“治安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作为一名法律从业者，我希望从三个维度逐一分析。

一、“误会”还是“强制”：治安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界

本案中最引发公众关注的问题，是警方目前的定性——萧山北干派出所民警回应称，根据现有证据来看，还构不成强制猥亵，但受理为猥亵类的治安案件没有问题。

这引出了一个核心法律问题：治安违法层面的“猥亵”，与刑事犯罪层面的“强制猥亵罪”，区别究竟在哪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猥亵他人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强制”二字。治安违法中的猥亵，侧重于行为本身违背他人意志，侵害了性的羞耻心；而刑事犯罪中的猥亵，不仅要求违背意志，更要求行为人的手段达到了“强制”——即通过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使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或不知反抗。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判断是否构成“强制”，需要综合考察多个维度：行为的持续时间、侵害身体部位的隐私程度、接触方式、特定时空环境等。

本案中，潘某某的行为包括突然关灯、用额头顶住林然额头、一只手捏住胳膊、一只手摸脸、要求坐腿上，这些行为显然已经超越了“一般猥亵”的范畴，属于持续性、多环节的侵害行为。警方目前以“猥亵治安案件”立案，主要是因为DNA检验结果尚未出来，现有证据在“强制性”的认定上还有待补强。这并不意味着案件就此定性——一旦补充证据达到“强制”标准，案件随时可能转为刑事案件。

二、权力关系下的“强制”：司法实践中不容忽视的考量维度

本案中有一个容易被忽略但至关重要的法律维度：权力不对等关系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强制”。

潘某某是医院院长，林然是代表公司与医院对接的销售经理。两人的关系中，存在明确的业务依赖——医药公司的销售业绩与医院的态度密切相关。这种权力不对等，使得潘某某的一举一动天然带有“胁迫”属性。

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中的“其他方法”，正是指与暴力、胁迫相当的，足以使他人难以反抗的方法。当行为人利用职务地位形成的权力优势实施侵害时，被害人的“不敢反抗”或“难以反抗”本身就构成了“强制”的客观表现。

潘某某是否利用了“院长”这一身份形成对林然的心理压迫？是否利用“赠送护肤品”这一方式降低了林然的防备？关灯这一动作是否具有“使被害人陷入无法预判的困境”的强制意味？这些都是案件由治安违法转为刑事犯罪的关键考量因素。

三、“不和解”的力量：受害人坚定维权，是正义的最强推力

本案中，有一个细节令我深受触动：林然的丈夫杨先生明确表示，“不和解，不要赔偿金，就按法律程序来办”。

在大量类似案件中，加害方往往试图通过经济赔偿换取受害人的“谅解”，从而减轻或免除处罚。这种操作本身是法律允许的，但前提是受害人自愿。而本案中，林然夫妇的坚决态度，阻断了一切“用钱摆平”的可能，让案件只能沿着法律轨道走到底。受害人一旦妥协，正义就无从谈起；唯有坚持到底，才能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

作为普通人，我们能做什么？这起事件也给每一个职场人敲响了警钟：在单独的办公空间与异性对接工作时，尽量保持门敞开；遭遇不当行为后，第一时间留存证据（如聊天记录、录音录像、证人联系方式等）；及时报警并坚持追究法律责任，不因压力而和解。你的每一次坚定维权，都在为后来的受害者撑开一片更安全的空间。

四、企业责任：对失德管理者的纵容，就是系统性失职

潘某某的个人行为，是否意味着爱尔眼科完全没有责任？答案是否定的。

爱尔眼科作为上市公司，其旗下医院的管理者利用职务之便对合作方员工实施猥亵，本质上是一种职务关联行为。潘某某能够实施这一行为，正是因为他拥有“院长”这一身份，能够以“赠送护肤品”为由将林然单独约入办公室。职务身份为违法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掩护。

企业在管理层面的责任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管理人员的品行监督是否到位，二是事发后的处置是否及时、透明。在本案中，记者第一次致电医院时，院方称潘某某“因身体不适暂时停诊”；次日再次询问，又改口称其“已经离职”，与总部“停职调查”的说法存在明显出入。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折射出企业应对危机时的慌乱与遮掩，而非坦荡与担当。作为行业头部企业，爱尔眼科有义务向公众展示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不仅要对涉事人员从严处理，更要全面审视自身在管理人员选拔、监督方面的制度漏洞。

“以为在国外”“分寸感没把握好”——这样的辩解，侮辱的不是别人的智商，而是法律的尊严。

分寸感的缺失，是不小心碰倒了茶杯；而关灯、搂抱、强行抚摸、要求坐在腿上——这一系列刻意而连贯的行为，与“分寸感”毫无关系，是赤裸裸的对他人人格尊严的侵害。把猥亵解释为“文化差异”或“习惯不同”，本身就是对法治精神的亵渎。

猥亵不是“误会”，是违法；强制猥亵不是“分寸问题”，是犯罪。法律从不接受“我以为”作为免责的理由——一个人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认知，不取决于他“以为”什么，而取决于法律“规定”了什么。

此案仍在调查中。警方表示DNA检验结果尚未出来，后续是否转为刑事案件，取决于证据能否证明“强制”手段的存在。我们期待警方依法查明真相，更期待这一案件能够成为职场性骚扰领域的标志性案例——它告诉每一个潜在的违法者：办公室不是法外之地，职务身份不是护身符。它也告诉每一个受害者：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法律站在你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