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为近几年拔白旗、反右倾时被错误批判处分的同志甄别平反。到当年8月底,全国已有600多万党员、干部和群众得到平反。曾担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曾彦修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他的朋友和同事们开始思考:曾彦修是否也应该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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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
1919年,曾彦修出生于四川宜宾,他1937年来到延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从事宣传工作。1954年,曾彦修出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相当于副部长级别。
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后,曾彦修作为人民出版社“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的组长,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上级要求必须揪出一定比例的“右派分子”。最终曾彦修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自己报了上去。
曾彦修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上面催要‘右派’名单了。五人小组急急议了几次,很难拟定。倒不是大家要划我的‘右派’,而是我不能不自报‘右派’。”曾彦修对其他四位小组成员说:“事情摆在这里,上报得用五人小组全体的名义。久无动静是上面在观察我,越拖事情越大,你们也会被拖进去……一旦一个‘反党集团’下来,整个单位就成粉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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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党内也有右派分子》为题,报道了“曾彦修蜕化变质了”的消息。不久以后,曾彦修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从高级干部变成了“右派分子”。据说,康生对曾彦修引用杜甫的诗句“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来提醒党在执政后要防止腐败特别反感,批示道:“单凭引用这两句诗,曾彦修就该划成右派。”
1962年,经过“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后,中共中央开始调整政策。在当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带头作了自我批评:“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全面调整和平反奠定了基础。
1962年六七月间,国家机关党委的两位干部来到人民出版社,要调阅曾彦修的档案,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周保昌接待了他们。这两位干部对周保昌说:“我们是奉刘少奇主席之命,来调查了解曾彦修的右派问题的,准备为他甄别平反。关于改正平反右派分子的问题,中央领导考虑在全国先找几个比较典型的人做试点,然后再铺开,曾彦修是其中的一个。这件事毛主席还不知道,所以你们要保密,千万不要外传。”
此后这两位干部多次来到人民出版社,他们不仅看了曾彦修的全部档案,还和周保昌交换过意见,曾彦修的平反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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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和他的《平生六记》
但在不久后的一天,这两位干部惊慌失措、气急败坏地跑到人民出版社,他们对周保昌说:“不得了,出大事了!准备平反右派的事不知怎么给毛主席知道了。毛主席听说后,一下子发了大火,暴跳如雷。毛主席周围的人还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过那么大的火,都吓得不知怎么办才好。”
这两位干部还说:“那天毛主席在他住的房间里怒气冲冲地来回走了好几圈,然后拿毛笔在一张旧报纸上写了七个大字:你们想要干什么。还在后面狠狠打了一个大问号。写完后气得把笔使劲摔到了地上,脸色难看极了,太可怕了。刘主席要我们立即停止一切有关活动,把外面办理此事的人赶紧都撤回来,就当完全没有这回事。”
最后这两位干部叮嘱周保昌:“甄别右派这件事绝对不能再提了,万一有人到你们这里来查问,就说是来一般问问曾彦修的情况的,没有提出过其他任何问题,不然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就要倒大霉了。”他们说完后就慌慌张张地走了。
为什么毛泽东要反对给曾彦修平反呢?因为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就已经对刘少奇窝着一肚子火了,大会代表的所有批评显然是直接对着他的,在大量事实面前,他被迫做了自我批评,受了不少气,但不好发作。当年3月,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这也是针对毛泽东的纠左行动。毛泽东虽然表面上隐忍了,但内心的怨气愤恨却愈来愈强烈,哪能容许刘少奇再为右派平反,他终于震怒了,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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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彦修才获得彻底平反,重新担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2015年3月3日,曾彦修去世,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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