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楚国王室的内部斗争和宗法制度

一提春秋，很多人想到的就是齐桓公称霸、晋楚争雄。

可你要是细翻史书，会发现比诸侯国互殴更惨烈的，其实是楚国自家人打自家人。这个南方大国的崛起之路，几乎每一步都踩在血泊里——而且是自己人的血。

楚国先祖熊绎当年从周王室那儿只混到一个＂子爵＂，封地在今天湖北一带，穷乡僻壤，中原贵族根本瞧不起。

楚人窝着火，闷头苦干，一口气吞了周边几十个小国，硬是把自己从边陲小邦变成了南方巨头。可外头打得越凶，家里也就越乱。这股被压了几代的能量，对外是扩张的雄心，对内就是夺权的野心。

楚国内斗有个＂开山祖师＂，此人就是楚武王熊通。公元前740年前后，熊通的侄子蚡冒之子坐上了国君之位。熊通不服气，觉得自己更有本事，二话没说就动了手，把侄子杀了，自己当了家。

还嫌周天子封的＂子爵＂太寒碜，干脆给自己上了个＂王＂号——在当时诸侯国里，这属于头一个敢这么干的。

此举等于当面扇了周王室一巴掌。楚武王这一刀，砍出了一个强大的楚国，也砍出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在楚国，王位可以靠杀人抢。

要搞清楚楚国为啥老内斗，绕不开它那套宗法制度。周朝的宗法制讲究嫡长子继承，大宗小宗泾渭分明。

楚国虽然也学了这套东西，但由于地处偏远，天高皇帝远，执行起来随意得很。楚国贵族大致分两拨人：一拨是跟王室血缘近的＂公族＂，另一拨是关系远一些但在地方上有地盘有人马的大家族。

公族子弟通常能继承令尹、司马这类要职，本意是让宗亲替国君撑场面。麻烦就出在这里——这帮人手里攥着兵权与封地，哪天翅膀硬了，国君也不见得镇得住。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你找了一群保镖看家护院，结果保镖一个比一个壮，到头来谁听谁的可就说不准了。

拿若敖氏这个家族来说，问题就暴露得相当彻底。

若敖氏是楚国早期国君若敖的后裔，好几代人把持令尹大权，在朝中说一不二。

到了楚庄王在位时期——也就是公元前613年到公元前591年这段时间——若敖氏的族人斗越椒觉得自己够强了，公元前605年直接扯旗造反。

皋浒之战打得天昏地暗，楚庄王一度被逼得够呛。好在他最终还是扛住了，把叛军打得七零八落。《左传》里记载，若敖氏几乎遭到灭族，传了好几代的豪门望族，一朝覆灭。这场叛乱本该给楚国敲一记警钟：公族权力若不加管束，早晚出大事。

可楚国偏偏记吃不记打。再往前倒一倒，楚成王与太子商臣之间那档子事更离谱。公元前626年，太子商臣听到风声——父亲想废了自己，改立弟弟当继承人。

这位太子二话没说，带兵冲进宫里，逼楚成王自缢而死，随后自己坐上王位，史称楚穆王。

儿子杀亲爹夺王座，搁在中原那套礼义体系里，简直是滔天丑闻。但在楚国宫廷里，好像谁也没太惊讶。类似的事之前出过，之后还会接着出。

最有戏剧性的还得属楚灵王，公元前541年，担任令尹的公子围瞅准侄子楚郏敖病重的当口，亲手把人掐死了，自己登上了王位。

这位楚灵王上台之后穷兵黩武，大兴土木修章华台，搞得民怨沸腾。公元前529年，他的三个弟弟趁他出征在外，联合起来搞了一把政变，占了郢都。

楚灵王顿时成了孤家寡人，逃命路上想讨口饭吃都没人敢开门。最后走投无路，在一个叫申亥的人家里上吊自杀了。从杀侄子上位到被弟弟推翻，前后不过十二年，他的下场活脱脱就是楚国王室内斗的缩影。

这么多血淋淋的事件接连上演，根子上跟宗法制度执行不力脱不了干系。

楚国的王位继承名义上走嫡长子制，实际操作中，兄弟互相残杀、叔侄反目成仇的情况隔三岔五就来一回。

每个手里有兵有地的宗室子弟，都可能变成王位的觊觎者。中原各国虽说也出过弑君篡位的糟心事，但楚国的频率与烈度尤其突出。

它的贵族体系打一开始就没有一套像周礼那样严实的笼子把人关住。

到了春秋晚期，楚国朝廷多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楚平王在位那几年——公元前528年到公元前516年——虽然自己也闹出了抢太子建媳妇、逼走伍子胥的荒唐事，间接招来吴国大举伐楚的灭顶之灾，但楚国已经开始尝试起用非王族出身的人才来制衡公族势力。

这个思路到了战国初年更加明显。楚悼王（公元前401年至公元前381年在位）从卫国请来了吴起搞变法，核心目标只有一条：削贵族特权，把权力收到国君手里。改革效果立竿见影，楚国南平百越、北击三晋，声势一时无二。

可楚悼王公元前381年刚咽气，被压了多年的贵族们立刻疯了一般反扑。他们冲进灵堂，乱箭射向吴起。

《史记》里记载得很清楚，这帮人射箭的时候，箭矢甚至扎到了楚悼王的遗体上——宁可亵渎先君尸身，也要先把变法者干掉。吴起变法就此终结，楚国公族势力之根深蒂固，由此可见一斑。

我们今天回头再看这段往事，会觉得挺唏嘘。至不缺有眼光的改革者。

可它的贵族阶层把太多精力耗在了自家人身上，一代接一代地互相倾轧、互相消耗。宗法制度本来是维护秩序的工具，结果因为缺乏有效约束，反倒成了滋生内乱的土壤。

楚国拥有争霸天下的一切资本，却始终没能真正主导大局，这条贯穿数百年的内部裂缝，恐怕才是最致命的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