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克拉克奖得主Straub：让宏观经济学看见“被平均数遮蔽的人”

文 / 包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长聘副教授）

宏观经济学真正学会“见众生”，去看见那些过去被平均数遮蔽的人，看见财富分布的起伏、债务结构的压力、政策传导的岔路，以及现实世界并不平整的表面。本文原载于财新网。

哈佛大学的路德维格·斯特劳布（Ludwig Straub ）获得 2026 年克拉克奖，表面上看，是美国经济学界又一次把聚光灯打在一位年轻明星学者身上；但如果只把它理解成“又一位天才得奖”，反而低估了这次获奖的意义。

Straub 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他写了几篇强论文，而是他代表了一种正在改变宏观经济学问题意识和工作方式的新潮流。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宏观经济学热衷于描绘一个会为未来打算、会平滑消费、仿佛还能代表全社会行动的“平均人”。可一旦模型中只剩下“一个人”，它也就几乎注定难以真正看见现实世界中的贫富差距、资产多寡、债务压力和个体处境的参差。这样一来，收入分配、财富结构和不同家庭对政策的不同反应，往往不是被认真解释，而是在模型一开始就被压平。对这样的模型来说，世界像一张过于光滑的纸；可现实并不是纸，现实更像一块有褶皱、有厚薄、有折痕的织物。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Straub 的获奖值得被看作一件“方法论事件”。它提醒人们，宏观经济学正在越来越认真地承认，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不只是由“平均人”决定的，还取决于不同的人站在什么位置，手里有什么资产，背着多少债务，对风险有多脆弱，拿到一笔收入后会马上花掉，还是留到以后再花。过去被平均数遮蔽掉的差异，现在正重新回到理论中心。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变化，那就是 HANK。这个缩写听上去有点像人名，但它其实指的是一种新一代宏观模型。它的核心想法并不复杂：现实中的家庭并不一样，所以模型也不该假装他们都一样。Kaplan、Moll 和 Violante 的代表性论文正是沿着这个方向，系统展示了异质性家庭如何改变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更重要的是，HANK 不只是说“世界上有很多种人”，而是更进一步地说，这些人并不是三五类就能概括完的。

在技术上，这类模型往往把家庭看成一个连续分布。简单说，并不是模型里有“穷人、富人、中产”三类人就算完了，而是承认家庭在收入、财富、债务和流动性上的位置，像光谱一样连绵展开。于是，经济中的总消费、总储蓄、总风险承受能力，不再只是几个类型相加，而是要对整个人群分布进行加总。正因为如此，这类模型比老式宏观模型更能看见现实社会真正的层次感。所谓“世界的折叠”，说的正是这一点。

当然，思想上更贴近现实，并不意味着技术上就容易实现。很长时间里，经济学家并不是不知道现实中存在收入分化和家庭差异，而是很难把这么复杂的人群分布真正放进可运算、可估计、可用于政策分析的模型里。要让一个模型里不只有“一个人”，而是容纳一整片连续展开的人群分布，背后需要大量计算。某种意义上说，HANK 的崛起，不只是观念更新的产物，也是计算能力进步的产物。电脑更快了，算法更强了，整体算力上来了，许多以前“想得到但算不动”的模型，才开始真正进入主流研究视野。

Straub 与合作者在 Sequence-Space Jacobian 那篇重要论文中提出的方法，正是让这类模型更容易求解和估计的关键推进之一。这也是 Straub 特别值得写的一点。他不是最早打出 HANK 这面旗帜的人，但他是把这面旗帜真正变成可用工具的人之一。今天学界谈起 HANK，往往会先想到 Kaplan、Moll、Violante 那篇几乎已经成为路标的论文；但一条研究路线如果想真正改变一个学科，仅靠几篇有启发性的代表作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一套能被别人反复使用、反复检验、真正拿来分析现实问题的工具箱。Straub 的强项，恰恰在于他与合作者一道，把异质性主体宏观从一种“很重要但也很沉重”的研究方案，推进成了一套越来越可操作、越来越标准化的方法。

若借一个不太夸张的比喻，前人更多是在山里开路，而 Straub 这一代最出色的人，则是在把这条路修成真正能跑车的公路。一个学科的变化，往往不只是因为它产生了新想法，还因为它终于拥有了把新想法持续运转下去的机器。对今天的宏观经济学来说，HANK 背后的这套计算方法和数值工具，正越来越像这样的机器。它使得经济学家不必在“现实一点”和“算得动”之间反复妥协，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同时追求两者。

Straub 的另一项代表性贡献，是与 Auclert、Rognlie 等人一道，把财政政策的作用重新讲得更接近现实生活。过去人们常问，政府多花一点钱，为什么会带动经济增长？一个直观答案是，因为总有人会把这笔新增收入花出去。但真正重要的问题其实是：谁会花，什么时候花，花得有多快，又会持续多久？《The Intertemporal Keynesian Cross》最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它把这个问题从一句直觉，推进成一套可分析的动态框架。

这件事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多了一个新术语。它真正改变的是看问题的方式。过去很多讨论喜欢问“平均家庭会不会消费”，而这一路研究则提醒我们，政策的效果并不落在一个抽象的平均人身上，而是落在一整片分布之上。不同家庭会在不同时间、以不同速度把收入转化为消费。有人今天就花，有人分几个月慢慢花，有人即便拿到钱也先拿去填补债务缺口。于是，政策不是落在一张平面上，而是落在一块有褶皱的布上，接着沿着这些褶皱流动。

从这个角度看，Straub 获得克拉克奖的意义，并不只是“一个杰出年轻学者又多了一项荣誉”。对于计算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中更强调数值求解、异质性刻画与分布动态的那一支而言，今年的克拉克奖无疑也是一种鼓舞。它等于公开承认一件事：把模型做得更能容纳现实世界的参差，并不是技术旁枝，而正在成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主干。

但真正重要的也许不是停留在鼓舞本身，而是继续追问：宏观经济学还能走得更远吗？我想答案是可以，而且很可能会比许多人今天想象得更快。过去的计算能力提升，使宏观经济学开始有能力把更多异质性真正纳入模型；未来，随着算法继续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越来越深地介入求解、逼近、估计和模型构建，这门学科完全可能变得更加计算，也因此更加贴近现实。它可以容纳更多资产结构的差别，更多行为上的不对称，更多时间上的拖尾效应，更多原先因为“太复杂”而被提前删去的人群位置。

如果说过去的代表性个体模型更擅长“见自己”，看见的是一个逻辑干净、结构优雅的平均人；那么今天以 HANK 为代表的这一波进展，则开始让宏观经济学真正学会“见众生”。这并不意味着简化模型从此失去意义，也不意味着复杂就天然高明。它意味着的是另一件更重要的事：一门学科终于有了更强的工具，也因此有了更大的责任，去看见那些过去被平均数遮蔽的人，看见财富分布的起伏、债务结构的压力、政策传导的岔路，以及现实世界并不平整的表面。Straub 获奖的意义，正在于它让人们看到，宏观经济学不仅可以继续追求优雅，也可以开始更有能力地拥抱世界的折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